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冬的江城依旧温暖，一部大书带起城中文化热潮。“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湖北巡展9日在湖北省图书馆开展。

“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百科全书”“全书共11095册，22877卷，3亿7千万余字”“正本下落成迷、副本百存一二”“直接‘对话’14世纪前的中国”，对于《永乐大典》的介绍，往往解释一个问题同时引发更多关注。

奉皇帝之命编成的皇皇巨制，大部分时间束之高阁；汇集历代学者心血，正本却因战乱水火不存于世；飘零存世的副本拍卖市场上一叶（古籍的叶指筒子页，相当于今天的2页）价格相当于30叶宋版书，不识字的农家用它来夹花样。《永乐大典》本身已成传奇。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先后采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谢贵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著名作家、文史学家熊召政，希望拂去历史的烟尘，走近这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旷世宏编。

皇帝的书不用来读

作为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重抄于明嘉靖末期，共11,095册，22,877卷，3亿7千万余字，目录与凡例就有60卷，规模远超前代所有类书。但这部书并不用于普通阅读。

记者：《永乐大典》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谢贵安：《永乐大典》是一部类书，方便古人检索使用，容纳了明初以前各个学科门类的七八千种书。在没有电脑的时代，检索书籍非常困难。《永乐大典》把这些书的内容找出来，按照类别编撰，这样找起来就很方便。类书也有不同的编撰方法，《永乐大典》是按照韵书的韵目来编的，《永乐大典》的功能就像是一部超级大的词典。

记者：《永乐大典》编纂的经过是怎样的？

谢贵安：《永乐大典》的编修动议起于解缙。1388年他上书明太祖朱元璋，表示愿集儒士重新编写一部新类书以便检阅。但是明朝刚建国，事务繁多，修书之事未能启动。1398年，明太祖又命侍读唐愚士等人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因明太祖驾崩，修纂之事不了了之。直到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后，1403年指示解缙编修《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第一任主编解缙，他组织了140人修书，仅17个月就呈书给皇帝。永乐皇帝看后不满意，换了姚广孝主编。姚广孝组织了2196人修书，累计达到3000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一两万人。永乐五年（1407）定稿后，皇帝大为满意，亲自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书编成后，光书写誊录又用了整整一年，永乐六年（1408）定稿抄写完毕。

记者：《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类似吗？

谢贵安：人们常常会把《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放在一起作比较，其实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永乐大典》是把原来七八千种古籍的内容打散重新编撰的，所以，《永乐大典》的工作量非常巨大。而《四库全书》是丛书，按照同一个主题，把各种书完整地贴上同一个标签，原书的内容是不动的，比如七八千种书，按照经史子集贴上标签，统一抄写，统一编撰，就变成了丛书。

记者：《永乐大典》编辑方式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陈红彦：《永乐大典》与一般类书不同，《永乐大典》以《洪武正韵》（明初的重要韵书，以当时的共同语为基础，对明初读书音作出了规范）为纲，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注有音韵训释，每字下先注字音、释义，再列该字楷、篆、隶、草各类书体，最后分类汇辑各书中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词典故、杂艺等各项记载。凡单字注释、引文之书名、作者，皆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以“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排方法，将所辑图书，一字不易，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种“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的编纂方法，使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貌，赖此得以流传。

记者：目前存世的《永乐大典》均为明嘉靖末年重录的，为什么要重录大典？当时已有印刷术，为什么没有印刷？

陈红彦：《永乐大典》体量实在太大，以当时的能力，不可能刻版印刷。

《永乐大典》编成后只抄写一部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时，朱棣命令挑选文渊阁藏书100柜及《大典》运到北京，《大典》贮存于北京宫城内的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文渊阁失火，《大典》原稿及所藏图书付之一炬，藏于北京文楼的《大典》遂成为孤本。

《永乐大典》是奉皇命编的书，明朝277年、历16帝，只有两位皇帝翻看过《大典》。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录给太医院；嘉靖皇帝朱厚熜对《大典》倍加珍爱，常常在案头放数本《大典》，随时翻阅。

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嘉靖皇帝怕殃及存放大典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决定重录一部副本。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嘉靖皇帝任命高拱、瞿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嘉靖帝辞世时尚未完工，到次年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算完成，耗时5年。

记者：重录的《大典》副本和正本有区别吗？

陈红彦：重录有严格的规定，完全按照永乐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每人每天按规定誊抄三叶，每册结尾处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等衔名，张居正曾任分校官。

重录工作对书写水平有较高要求，通过“糊名考试”最终招收109位善书人负责抄写誊录。朝廷设置必要的服务设施和人员，如内府御用监调拨画匠、纸匠，顺天府专门提供上等的砚台、笔墨，惜薪司及工部供应取暖的木炭，光禄寺负责酒饭，翰林院支付书写人员“月米”，锦衣卫拨送巡禁，保障安全。

重录副本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暮出，每次领取大典正本必须登记，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他人代写。如有差错，必须重写，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还要“罪坐各官”。明代名臣徐阶在《世经堂集》里就记述了重录的严格要求，“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

承载华夏文脉风流

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原件，仅第一眼就夺人眼球，500年前的手抄书，朱墨灿然，高贵典雅。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曾裁取《大典》署名页空白处的纸赏赐臣下。而《大典》所记载的文献典籍更是“保存”了14世纪前的中国。

记者：《永乐大典》巡展正在湖北省图书馆举行，普通读者观展有哪些看点？

陈红彦：看到大典原件，首先就会感慨形式之美。50厘米高、30多厘米宽的大书，正文为端正整齐的楷书台阁体。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温润古雅。

书中各类插图用传统白描笔法绘制，形态生动逼真。全书缮写工整，绘制精美，是写本中的珍品。《大典》中的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纸质洁白柔韧，纵纹扯断如棉丝，故称“白棉纸”。

《大典》所用的徽州墨，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朱墨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每册《大典》末尾有重录官署名的那一页空余部分，称为余幅、幅余。因为“纸甚莹洁”，在《四库全书》开馆期间，乾隆帝曾让人截取这些余纸，用以赏赐馆臣。现存《大典》残本最后署名页除后来补录的外，均有被剪裁的痕迹。

记者：《永乐大典》为何被称为典册渊薮、佚书宝库？

张志清：《永乐大典》收录有上自先秦、下讫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典籍，且对所收文献甚少修改，堪称“典籍渊薮”。随着时光的流逝，诸多珍贵典籍相继亡佚，明万历年间重修《文渊阁书目》时，《永乐大典》所收之书已“十不存一”；清康熙年间修《一统志》时，所存更是“寥寥无几”。也正因此，《永乐大典》作为“佚书渊薮”的价值日益突显。自明代中期至今，历代学者的辑佚工作从未停止，特别是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达到高潮。

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以辑录《永乐大典》中“不常见之书”。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像《春秋会义》《直斋书录解题》《旧五代史》等典籍都是依靠这次辑出，才得以流传下来。当时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辑出的佚书385种，不仅种数多，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加之后世学者辑佚，共600余种。

其中有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诸帝各朝实录，史料价值极高。但元、明以后，传本湮没，后从《大典》录出原文，仍按原书卷数，勒成一编，才使二十四史无缺。为此乾隆皇帝非常高兴，特意作诗一首《题旧五代史八韵》。

记者：学界一个共识，如果《永乐大典》完全保存，今天我们就能直接“对话”14世纪前的中国。

张志清：确实如此。《永乐大典》的《凡例》有云：“是书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与凡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靡不收采……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谀词逸事，悉皆随字收载。”可见其搜辑资料之宏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所纳典籍基本保持了书籍的原始内容，极具版本价值。

2004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失传已久的全部方志900余种，其中宋元及其以前方志约180余种，明初方志700余种，记载了宋元及明初各地行政建置沿革、地理方位、城池坊乡、学校选举、田赋户口、仓廪铺舍、矿产土贡、宫室寺观、风土民情、名胜古迹、人物遗事、诗词文章等，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

《永乐大典》所收最多的是宋元及明初之书，有关宋元史料极为丰富，清代学者说:“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提到，他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在《永乐大典》上看到宋代兵器“神臂弓”的图画，很是惊讶。据《永乐大典》记载，“神臂弓”可以立在地上，扣动扳机，箭飞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铁甲，宋朝的军队用“神臂弓”来对付金兵很有效果。“神臂弓”的制作方法在元世祖的时候失传了，“神臂弓”的图画也最终随着《永乐大典》的消亡而消亡了。

文脉所系国运兴衰

如果把大地比作文化的沃土，书籍便是这片沃土上长出的庄稼。在电子读物问世之前，纸质书本的种类与拥有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高度的标尺。

记者：《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巡展中可看到复制件）,是明人孙敬为纪念自家堂屋落成而邀约朝中名臣所作。手卷汇集了明永、洪、宣三朝43位名宦的手书真迹，这件文物与《永乐大典》有何关联？

张志清：根据题赞者自署,我们发现其中多人都参与了《永乐大典》的编修，比如姚广孝、曾棨、杨士奇、周忱、胡俨等人，手卷末另有近代学者邓之诚、沈兼士、黄侃三人的题跋。《大典》编修、重录，明初至中期的著名文人几乎全部涉及其中，也给后人提供一个观察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视角。

我们通过《永乐大典》的际遇，看到一部典籍的编纂、收藏、流传、散失、毁灭，到重新的聚合，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强大了，大典编出来了。国家无力的时候，它就散失掉了。现在我们身处盛世，散失在世界各处的大典能够回来最好，我们也能用数字化的方式让它们重聚，让大典尽可能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即致力于大典的搜集与保护，先后入藏《永乐大典》224册（62册暂存台湾），现为《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藏家。《永乐大典》流传至今600年了，大典里传承的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

记者：作为巡展开幕主讲嘉宾，您用“幸何如之”表达见到《大典》副本原件的心情，还细致地比较了《永乐大典》与《太平御览》。

熊召政：能读到一本好的书，如同交了一个好朋友；看到一册善本书，犹如见了一个钦慕已久的古人，那一份欣喜难以言表。这次《永乐大典》湖北巡展，让我能有幸看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三册《永乐大典》副本原件。幸何如之！

《永乐大典》由明成祖朱棣倡修，《太平御览》由宋太宗赵光义倡修。论书的规模，《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之最，《太平御览》无法与它相比。这两个皇帝统治中国的时间，差不多隔了四个半世纪。客观地讲，这两个人入承大统的合法性都遭到诟病，但历史对这两个皇帝的评价都是正面肯定。但若是在文化建设上对这两个皇帝作一个比较，还是看得出差别。

宋建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的官方藏书全部运到京师汴梁城集中在三馆存放，这三馆是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赵光义登基后，又下诏到民间求书，凡献书者一律给赏。由于宋太祖与宋太宗两代皇帝的努力，三馆藏书达到了8万卷之多。从唐到宋，经历了五代十国70多年的分裂与战乱，大量的图书损毁。开创北宋的赵匡胤与赵光义兄弟二人，自觉承担起重建文化、拯救典籍的责任。赵光义当皇帝的第二年，就下诏利用三馆藏书编一套书，类书一千卷，名《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名《文苑英华》；小说一千卷，名《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名《神医普救》。他还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太平总类》。因为他的披阅，这部书被更名为《太平御览》。历代帝王中，像宋太宗这样倡修大书又读完大书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

朱棣编书的气派与眼光，都要比赵光义宏大。但这套书编成后，他是否认真阅读，或者择其要者而披览，史上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明代有一个经筵制度，就是请翰林院的儒臣们为皇帝讲解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治国理政的学问。这些儒臣们，也没有以《永乐大典》的藏书作为讲稿的底本。由此可见，《永乐大典》书是编成了，但其意不在于用，而在于藏。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明成祖与宋太宗之间的差别。

历朝历代的当政者，凡有作为的君主，一俟政权稳定，在文化上，都会做两件事，一是修史，二是编书。这是两个优秀的传统。赖此传统，我们的五千年的历史才有据可查，我们的文化根脉才绵延不绝。不为前朝修史，等于过河拆桥；不收藏典籍，就无法薪火传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竺佳怡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