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3日，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窝铺沟村，大部分民宅因为常年无人居住而荒废。）

近年来，自从一位博士“返乡笔记”在网络上爆红之后，关于“乡村衰败”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虽然个别地方的极端现象不能简单化地放大，但其背后暴露的农村发展困境却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8月1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5%，保守估计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在8000万人以上；农业就业人员比重将下降到20%左右；乡村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25.3%，约为1.24亿人。可以预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势必越来越突出。

近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专访时表示，乡村的边缘化甚至衰落，是由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快速发展和城市对乡村多种优势资源的吸附和不平等交换造成的，必须依靠一些非市场的力量，才能乡村衰落。

乡村文明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部分

中国慈善家：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土地抛荒、人烟罕至，乡村文明衰落。作为社会学家，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吗？

（2013年7月21日，石家庄，田间劳作的老农。）

王思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总体上说是有很大进步，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市场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正在把农村、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村抛向边缘。

我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还要靠深化改革、科技创新等，一个基本策略是靠城市化拉动，所以城市化发展较快。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并具有强大吸附能力的经济体系，农村的各种积极要素持续向城市流动，于是出现一些地方农村走向凋敝的现象。这也成为一些对农村发展有感情的知识分子的“乡愁”——农民会终结吗？我国5000年文明的根基要散失掉么？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我对此十分忧心。农村城市化是必然的，而农村凋敝不应该成为必然。中国的乡村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部分。我们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走城乡协调发展之路。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都是好的政策方向，问题是要真正落实。

中国慈善家：你是怎么理解乡村振兴的，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条件和路径是什么？

王思斌：乡村振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它对遏制农村走向凋敝、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当前国际环境和新冠疫情常态化下的“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是相对于“三农”问题严重，乡村地位不断被边缘化，甚至走向衰落而言的。乡村的边缘化甚至衰落，是由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快速发展和城市对乡村多种优势资源的吸附和不平等交换造成的。在市场化、城市化还在快速强势发展的情况下，必须靠一些非市场的力量，才能阻滞乡村衰落，进而走向振兴。在这里，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公共政策的完善和真正施行是重要的。

（2020年5月11日，山东省荣成市石岛管理区王连街道大汛姜家等五个村庄的暖心食堂同时开业。）

中国慈善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乡村文明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是否有复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王思斌：最发达国家的情况我们不好比，因为英美与我国的文化基础不同，现代化模式、国际环境也不相同。往近处看，日本、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实施过乡村振兴，都是在乡村发展受巨大冲击、同时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下启动的。

乡村振兴就要支持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农民生计发展，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倾斜扶持农业和农村，保护和维护农业文明及乡村文明。这些国家的许多农村已经现代化了，但是他们都建有农业、农民生活博物馆，以让年轻一代不忘掉历史，要留住“乡愁”，应该说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他们的城市化也很快、乡村文明的真正保持也面临挑战。

乡村振兴、复兴可能不意味着保住现在的乡村规模、农业份额、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是要在理性的市场化、城市化方向下，保持乡村与城市的相对平衡发展。让干农业有奔头、做农民有吸引力、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要保持优秀的文化传统，保护对人们在感情和理念上割舍不下和作为中华民族生存之根的乡村文明的尊敬和信仰。

社工人才扎根农村有实际困难

中国慈善家：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实施社会工作服务的现状如何？

王思斌：在走向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农业、农民、农村不断走向弱势地位。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社会工作也进入农村地区开展服务，解决农村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就我国来说，现在成建制的农村社工队伍主要在广东省和湖南省。

广东2016年底开始实行“社工双百计划”，即在200个乡镇街道各建立一个由5名专业社工运营的社会工作站，共有1000名专业社工。2019年开始又实行第二批“双百计划”，再招收1000名专业社工。这些社工主要在农村地区工作，家在附近，扎根基层，走村串户，服务民政对象和其他困难群体，服务广大村民，协助落实国家政策，协助基层民政服务工作，提升基本社会服务水平。

（2020年6月20日，贵州铜仁学院艺术学院学生正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黄土镇竹园村绘制脱贫攻坚墙画。）

湖南省从2019年也开始实行社会工作站覆盖乡镇项目，在全省各乡镇都建立一个以帮助做好民政工作为基本任务的社会工作站，其中有专业社工，而且要求非社工专业背景的都要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全国考试、获得社工师证书。民政部制定政策，引导社会工作机构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引导全国性社会组织重点支持“三区三州”基本上属于农村社会工作，但这些基本上是项目式的。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缓慢，一方面覆盖面小，另一方面服务不够深入。

中国慈善家：您在调研过程中，是否有社工机构服务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典型案例，这些做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哪些经验是可复制的？

王思斌：就现在的情况看，我国社会工作机构真正扎根农村的还是应该首推广东“双百”，其次是湖南。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由省民政厅出政策，由各级政府出资购买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服务主要以帮助民政对象和其他困难群体为主，直接服务于发展乡村经济的不多。湖南的做法更直接，明确社工机构首先要协助乡镇民政部门工作，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被放在第二位。当然，如果像湖南的项目计划那样，在几年之内实现社工专业化，开展专业化服务，也是一个的办法。或许广东的做法在发达地区可以参考，湖南的做法在中等发达省份可以尝试。现在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理念，只能像费孝通先生80年代所期望的社会学那样——“先有后好”。

中国慈善家：社工人才难以扎根农村的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和途径是什么？

王思斌：社会工作在农村难扎根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社会工作的服务资源的来源。在社会工作服务主要由政府出资购买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的政府财政显然不如城市地区，所以城市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先行一步。第二，城乡社会问题迫切性的比较。城市社会问题比农村社会问题更惹人关注、更容易酿成更大的问题。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时代，城市政府动员社会工作等社会力量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就是必然的。第三，社会工作人才使用政策。城市的就业条件好、发展前景广，再加上家庭生活的考虑，在城市培养出来的社工人才更愿在城市工作。所以，社工人才长期待在农村、扎根农村，有实际困难。

在我国，吸引城市社工人才扎根农村，要靠政策。广东和湖南是将本地的社工人才动员起来，或在工作中培养本地社工人才。这是我国发展乡村社会工作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