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先秦史传文学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历史文学，是司马迁《史记》。《史记》突破了先秦史传以事为中心的编年体形式，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以成熟的传记文学开辟了我国历史文学的新纪元，为中国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系列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成功经验。继《史记》之后，另一部传记文学名著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这是一部“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以详赡的资料展现了西汉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各种人物的精神风貌。其文学性在总体上不及《史记》，但一些人物传记中的历史事件也描述得绘声绘色，历史人物刻画得也栩栩如生，如晁错、李陵、苏武等人的传记，人物形象鲜明而传神，其艺术性并不比《史记》人物传记逊色。从《汉书》开始，就出现了文学性减弱而史学性加强的倾向，这不仅因为班固的艺术才思不及司马迁，而且还因为奉旨修史束缚了班固艺术才能的充分发挥。东汉后来又出现的《东观汉记》，其文学性就越难与《史记》相比了。中国以后的史籍，大多数沿袭《汉书》的体例，但注重的是史料的收集与史实的考辨，而不是辞采的精美与感情的充沛，文学性逐渐降低，这也是历史著作发展的必然结果。能重视并继承史传文学传统的，首先是那些杂史杂传，其作者写作目的并不是为了修史，而是借史传的形式，向读者炫鬻奇闻异事，比起史传来，它淡化了纪实性而增强了虚构夸饰。

在《史记》之前，已有《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杂史杂传。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后，为杂史杂传提供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手段，于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文学色彩的杂史杂传，如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刘向的《列女传》、佚名的《汉武故事》、《蜀王本纪》等，其艺术特征已近乎小说。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韩愈、柳宗元的散传《圬者王乘福传》、《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和《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段太尉逸事状》等，从清新的文笔和鲜明的形象塑造，为传记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他文学名家如白居易、刘禹锡、李翱、李商隐等亦有佳作。这影响了宋代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如苏轼撰述的《司马温公行状》、朱熹的《张魏公行状》等，开了个人传记文学长篇之先河。明代市民传记兴起，自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等，描写更为细腻真切，更贴近生活。宋濂七十余篇小传性质的单篇传记，在展现多种人格模式上有新突破。清代传记以切中时弊，现实感强而独具特色，如顾炎武的《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生事》是宣扬民族情绪的反抗性传记文；邵长蘅的《阎典史传》是反映民族情绪的传统性传记文。清代桐城派传记文学呈现出精致，但传记文学总的处于停滞状态，清中叶后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等，均为流传后世的人物传记的名作。近现代中西方文化冲突交融背景下，传记文学以现代性内容和白话文形式有了质的飞跃。如梁启超改良派传记文，胡适的《四十自述》，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和《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