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 4期

略论《东都事略》的撰著

与整理价值

吴洪泽

王称因撰著《东都事略》而知名，但因王称事迹不显，加之《东都事略》传本错误较多，因此学界对该书重视不够，实为憾事。本文借撰著《东都事略笺证》之机，拟对《事略》的撰著及版本流传等问题，略作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一、《东都事略》的撰著过程

《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四一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二十六日载：“新知龙州王称所进《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计四十册，目录一册，付国史院。”又载其除直秘阁在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三月。《东都事略》卷首载洪迈荐表，末注：“三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王称除直秘阁。”与《会要》所载吻合，则《东都事略》成书在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以前，是确切无疑的。至于具体成书时间甚至著作权问题，则存在不同说法。

其一，《东都事略》为王赏所著。明陆应阳《广舆记》卷17载：“王赏，眉山人，撰《东都事略》一百三十五卷。”前人称《广舆记》多据《明一统志》删润，而《明一统志》卷71云：“王赏，当之弟。举进士，累官礼部侍郎兼直学士，忤秦桧意，出知利州。赏为文师苏轼，有《玉台集》。子称，学问该洽。初除直秘阁、知龙州，有美政。后为吏部郎中。尝撰《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陆氏云云，未知所据。考明嘉靖《四川总志》卷12《王赏传》全抄《明一统志》而成，仅末句改作“尝传《东都事略》一百二十卷”。曹学佺《蜀中广记》卷46《人物记·王赏》复抄《四川总志》，而末二句改作“历吏部郎中，著《东都事略》一百二十卷”。又于卷99《著作记》载王赏著“《玉台集》《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或据《明一统志》著录，而忽略“子称”二字，遂将王称所著误归之其父名下，大为疏略。至陈懋学《事言要玄》地集等，则径言“王赏，当弟，累礼侍，著《东都事略》”，可谓三人成虎。盖《明一统志》言王赏著《玉台集》、其子称著《东都事略》，并无错误，而《广舆记》《蜀中广记》诸书转抄篡改，滋生异说。源流既清，其误不辨自明。

其二，《东都事略》是王称“父子之业”。清王士祯《跋东都事略》（《带经堂集》卷91）云：“王称《东都事略》，淹贯有良史才，与曾子固《隆平集》颉颃上下。然《蜀志》载称父礼部侍郎赏著《玉台集》《东都事略》一百二十卷，则此书亦如迁、固之《史记》《汉书》本于谈、彪耶？但未得此书全本，不知果百二十卷否？称于父书之外，有所增益否？称亦不当没其父之名，掩为己有也。俟更考之。赏，眉山人。”王氏之说，盖因误信明嘉靖《四川总志》及《蜀中广记》所载而起，加之洪迈奏荐王称有“称之父赏，在绍兴中亦为实录修撰。称承其绪余，刻意史学”等语，《东都事略》卷首所载《除直秘阁告词》亦有“乃父习知今事，长于叙述，而能克绍先志，论次旧闻，裒上成编，有补太史”之言，遂谓子承父业，媲美前修。当代也有学者持此说，认为“他父亲已写成底本，由称稍加增益，而成定稿，最后并由他投进，所以后来便由称署名行世”①，支撑此说的证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事略》不计其数，实则所谓引用均见于注中，而其注尚引《宋史》等书，显非李焘原注，不足为凭②。而宋代洪迈、李心传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并无父子共著之说，则其说后出，且由文献传钞致误而起，自不足取信。

因此，我们认为《事略》为王称一人所编，纵贯全书95处史论均以“臣称曰”领起，已足以说明问题。且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王赏编撰《事略》的力证。上述二说，皆出后人杜撰，今略为梳理，不复深论。

其三，《事略》的史料来源，更值得探讨，可惜研究者寥寥。究其原因，应与南宋史学大家李心传的断语相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4论《续资治通鉴长编》《九朝通略》《东都事略》，于《事略》云：“（淳熙）十三年八月，又有知龙州王称亦献《东都事略》百三十卷于朝，洪内翰主之。明年春，除直秘阁。然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尤疏驳。”李氏直指《事略》取材于“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等经刊修之二手史料，且附益以“野史”，因此以“尤疏驳”作结，虽有鄙薄之意，但也指出了《事略》主要的史料来源。所谓“五朝史传”，《朝野杂记》没有明确记载，该书甲集卷10“史馆专官”条云：“神宗尝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乃命为史馆修撰，使专典领其事。子固所草，俱不当神宗意，书不克成。”陆游《老学庵笔记》卷3载：“元丰中，命曾巩独修《五朝国史》，责任甚重，然亦仅进《太祖纪敘论》一篇，纪亦未及进，而巩以忧去，史局遂废。”可见，曾巩所修《五朝国史》并未成书。后世刊行的曾巩《隆平集》，又称《五朝隆平集》，“是曾巩录自国史实录的一种修史资料汇编”③。自“己酉南渡，国史散佚，靡有孑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4），南宋绍兴初开始征集，“后八九年而国书始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在此背景下，作为修史副稿的《隆平集》初刊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在淳熙间又有姚宪刊本。《事略》所录史料同于《隆平集》者不乏其例，甚至沿袭其误者也比比皆是，足可证明《事略》曾参考《隆平集》，李氏所谓掇取“五朝史传”，很可能即指《隆平集》。

至于“四朝实录”中的神宗、哲宗《实录》，曾在绍兴年间重修，分别成于六年、八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4），《徽宗实录》成书于绍兴二十八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钦宗实录》成书于乾道四年（《宋史》卷164《职官志四），《事略》成书在后，掇取“四朝实录附传”之说也成立。至于附益野史资料，的确是《事略》的特点，洪迈《举王称及龚敦颐表》亦说“其非国史所载而得之于旁搜者居十之一”。所谓“旁搜者”自然不止“野史”，还包括墓铭行状等出自宋人文集的资料，如卷46《杜杞传》、卷48《曾致尧传》即据欧阳修《杜公墓志铭》《曾公神道碑》剪裁，而卷87《司马光传》摘抄苏轼《司马温公行状》，改动很少。不过，由于史学理念的差异，李氏认为“微以野史附益之，尤疏驳”，而洪氏则认为“皆信而有证，可以据依”。

此外，有学者认为李焘编《长编》，曾引用《事略》，经当代学者考证，此说已被否定；也有学者认为《长编》与《事略》各自成书，全不相涉。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王称是有机会参阅《长编》的。首先，《长编》成书在《事略》之前，其太祖至英宗五朝事上于乾道初，南宋淳熙十年（1183）进献全书。《事略》晚于《长编》3年进献，参考《长编》是完全可能的。《事略》中一些史料异于《宋史》而同于《长编》，虽存在同源实录的可能，但也不能说与《长编》全不相干。其次，丹棱李氏与青神王氏为世交，《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111载王赏《答李仁甫书》，对李焘《反正议》极为推赏，而对《汉监》略有异议，末云：“仆与尊丈厚善，而吾友见访请问之勤，故敢以告。”王称为王赏少子，醉心史学，完全有向李焘请益的可能。李焘尝著《续皇朝公卿百官表》90卷，“以司马光《百官表》未有继者，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踵而成书，其后《续资治通鉴长编》盖始于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事略》史源颇同此书，其本纪详载制诏及宰辅拜罢，起建隆迄靖康，似与李焘书颇多关联。

二、略论《东都事略》的影响与价值

《事略》在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成书之后，适逢洪迈继李焘续撰《四朝列传》而获采用，并举荐于朝，因之闻名于世。陈振孙认为：“其书《纪》《传》《附录》略具体，但无志耳。《附录》用《五代史》例也。淳熙中上其书，得直秘阁。其所纪太简略，未得为全善。”（《直斋书录解题》卷4）评介尚称公允。不过，南宋人对此书批评居多，李心传云：“仁父修《四朝列传》，垂就而卒。上命景卢续成之。景卢笔削旧史，乃无完篇，盖素不相乐也。于是上促进书甚急，而新书未毕。王称季平以《东都事略》来献，遂取用焉。或者但见新书疏略舛误甚多，而不知仓卒之间，不暇考择也。书成进御，景卢援季平于朝，得直秘阁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9）是谓洪迈新修《四朝列传》取用《事略》，“不暇考择”，因而“疏略舛误甚多”，与卷4所称《事略》“尤疏驳”大抵相同。赵希弁也认为《事略》中“疏驳甚多”（《郡斋读书志》卷5上《附志》）。王明清《挥麈后录》、李心传《旧闻证误》、岳珂《桯史》等书中尚有辨正《事略》记事之误数条。

《朱子语类》卷130记朱熹评论云：“先生看《东都事略》，文蔚问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说得个影子。适间偶看《陈无己传》，他好处都不载。’问曰：‘他好处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见章子厚，不著赵挺之绵袄。傅钦之闻其贫甚，怀银子见他，欲以赒之，坐间，听他议论，遂不敢出银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载。如《黄鲁直传》，鲁直亦自有好处，亦不曾载得。’文蔚问：‘鲁直好在甚处？’曰：‘他亦孝友。’”这段文字反映了朱熹和王称在学术见解和史学思想上的差异，王称旨在以史为鉴，总结北宋亡国教训，故叙事不求“全善”，带有略事重论的特征。李心传推崇《续资治通鉴长编》，述史尚繁，故指斥《事略》“疏略”，正如何忠礼先生所说“既有门户之见，亦有一定的史学环境———这就是与当时修史务求卷帙浩繁、内容详博的风气有关”①。因此，宋末王应麟在《玉海》卷46《淳熙东都事略》中转述李心传语，至“以野史附益之”止，特意略去“尤疏略”三字，盖不无所见。在上述对话中，朱熹站在道学家的立场，指斥《事略》诸多漏略，自然也免不了门户之见。

至元代，刘因称“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实录，宋事纂录甚多，而《东都事略》最为详备”（《静修集》续集卷3《叙学》）。因此官修《宋史》，于《事略》多有借鉴，但出于维护道学的目的，史臣“故意贬低王称在史学上的地位 ，不给他立传”②，《事略》的价值在元代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随着时代迁移，宋修国史、实录渐致亡佚，《事略》在明清之际，方为人所重。明王禕撰《国朝名臣传》，自序称：“辄用正史之体，仿宋《东都事略》而为之，其文虽不能驰骋，而辞则质；其事虽不能该博，而实则真，于是一代之人物可概见矣。”（《王忠文集》卷5《国朝名臣传序》）清钱谦益说：“河南王损仲数为余言，《东都事略》于宋史家为优……余观作者之意，可谓专勤矣，贯穿一百六十余年，为北宋一代之史，以事在本朝，故孙而称《事略》云尔。其书简质有体要，视新史不啻过之。《本纪》载诏制之辞，与《朱勔传》载《华阳宫记》之类，尤为有识，信损仲之知言也。《本纪》最佳，《列传》佳者几十之五，亦多错互可议。世有欧阳公笔削宋事以附《五代史记》之后，则是书亦《宋史》之世本外传也。”（《牧斋初学集》卷85《书东都事略后》）对《事略》评价极高。

王士祯亦谓“王称《东都事略》淹贯有良史才，与曾子固《隆平集》颉颃上下”（《带经堂集》卷91《跋东都事略》）。汪琬称“其词质而不俚，繁而不薉，至于蔡京、王黼诸传，则又约略《史记·封禅》《平准》诸体，杂议论于叙事之中，尤能推原祸乱所自始。流连反覆，三致意焉，此其文章，恐亦未可尽没也。元脱脱修《史》，大率采取于此，而中间用他书增补者，又不啻十之三四”（《尧峰文钞》卷25《校正东都事略前序》），并著《东都事略跋》3卷，以增补考订其事。

《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事略》“叙事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如康保裔不列于《忠义》，张方平、王拱辰不讳其瑕疵，皆具史识。熙宁之启衅、元符之绍述，尤三致意焉。《朱勔传》后附载僧祖秀《艮岳记》，盖仿《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附载文集目录及陈寿进表之例，虽非史法，亦足资考证。而南宋诸人，乃多不满其书，盖偁闭门著述，不入讲学之宗派，党同伐异，势所必然，未可据为定论也”，又称“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偁与李焘、李心传之书，固宜为考《宋史》者所宝贵矣”③，此论堪称允当。叙事简明，议论平允，史识不凡，可资考证，的确是《事略》的特点和价值所在。

自明中叶以来，由于不满《宋史》“潦草牵率”，治史者多欲重编，其中流传至今者有明柯维骐《宋史新编》。朱彝尊《书柯氏宋史新编后》（《曝书亭集》卷45）云：“先是，揭阳王昂撰《宋史补》，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质》，皆略焉不详，至柯氏而体稍备。其后临川汤显祖义仍、祥符王维俭损仲、吉水刘同升孝则咸有事改修，汤、刘稿尚未定，损仲《宋史记》沉于汴水，予从吴兴潘氏钞得仅存。”改修诸编于北宋史多取《隆平集》与《事略》，与《宋史》相互质证考订。邵晋涵尝取《事略》与《宋史》对勘，“核其详略异同，先成《考异》一书，为将来作《宋志》稿本”（《南江诗文钞》卷8《与朱笥河学士书》）。于此可见《事略》在修史、订史中的重要价值。此外，明钱士升刊削《宋史》为《南宋书》68卷，亦有补续《东都事略》之意；邵晋涵听从钱大昕的意见续修《南都事略》，更受《东都事略》的直接影响，可惜未完稿。其后臧寿恭“仿王禹偁（按：当作‘王称’）氏《东都事略》，为《南都事略》若干卷，其体例则钱大昕氏以授邵晉涵氏，而未卒业者也”（《国朝文汇》丁卷卷13杨岘《臧先生述》）。臧氏之书，虽未见传世。但《事略》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近现代以来，对《事略》之研究与整理稍显薄弱，但仍不乏卓有贡献者，尤以何忠礼先生与舒仁辉先生为代表①。

三、《东都事略》版本流传

《事略》最初由眉山程舍人宅刻于宋光宗绍熙年间，故该书避光宗讳，于“敦”“惇”字均缺末笔，而直书“扩”字，不避宁宗讳。但刻成后不过十来年，即遭遇嘉泰二年禁私史，与《长编》等私家撰史下史官考订，“不许刊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故《事略》在宋仅此一刻，即初刻本。由于刻印仓促，疏于校对，不仅刻字多误，而且多俗体字、简写字，与王称喜用古字的风格颇不统一，此刻难称精良。但作为祖本，其价值远非后出诸钞本、刻本可比。《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卷5上《附志》、《直斋书录解题》卷4著录《东都事略》当即此本，而《宋史·艺文志》不见著录。明代《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国史经籍志》卷3、《淡生堂藏书目》卷4、《万卷堂书目》卷2均著录《东都事略》130卷，或即此刻本。至清代，此刻本已罕见，以述古堂藏本最知名。据日本学者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记载，此刻本现存大略有3部，分别为台湾图书馆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所珍藏。其中宫内厅书陵部藏本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收入安平秋等主编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第四辑。该藏本并非足本，其中多有钞配，静嘉堂藏本也有配补，而台湾图书馆所藏则为全本，弥足珍贵。该本半页12页，行24字，左右双栏，黑口， 双鱼尾， 上方记大小字数，下方记刻工名。目录后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 已申上司， 不许覆板”双行木记。是本曾经近人张乃熊收藏，有张氏手书题记， 钤有“望征”“菦伯”“择是居”“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张钧衡印”“石铭收藏”“石铭祕笈”“菦圃收藏”“张泽湖印”“吴兴张氏适园收藏图书”等收藏印记。

台湾图书馆还藏有无名氏覆宋刻本，行款格式一仍宋本，甚至卷1首页中缝下方之刻工“高大全”名也一仍其旧。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曾在东山徐复庵处”“文锦堂藏书”等印记。此本虽号称覆宋刻，其实剜改较多，虽于宋本有所是正，但错者亦复不少，故备受后人指责。清钱绮、缪荃孙均对此本撰有校勘记（校记稿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张钧衡取二书汇刊入《适园丛书》。曾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覆刻本《东都事略》，又据《适园丛书》影印二书，附载其后，一并收入《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文海本影印较早，嘉惠学林，故流传较广。

缪氏校勘所据“旧钞九行二十字本”，核其所列诸后妃传，大抵抄自《宋史·后妃传》，文字小有异同；而二篇《传赞》亦疑为抄手臆改，或意在补注《事略》，并非王称原本所有。至所云“五松阁仿刻”本，当即“清五松室仿宋刻本”，今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多有收藏，盖即据覆宋本翻印者，与国家图书馆所藏之振鹭堂影宋刻本、台湾故宮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清苏州宝华堂覆宋本，如出一辙，仅改换堂号而已，其印次甚至晚于无名氏覆宋本。

振鹭堂影刻本，扉页题“宋王季平先生著”“振鹭堂藏板”，核其行款，与无名氏覆刻宋本无异，盖同刻而翻印者，藏书目或题为“影宋刻本”，似不确。国家图书馆藏本有吴骞题跋云：“丁酉之秋，偶从贡院前书肆收得影宋钞本，虽亥豕间或不免，然视翻刻之妄改错误，则犹是中郎之虎贲也。适从知不足主人借得是本，因属朱君允达彼此互校而还之。”丁酉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是本经朱允达“依拜经楼吴氏影宋钞本校”，所校改处多与宋刻本合，如洪迈札子“匮”作“鐀”，“猬琑”作“嵬锁”，“■”作“邪”。偶有不合者，如王称上表“心日驰于魏阙”，校云“驰”，旧钞作“悬”，而宋刻本亦作“驰”。总体来看，朱允达校本继承覆宋本订正宋刻本之优点，又将覆宋本误改之处予以回改，在《事略》诸本中，堪称佳本。

清乾隆六十年（1795），席氏扫叶山房据覆宋本刻入《宋辽金元别史》丛书，半页12行，行24字，有清乾隆乙卯（1795）席世臣自序，当据覆宋本重刊。钱绮谓其“照已剜改之本重刊者，谬误更多，不足取证”。此本国内有南京、上海及国家图书馆等多家收藏，而在日本藏品则多达数十部。日本弘化三年（1846），日本武藏忍藩进修馆据扫叶山房本重刊，有忍城主源忠国序。日本嘉永二年（1849），又有江户须原屋茂兵卫等重印本，可见《事略》在域外之影响。王炎主编《域外刻本古史要籍选刊》收有进修馆刊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影印出版。清光绪九年（1883），淮南书局据五松阁覆宋本重刊，版式悉仿眉山程氏原刻，目录后之版权牌记亦同，唯换版心刻工姓名，各地图书馆多有收藏。

除刊本外，《事略》手钞本亦复不少。国家图书馆藏有9行20字、11行18字两种明抄残本，又藏有清初平庵抄9行17字本，以及翕同和跋12行24字钞本等。台湾图书馆藏旧钞本，每半页12行24字，钤有“杨晉”“紫鹤”收藏印，有朱笔点校，多是校订误抄字。卷首王称上表“驰”正作“悬”，疑与朱允达所据“拜经楼吴氏影宋钞本”同源。而卷66至卷73、卷113至卷130系钞配，每半页9行17字，仍有朱笔校订。清修《四库全书》，据浙江孙仰曾家藏本钞录，有学者称四库本最佳。该本于覆宋本之误时有订正，然沿袭其误改宋本之例亦不少，可见孙仰曾家藏本亦即覆宋本。该本对丑化少数民族之“虏”“夷狄”等字予以改换，以及大改人名音译用字及避清讳等，导致与原本文字颇多差异，难以称善。

齐鲁书社于2000年出版《二十五别史》，收入孙言诚、崔国光点校本《东都事略》，系迄今为止唯一的标点本。该书以振鹭堂覆翻印本为底本，予以分段、标点，对个别误字有所订正，而绝大多数原刻之误则悉仍其旧。

综上所述，无论是原刻初印之宋眉山程氏本，还是覆宋系列刻印本与钞本及标点本，均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事略》原书之误订正不足，亟待校勘、校正、校注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