看到题目先别反对，这不是我说的，虽然我也赞成，但是章学诚（实斋）说的。本文就要介绍他为何如此说。

章学诚，近百年来大走红运，深受史学界重视，“清代史学界之有章学诚，清代史学之光也。迄至今日，集中国史学大成之人物，惟有章氏当之无愧，章氏亦为中国唯一之史学思想家”（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是史学界标准的口吻。

但他真的是史学吗？哈哈，非也，大家都弄错了！

章学诚是“文史学”。其著作叫做《文史通义》，而非《史通》。仅知其为史学，非真能知章学诚者也。

他在近代倒了大楣，因被误读而爆享大名。甚至还有人夸他的重大贡献即在于区分文史、史学独立。但其实他是讲文史通义的。文史相通，其学乃是一种“文史学”。不了解他的文学观，就无法了解其史论，只从史学说，是绝不能懂他的。

一、文史通义

据章实斋自己描述：他在京从学于朱筠，主要是与邵晋涵等人练习写文章。后来实斋论文，谈文律、贵清真，又推崇邵晋涵祖父邵念鲁，均与此一经历有关。

邵是实斋最重要的朋友，实斋子即拜晋涵为师。二人论学，以论文始。厥后实斋亦以善文名，故邵氏于《文史通义》有按语称：“京师同仁素爱章氏文”。实斋亦以能文自喜，且以此规劝邵晋涵，惜其不文，曰：

君家念鲁先生有言：“文章有关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极，亦不妨作”。仆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遗言，不敢无所撰者，足下亦许以为且可矣。足下于文，漫不留意，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此非足下有疏于学，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也。足下博综，十倍于仆；用力之勤，亦十倍于仆，而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赅也。足下于斯，岂得无意乎？

他认为邵晋涵闻见虽博、用功虽勤，但不重视写文章，所以不能用自己的话把所知道的东西择精举要讲出来。

这样的批评，里面蕴涵了一个类似汉代王充的说法。王充认为经生跟文人不同，经生是述者，重在笺注诠释古人之言；文人能著作，自己立言，所以文人高于经生。章实斋也是如此，故说邵晋涵：“足下既疏《尔雅》，则于古今语言能通达矣。以足下之学，岂特解释人言，竟无自得于言者乎？”。

章实斋把他的著作定名为“文史通义”，又把这几封信收入《文史通义》，且区分注记与著作之不同，都与此有关。

《文史通义》中特录〈古文公式〉〈古文十弊〉等，又说：“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古文十弊），也都可见他重文之意。

可惜世之论实斋者，但云彼为史学而已，于其论文重文之旨，茫然未晓、漠焉不察。

实斋〈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曾自述平生志趣云：“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这一段，表明他以作史为志业，固无疑义。但应注意的是写史修志这些事，他是放在什么地位上看。

显然他是把写史修志跟替公卿做文书幕僚并为一谈，自我期许“以文章见用于世”的。写史修志，在此便成为文章之业。实斋持论，与其他史家颇为不同，正在于这样的认定。

因此，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无三代之文章，虽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

写史，光有事实没有用，主要是文字工夫。所以州县应“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文字记载皆有成法、公式，是作史的基础。最后笔削成史，亦非擅文章者不能办。

这样的讲法，不就是以史撰为文事吗？包括他论记载之成法、案牍之公式，也跟他论“文律”“古文公式”相似，史笔上的相关要求与想法，仍须经由其文学观去了解。

二、历史写作

实斋〈上朱大司马论文〉说：

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昔曹子建薄词赋，而欲采官庶实录，成一家言。韩退之鄙鸿辞，而欲求国家遗事，作唐一经。似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盖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学力所至，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为最难也。……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原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彷彿。

意思是说：文史可合，古文推源于《春秋》。文人应当要像曹植韩愈那样，不只以辞赋（即出于诗教的那一部分）为满足，更要能汲取于《春秋》，得属辞比事之法。

这一方面是重新把文学拉回到属于史学的阵营，谓其源除了《诗》以外亦出于《春秋》。一方面则是说史比词赋更高，文人应致力于史。另一方面，又界定了文学与史学相通之处，主要在叙事。

这几点，乃是实斋之学的重心所在。因为实斋论史，其实最重视的就是史文。

史文，一般史家都不在意，谓为书写的文字技巧而已。民国以来，实证史学、考史风气炽盛，更是只会考史而不重视写史，故一谈史学，就高谈史识、史料、史考等等，并以为实斋也是如此。实斋岂如是乎？请继续看下文：

故六经以还，著述之才，不尽于经解诸子诗赋文集，而尽于史学。凡百家之学，攻取而才见优者，入于史学而无不绌也。记事之法，有损无增，一字之增，是造伪也。往往有极意敷张，其事弗显，刊落浓辞，微文旁缀，而情状跃然，是贵得其意也。记言之法，增损无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当日意中之所有。或有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减省文句，而意转刻露者，是又以损为增，变化多端，不可笔墨罄也（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这是对写史的方法的讨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记事各有其笔法，怎样刊落浮辞、怎样删繁就简、怎样增损变化、怎样敷张旁缀，都是文字上的工夫。这种工夫，考史者不会注意，但像实斋这类强调作史“须成一家著述”的人却格外重视。甚至把写史比喻为天帝造化世界，陶钧镕裁，至为神妙：

工师之为巨室度材，比于爕理阴阳；名医之制方剂炮灸，通乎鬼神造化。史家诠于群言，亦若是焉已尔。……化而裁者，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古语不可入今，则当疏以达之；俚言不可杂言，则当温以润之；辞则必称其体；语则必肖其人；质野不可用文语，而猥鄙须删；急遽不可以为婉辞，而曲折仍见；文移须从公式，而案牍又不宜徇；骈丽不入史裁，而诏表亦岂可废？此皆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

这一大段，讲的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工夫，只不过其写作非虚构性的罢了。整个收集素材、裁融变化而出之的过程，与〈文赋〉《文心雕龙》所述者，适可相发。实斋于此，引杜甫为说，尤足以见其用意：

杜子美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史家点窜古今文字，必具天地为鑪、万物为铜、阴阳为炭、造化为工之意，而后可与言作述之妙。当其得心应手，实有东海扬帆，瞬息千里，乘风驭云，鞭霆掣电之奇；及遇根节蟠错，亦有五丁开山，咫尺险巇，左顾右睨，椎凿难施之困。非亲尝其境，难以喻此中之甘苦也。

对史家文字工夫的重视，莫甚于此。本此见解以论史，重文之语，自然极多。何炳松在〈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说：“章氏力主史学应离文学而独立，廓清数千年来文史合一之弊”，真是南辕北辙，完全说反了。

实斋云：“古人记言与记事之文，莫不有本。本于口耳之受授者，笔主于创，创则期于适如其事与言而已；本于竹帛之成文者，笔主于因，因则期于适如其文之指”。无论记言或记事，是创文还是因据文献，都需要文笔能够达旨适事，史学能脱离文学吗？历史写作不就是文学作品吗？在〈和州志列传总论〉中，他又说：

司马迁曰：“百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又曰：“不离古文者近是”。又曰：“择其言尤雅者”。“载籍极博，折衷六艺。《诗》《书》虽阙，虞夏可知”。然则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要使文成法立。……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组以成文，低昂时代，衡鉴士风，论世之学也。……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实斋此处所谓的“心裁”，正是《文心雕龙》所谓镕裁之裁。镕裁于心，故曰心裁。其引述司马迁语，专挑史迁谈立言之雅者说，更可以看出他的祈向所在。故特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和州志缺访列传序例〉说自己修志：“今用史氏通裁，特标列传。务取有文可诵，据实堪书”，亦是重文之旨。他在〈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中感慨：“官仪簿状、列表编年等，历官记数之书，每以无文而易亡”，则恰好呼应了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之说。

三、文章义法

谈写史，当然重文。重文，就会强调陶钧镕裁、神变无方，以此见史家为文之用心。但如此说，文章写作就变成天才的创造，一切断之于心。但实斋对此，仅是藉此说以示为文之神妙而已，真讲到作文写史，还必须经示人以规矩。这规矩，就是他所谓的史法、史例，或称为法度义例。必须要具有这些规矩绳墨，史文写作才有规范可言，才不会鄙倍伤雅。

心裁与史例，两相辅贰，历史写作，才有可观。既有文采，又不致于畔鄙无归或华而伤质。如〈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说：

书无家法，文不足观，易于散落也。唐宋以后，史法失传，特言乎马、班专门之业，不能复耳。若其纪表成规，志传旧例，历久不渝，等于科举程序、功令条例，虽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绳墨，粗就檃括；故事虽优劣不齐，短长互见，观者犹得操成格以衡笔削也。外志规矩荡然，体裁无准，摘比似类书、注记如簿册、质言似胥吏、文语若尺牍，观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

这就是讲史法的。实斋〈与邵二云论文书〉说：“不知者以谓文贵抒己所言，岂可以成法而律文心。殊不知规矩方圆，输般实有所不得已，即曰神明变化，初不外乎此也”，与此段论史法正相发明。史法，犹如“文律”，具有定式。

史家或文章家要如何明白这些定式呢？实斋认为须知学术之源流，此即彼所云校雠之法：

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校雠通义宗刘）

知古今学术之流别，文章才能知伦类、具规矩，各种文体的写作才能合乎义例。例如“论”体，原是先秦诸子立论之遗风，后来文人集中有论、说、辨、解各体，以及书牍题跋，都属于论这一体的派别，重在因事立言。诗赋之体，源于《诗经》，故后代诗赋溺于辞采，就非古史序诗之旨了（见〈和州文征序例〉）。

奏议，则是敷陈治道的文体，最为重要，所以应该像写史书以“本纪”开头那样，编文选也应列奏议为首，而不当如《文选》般以赋居先（永清县志文征序例）。

他批评《元文类》“条别未分，其于文学源流，鲜所论次”，又说《中州》《河汾》诸集，“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纪传杂文、全倣选文之体，列于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和州文征序例），也都基于这种重视源流的看法。

透过这种源流观，文史又通而为一。因为源流条别，正是历史的。作文、选文，均该具备源流观，即是说作文选文皆应具史义。作史时，对此等源流派别分合之故，更应注意，那就不用再说了。

文史因此而具规矩有成法之后，则要求神而明之、变而化之，此即实斋所谓“心裁”。

义存乎心，故于微芒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这是实斋论别识心裁第一个重点，他谈史识史德，即针对这一点而说。〈史德篇〉云：

史所贵执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心术正，则识见明，自然不会违道害义。这是史识，也是文德。〈文德篇〉呼应之曰：“凡为古文辞者，必敬必恕。知临文之不可无恕，则知文德矣”。文德既同乎史德，文史又通而为一了，所以〈文德〉继云：“古文辞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

论文章而强调心术，其言论便会正视一种超越文字辞藻层面的性质，认为写文章的人重要的不是修辞，而是作者的道德、见识或主张。

这些内涵，先于或重于文辞。实斋论文法文律时，谈的是修辞层面的事；此类论心裁别识之言论，着重的却正是才、学、识、意、德等这些属于内涵的东西。像〈言公上〉说：“作史贵知其意，非用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答问〉说：“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而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都是如此。运用本末、先后、内外等思维架构，界定文字修辞跟心术、才、学、识、意的关系。

在这方面，实斋其实非常像唐宋古文家。而若再把他谈文法史法那一部分合起来看，则他既讲法又讲义，岂不也甚似同时代的桐城派古文家吗？桐城派论“义法”，义谓言有物、法谓言有序，实斋之说，未能外之。

其不同者，在于实斋是把文章义法关联于史学上说。但桐城也未必就不论史学，其说多就《史记》揣摩研练而得，与实斋高举《春秋》，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固或有异，然义法通用于文章史乘则是一致的。

实斋真正立论独到之处，是把别识心裁的工夫，联类于《诗》《书》《易》。 《校雠通义》卷三〈汉志六艺〉更说：

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与《诗》相表里，其旨可自得于韩氏之《外传》。史家学《春秋》者，必深于《诗》，若司马迁百三十篇是也。

在单独说《春秋》时，实斋以《春秋》为“法度”与“心裁”兼合的典范。可是在并说五经时，《春秋》属辞比事之学，就主要代表着法度那一面，其神明变化、别识心裁者，辄当于《诗》《易》求之。《易》之象、《诗》之 比兴，与《春秋》的谨严、《周官》的法度相配合，才足以为史学写作的最高境界，故云：“史家法春秋者，必深于诗”。

四、自成一家

实斋如此通义文史、持论其实大异于一般史家。他论修志，特重艺文，曰：“州县志乘，艺文之篇，不可不熟议也”（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又欲“倣《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与志相辅（见外篇一〈方志主三书议〉）。凡此之类，均可见其重视艺文之意，认为在史书体制方面，文史可以互辅、交相裨益。

此为实斋特识之处。然论史志者对他这些讲法颇不谓然，如王闓运即云：

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方志体例甚详，然别立〈文征〉一门，未为史法。其词亦过辨求胜，要之以志为史，则得之矣。《诗》亡然后《春秋》作，此特假言耳。《春秋》岂可代《诗》乎？孟子受《春秋》，知其为天子之事，不可云王者微而孔子兴，故托云《诗》亡。而章氏入诗文于方志，岂不乖类！（《湘绮楼说诗》卷二）

此说着眼于文史之分，与实斋主张文史相通、文史相辅、文史交相裨益、诗与春秋并兼者异趣。

实斋同时史家，亦罕有如此取径者，大抵均就经史论分合，不由文史谈通义。例如钱大昕，以经合史，谓经史非二学：

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勗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廿二史札记序）。

而王鸣盛则认为经史有同有异，〈十七史商榷序〉说：

予束发好谈史；将冠，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摩研排缵。二纪余年，始悟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若夫异者则有矣：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论裴駰颜师古一辈乎？其当择善而从，无庸偏徇，固不待言矣。故曰异也。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

结论是经与史小异而大同。钱王两家，是乾隆年间治史的代表，以考史为主，如王鸣盛所言，考其典制、考其事迹、考其文字、音读、训诂。是以治经之法治史，故亦以尊经之说尊史，谓经史非二学，经史小异大同，以批判扬经抑史之习。这样的史学，是与当时的经学朴学风气相呼应的。

在这个时代风气中，章实斋显然是个异类。

他从文学的角度看，就觉得这批经史考证家都不懂文章：“近人不解文章，但言学问，而所谓学问者，乃是功力，非学问也。功力之与学，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今人误执古人功力，以为学问，毋怪学问之纷纷矣”（又与正甫论文）。

“近人不解文章，但言学问”，指的是时人只会整齐类比，考逸搜遗，而不能著述以成一家之言。著述才是史学，整齐类比、考逸搜遗，仅仅是史纂史考。

在这样的观念中，文章著述、史学其实是同一件事。文章最高的标准，就是史学。一般寻常文士的文章，到不了这个标准，故亦为他所批判：

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议著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礼典也（问答）。

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恐出之于己。……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识如郑樵而讥班史于孝武前多袭迁书，然则迁书集《尚书》《世本》《春秋》《国策》楚汉牒记，又何如哉？（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方志立三书仪）。

他认为古来《左》《国》《史》《汉》都符合“良史莫不工文”之旨，而为一代之鸿文。但中古以下，才艺之士，多舞文弄墨，“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不顾史事之正确与否，“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史德篇）若要上复古良史之体，为文章之正，则须辨明一般词章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有何不同。他主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是事，一是义。

“事”是说一般文人之文皆出于虚构想象，驰幽骋玄，史家则须征实：“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史家必须依据事实来写。

至于“义”，是说文人之文，只表现辞采之美观即可，史家著述之文则须中有所本，有立于文辞之先者。这个文章之义，前文已有说明。总之是应事有所本、义有所立的。持此标准以衡文士文集，遂多恶评，评方志史乘，亦辄谓其不符史着，仅成文士词章或短书脞录。

实斋之文史学，即因此而左不协于同时代的经史学，右不同于同时代的辞章学，拔戟独立，自成一队。他一再强调史学著述应成一家之言，可是他并未写成一部史着，倒是这个理论在当时同声者少，确实是成一家之言的。

五、浙东渊源

但在乾隆年间史学上独树一帜的章实斋，放在一个更大一点的视野中，却又并不孤独，可视为一个脉络发展中的小环节。

因为现在我们看清代学术，主要的焦点大抵都放在乾嘉朴学上。以这一点为基准，看清代学术，自然会以经学考证为中心。史学，就被视为经学发展以后继起的波潮，钱大昕王鸣盛等以治经之法治史，力矫尊抑史之风；章实斋云六经皆史，则折治经之风以入史途，故经学昌明之后，史学继盛。

如斯云云，是今人对清代学术史的基本描述。但若依章实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来看，此说所描绘的地图，颇不正确，未能穷源竟委，遂令家数不明矣。

论者忽略了：清代史学不是在乾嘉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乾隆年间，治经者也许会像钱大昕所说，颇有尊经抑史之见，但从整个大的时代社会看，治经或许才是新风气。在乾隆以前，大约二百年间，史学却是主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传记类二《今献备遗》中说：“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其以累朝人物汇辑成编者，如雷礼之《列卿记》、杨豫孙之《名臣琬琰录》、焦竑之《国史献征录》卷帙最为浩博”。

《明史例案》卷二〈横云史稿例议〉也说：“明代野史、杂记、小录、郡书、家史，不下数百种，然以编年纪事者多。求其帝纪列传，纂辑成集者绝少，惟郑晓之《吾学编》王世贞之《史料》、何乔新之《名山藏》，间备其体”。

它们评价明代史学，各有观点，但由他们的叙述中便不难发现：明代史学是极盛的，作史之风尤盛。

其间野史不下千家，足为世重者不下百家，如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弇洲史料》《嘉靖以来首辅传》《明野史汇》《皇明名臣琬琰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陈建的《皇明从信录》《皇明通鉴辑要》，邓元锡的《明书》、谈迁的《国榷》等等，均为治史者所称。

明清易代之际，史学更盛。张岱的《石匮藏书》《石匮书后集》、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吴梅村的《绥寇纪略》、查继佐的《罪惟录》、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温睿临的《南彊逸史》、傅维麟的《明书》等等，多不胜数。特别是明清易代沧桑之感，格外令人激生历史写作的意愿。

而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开设明史馆修明史，广征天下才彦修史，修到乾隆四年才正式进呈，其间又长达十九年。

讲乾嘉朴学的人，无不注意到乾隆修四库全书、设四库馆，对考证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却忽略了长达九十年的大规模修史活动会对学术产生什么影响，这不是很奇怪吗？

何况，在官方俢史之际，民间私修史书也未停止，庄廷陇、戴南山案，都跟修史有关，其风气不难想见。

在这个风气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黄宗羲的《明史案》《明儒学案》《明文海》，以及黄百家续成的《宋元学案》，下启全祖望乃至江藩的学术史写作，是大家都知道的。黄氏重史例，则下启万斯同。明史开馆，既以他的《明史案》为基础，又有万斯同、黄百家的参与，更时时咨询于他，他在整个史书修撰工作中居核心地位，亦无庸置疑。

而章学诚的学术，他自己即是溯源于浙东学派的。他本人对浙东史学或黄宗羲者多少了解，当然难说的很。因为他讲浙东浙西，是关联着博雅与专门、朱与陆而说的，谈到自己的史学，也并未与黄宗羲攀上关系。但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看，章实斋恰好接上黄宗羲这一路。

这一路，重点与乾嘉以后着重于史料纂辑和史考者不同，重在作史。作史须有文采，但又不仅止于有文采，故自王世贞以来，就批评：“《晋书》《南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可是既要修史，本身又不能不是文学家。王世贞、沈德符、张岱、吴梅村、钱牧斋、黄宗羲这些人就是榜样。这些文学家的史学观念，当然会与乾嘉以后那些只懂得讲史料考据者不同。

那些人，用章实斋的话来讲，就是：“今人不解文章，只知学问”。实斋的文史学，是不与之同调的。

可是，历史跟章学诚开了个玩笑。他被这批“不解文章，只知学问”的史学家拉进了史学阵营，并被拱为大宗师，顶礼膜拜。真是有冤也无处诉呀！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