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来自同一个小村落，是一门五兄弟。20世纪上半叶，他们成为“一钱（钱玄同）、二周（周树人、周作人）、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中的“五马”，成为北京大学学博功深的著名教授，在人文学术领域各领风骚。“百千鸿儒遍天下”，但一户“五马”亲兄弟和他们的成就，在北大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家族史中也是罕见的。

马氏兄弟的父亲

马海曙

马家兄弟来自浙江省宁波市，他们是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邱隘盛垫村马海曙的5个儿子。盛垫村很小，占地一平方公里，户籍在册人口仅600余人。

马氏族谱清晰地描画了这个世家大族来龙去脉和兴衰变迁。

鄞县邱隘盛垫马氏家族，乃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北宋末年南渡避乱，至明代永乐年间，马氏中一支子昌公入赘盛氏，遂定居于盛垫，成为该族始祖。马氏一族门庭曾在第三代贤庵公显赫，他官拜兵部尚书。但朝代更迭、世事沧桑，至19世纪中叶，马氏望族已趋没落。

这时，一位扭转家族局面的关键性人物出道了，他就是马海曙（1826—1895），族名有木。作为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马海曙也曾循规蹈矩地走科举之路，但几次应试之后，他反感教条僵化的八股文，竟冒天下读书人之大不韪，毅然投笔从商。这一转折，功成名就，利禄双收，还因此达成了年少时做官的梦想，成了宁波的一个知县。

马海曙不仅使家道复兴，门庭重振，更重要的是，他培养出了一群传承儒雅、而又富有民主主义色彩的马氏后代，在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各领风骚。

马海曙有9个儿子：长子马裕藩（1858—1929），字哲生，号攸珊，为侧室吴氏太夫人所生。其余8子均为续弦李氏（1860—1934，扬州人）所生，其中第三子、第八子早夭。有意思的是，在马海曙的众多儿子中，也只有马裕藩继续走传统的科举道路，官至甘肃省镇原县知县，诰授奉直大夫，赏戴花翎，在忠君爱国的传统仕途上，按部就班地走向人生终点。其余儿子中，二子马裕藻、四子马衡、五子马鉴、七子马准、九子马廉等兄弟5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任教，有“五马”之美称。另外，还有六子马权（1885—1926），成就相对略低，名声不大。

马氏五兄弟（左起：马廉、马鉴、马裕藻、马衡、马准）

马海曙因自己15岁当学徒，遂决心不让自己的儿子重蹈覆辙，他专门延请杭州一位名叫叶瀚（1861—1936）的先生到家中设馆（家庭教师），叶先生精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又留学日本，倾心维新，赞同革命，于是他不仅为马氏兄弟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也把他们带进了新的思想殿堂。

可惜，马海曙没有见到孩子的长大成人。1895年秋，马海曙以70岁之年，病逝于宝山县任上。随后，马家全家迁出县衙，返回故乡。那年，马裕藻17岁，马衡14岁，马鉴12岁，马权10岁，马准8岁，而在母亲怀中最小的是刚刚2岁的马廉。

看到孤儿寡母蹒跚回宁波时，没有谁会预料到，马氏兄弟五人在不久的将来，在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关口，各自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文化角色，他们的名字将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熠熠生辉，亦为江南世家平添一段传说。

文字学家、音韵学家马裕藻

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他在马氏兄弟中排行老二。受父亲影响，他较早的接触西学，并且促成两位弟弟——马衡、马鉴就读新式学校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1905年，浙江公费选派100名学生留学日本，马裕藻、陈徳馨夫妇双双入选，东渡日本。马裕藻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物理。其夫人陈徳馨则在日本女子大学学习博物。留学日本期间，马裕藻曾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学。

毕业后，马裕藻于1911年归国，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平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他与鲁迅、许寿棠、朱希祖等一起，提出以审定字音时使用的符号作为“注音字母”。此方案1918年由北洋政府颁布施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在介绍会议所接受的提议时，把马裕藻列为提议者的首位，可见他在筹划上述提议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国第一套汉字注音方案，在中国大陆一直使用了40多年，为汉字正音、传播国语、帮助识字，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该方案才被拼音字母方案代替；而在台湾省，该方案则一直沿用至今。

自1913年起，马裕藻任北大教授、国学门导师，兢兢业业；1920年至1934年，任国文系主任长达14年，被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马裕藻

他师承章太炎，对国学有精深的研究，学识渊博，且专于文字、音韵和训诂学，先后讲授国文预科、国学概要、中国古籍校读法、文字学等课程，作过“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等精彩的学术报告。马裕藻还任北大国学门委员会委员，以及《国学季刊》编委。

其间，马裕藻遵循蔡元培进步的办学思想，努力吸收革新精神和真才实学的学者（如鲁迅等人）来国文系任教，为北大的教育改革作了切实的努力。

他一贯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使他不仅是一位文字学、音韵学的专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和爱国学者。马裕藻与鲁迅过从甚密，《鲁迅日记》提及马裕藻及其家人的地方近200处。早年马裕藻也曾与周作人交好，但他卧病在床时，听闻周作人投敌叛国，就愤而拒不见之，可见民族气节何其凛然，在其身上，我们看到处在国家倾危之际知识分子的良知。

马裕藻的长女马珏，曾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最为知名的校花，甚至以美闻名北京学界。当时还流行一句话说，马裕藻对北大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北大生了个漂亮的女儿。话虽然有些刻薄，但也道出了马珏美貌的实情。1988年，马珏在回忆马裕藻时说：“父亲一生别无所好，唯喜购书、读书。我们家曾搬过两次，每次觅房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父亲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朱红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心意，藏书献给了北大图书馆。”

马裕藻的藏书于1946年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重要部分，共21000册，以文史类书籍为多。

金石学大师、考古学家马衡

马衡（1881—1955），谱名马裕茳，字叔平，号凡将斋主人，别号无咎，排行第四，“五马”中名气最大。

他与马鉴最为亲近，在清王朝的最末一次科举取士中，双双考中秀才。受推崇西学的维新运动影响，又在宁波开放境地中成长的兄弟俩，没去参加乡试，而是进入了南洋公学，1901年毕业。

他早年的学历并不显赫，既没上过名牌大学，也没有留洋镀金的经历。但他聪颖慧达，加之家学渊源以及自身努力，在金石、经史方面早已卓然成家。

毕业后，马衡与叶薇卿结婚，他的岳父是宁波帮中号称“五金大王”的叶澄衷。身为商界巨擘的女婿，马衡却书生本质，他抛弃富豪生活，毅然北上从事高等教育。

1918年至1931年．马衡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讲师、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考古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34年起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还担任过西泠印社社长。

马衡

随着考古学传入中国，并与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分庭抗争，金石学逐渐被纳入考古学之中。马衡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他在金石学上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成就，铸就了金石学的最高峰。马衡在北大教授金石学的笫四年，就出版了《中国金石学概要》，此后不断更新充实，这本书也成为金石学最后、最重要的理论作品。于是，马衡也被称为最后的金石学大师。

马衡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吸收现代考古学之长，注重考察文物出土地点，主动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他甫任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就主张“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发掘”，以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

1923年，北大成立“古物调查会”，马衡担任会长，计划“从调查人手，等经费稍有宽裕，即行组织发掘团，以近代科学的方法来发掘古迹”。他对青铜器研究、老姆台遗址发掘和“居延汉简”的发现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取证实物，附以图像，据此写成《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其研究文物制作制度的方法影响后代学者甚深。马衡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者和奠基人之一。

作为金石学大家，马衡很早就关注石鼓文的问题。1923年，马衡发表了《石鼓为秦刻石考》，揭开了“石鼓文”研究的帷幕。马衡力证石鼓文为秦国刻石，为学界视为共识，成了石鼓文研究的基本方向。马衡的著作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马叙伦、郭沫若、唐兰、童书业等学术大家都参与到“石鼓文”的研究讨论之中，甚至在《申报·文史周刊》和《中央日报·文物周刊》上多次论战，“石鼓”研究成为一时显学。

最值得一书的是，马衡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军阀孙殿英的东陵盗宝案，马衡是最早揭发者之一，他还亲自去东陵考证破坏情况，而此举差点给他带来生命危险。

1931年，日本侵华，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数千箱国宝在战火烽烟中，辗转东西南北，历尽艰难险阻，到抗战胜利竟传奇般地完璧归赵。身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可谓尽职尽责，功不可没。不仅如此，1955年马衡逝世，立遗嘱将自己毕生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金石拓本等珍贵文物全都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教育家、图书馆学家马鉴

马鉴（1883—1959），字季明，排行第五，曾就读南洋公学。

1915年，马鉴续弦，迎娶宁波同乡、沪上金融巨子郑松卿之女郑心如。次年，任教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计服务9年。按照学校惯例，可以获得赞助出国进修。1925年，马鉴审时度势，毅然决定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位42岁的“高龄”留学生，已是7个孩子的父亲，小儿子马临才一周岁。

1926年，马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即在燕京大学执教，任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前后达10年之久。1937年至1941年，他任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1942年至1945年，任成都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国文系主任，并于1944年至1945年任文学院院长。1946年至1951年，他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

马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马鉴课讲得好，受学生的爱戴。学生徐兆铺回忆道：“他讲得很有系统，将事情的背景，人物传略，地方的情形有条不紊的讲出来，引证各书中有关的段节，还告诉我们一些参考书籍。”

马鉴的师德也有口皆碑，有学生曾这样评价：“季明师为人温文忠厚，讲书及谈话时都是那么谦和，有彬彬君子之风；处事认真负责，对学生选课及学业上的种种问题，都悉心扶助，指导有方。我没有听说同学们对他有什么不满或怨言。看他坦然地周旋于本系数十位同事之中，情谊和洽，融曳一堂，就知道他具有深厚的修养，善于处人处事。”

马鉴一生教书，深知办好大学教育图书馆至关重要，对书籍爱之若命。他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对图书馆的建设付诸了很大心血。多方争取经费，有计划的选购图书，包括善本古籍。由于海外留学的背景，在图书编目上，他力主废弃旧有的编目系统，但又不同意完全照搬西方的方法，一直在思考适合现代中国图书馆的编目体系。马鉴的“老学斋” 个人藏书也颇丰。蔡元培曾为马鉴书写对联（系黄庭坚名句）：“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这既是对马鉴藏书真实的写照，也是对马鉴教书育人的嘉许和勉励。

1936年，马鉴南下香港，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努力扩大民族文化在这片殖民地的影响，使香港的文化风气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马鉴为人敦中温厚，在中文学院的改革中，他并没有一蹴而就地将原有的文学教学方式剔除，而是引导学生向新式文学研究的方法靠拢，这样既照顾了前清遗老的脸面，又成功实现了学术的范式转移。

马鉴的温良恭谦不是无原则的。马氏家族，向来明大义重气节。九一八事变爆发，马鉴与其他著名教授一起，组织成立“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救国会”，宣誓“以人格担保，不买日货”。两次捐款定制钢盔，亲自挑选钢盔样式，捐给前线。1942年香港沦陷时，有人受日军司令官指使，企图拉拢马鉴。他不仅自己巧妙脱身，回到大陆，而且还鼓励、帮助学生们回国投入抗日和继续学业。后来，儿子马豫在香港参加了“两航起义”，他坚决表示支持儿子回到祖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鉴又返回香港，直至1951年，年近70岁才从港大退休。协和近十年，燕京十余年，港大整十年，马鉴在三个学校种下的小树，都长成了参天大树，这也算是对马鉴先生最朴素的赞誉吧！

语言学家、民俗学家马准

马准（1887—1943）号本立、绳甫，他一度出家为僧，自称太玄。他文章署名常用太玄，因此，马太玄的名字反而见得更多些。

马准绝非一个热衷名利之人，甚至一度出家，生平都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参考的记述，只知道他1943年去世，年仅57岁，可能未婚，无子女记载。然而，马准的学术成绩如同浩野繁星，未举目时，四野无光，举目一望，却星耀生辉。

虽然马准和他的兄弟那样，学术发展之地在北京，但是他何时到北京，已经无法确认。据称，他初来北京，曾在故宫旁的京师图书馆工作了6年；1913年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教授文字学和目录学。

在章太炎追悼会合影，右起分别为马准、钱玄同、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朱希祖、沈兼士、朱镜宙

马准在音韵学上有非常杰出的贡献，1972年香港实用书局出版了由罗常培、容肇祖、丁山、董作宾、马太玄、陈钝6人有关切韵论文的专书《切韵研究论文集》，马准得以与罗常培、容肇祖等音韵学泰斗并称，可见其文章含金量之高。

1927年，马准应顾颉刚邀请，前往广州中山大学，负责图书馆工作。如今，中大校史也称赞他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他也撰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中山大学语历研究所周刊》、《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上，如《黄宗羲生平及其著作》、《万斯同之生平及其著述》、《关于姚文田〈说文考异〉稿本》、《本馆藏书志叙》。根据中大的校史资料，马准还与罗常培、丁山，共同负责语言学丛书的编辑工作，可见他在语言学上的造诣早为大家公认。

马准最突出的学术成就，乃是民间风俗的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民俗研究随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在全国较大规模地开展。马准与钱南扬、顾颉刚、冯贞群、谢云声、刘万章等一批专家学者，就为此深入实地，采集“梁祝”资料，考察“梁祝”古迹。

马准在宁波生活多年，对宁波西门外的梁祝庙很是熟悉，因此对梁祝庙和墓进行了调査，并对宁波的梁祝传说进行了系统规范的收集整理。以钱南扬、马准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对“梁祝”等民间传说进行了深入的查证、考察与研究后，进行了对照研究，最终得出“从浙江向北，而江苏安徽，而山东，而河北，折而向西，到甘肃”的故事流布结论，关键性地提出了梁祝故事发生于浙江宁波的说法，促成了“梁祝”文化最终花落宁波。

马准自己清心寡欲，断然没有争名夺利之心，但是这个结果，想必他也会对自己付出的桑梓之情，感到一丝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