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

近日，教育部高校历史学教指委委员齐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围绕历史学教材的建设规划进行了深入研讨。期间，《师说》栏目专访了历史学教指委副主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章清。

谈及历史学人才培养，章老师指出，史学人才的培养门槛较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流人才的培养首先应在生源方面有所突破。在招生环节，我们要努力把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优秀学生招进来，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做进一步的人才筛选，把好人才质量关。他强调，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的本职工作，是否全身心投入人才培养，影响很大。作为一名教师，要做到因材施教、用对方法，须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如何 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一是如何 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研究能力的培养。他建议，岳麓书院应利用自身的优势，拓展途径，既可以考虑在中学发掘一些对文史哲感兴趣的好苗子，也可以在大学阶段 设计8—10年的人才培养计划。同时，书院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学术资源，包括与海内外其他高校开展更多交流与合作，提升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今天对史学人才的培养，除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之外，还需要了解其他文化。晚清士人已有这样的见识： “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如何使学生能够 打通古今、会通中西，立足于文明的交流与对话，重新认识并思考传统文化，这或许也是书院教育需要考虑的。

教师

章清

章清，男，1964年出生于四川泸州，1982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1989年获硕士学位，1998年获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指委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

立足学科，抓好史学专业人才质量提升

章老师好，对当前国内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您怎么看？

从2012年开始，历史学分出了三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成为三个一级学科以后，也就意味着各个一级学科都要考虑如何按一级学科的标准和要求培养专门人才。相应的，也需要进一步规划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各个阶段的学习，课程体系、培养方案等都需要围绕这三个一级学科展开，这是历史学分出三个一级学科以后所面临的基本态势。不过，多少有些复杂的是，本科的招生，大多数学校还是按照“历史学”进行，一些学校增加了世界史、考古学等专业，而中国史并不在专业目录中。

恰好是本届“教指委”成立时，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明确本科教育居于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要求抓好本科生的质量培养。围绕“一流本科”建设、“拔尖人才”计划，各个学校也纷纷出台各种举措以强化对本科生的培养，尤其是在质量环节提出了较高要求。这表明对于本科人才的培养，方方面面都在努力。我想强调的是，不同类型的学校差异性很明显，在加强各专业基础训练的同时，需要根据学校的不同，规划人才培养方案。比如师范院校，需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中学老师，其培养方案就应该与综合性大学有所区别。

根据历史学教指委的规划设计，围绕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会有哪些动作？

这些年来，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教指委”)的主要工作，即围绕提升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展开： 一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制定历史学人才评价标准，进行专业认证；二是通过召开各种工作会议及一年一度的院长系主任联系会议，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分享各院系的办学经验。下一步，教指委还将通过完善联席会议及工作报告制度、举办全国教学成果奖项目经验交流会、开展师范类高校史学教育的专题研讨、创设史学与数字人文资源建设工作坊等工作，助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动高水平历史学教育体系的建设。

岳麓书院历史学一流人才培养专家座谈会

在“生源”与“师资”上重点突破

关于历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培养特色，请分享一下您所在高校的宝贵经验。

我从留校开始，做过多年辅导员、班级导师、专任教师，每年为本科生开设《史学导论》等课程，后来还作为历史学系副主任，主管过本科的教学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确实积累了一些如何培养历史学专业人才的经验。我个人有两点想分享： 第一，生源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努力把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优秀学生招进来。复旦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办过“文科基地班”，后来又面向中学生举办“博雅杯”，这些都是为了招收一批对人文基础学科有浓厚兴趣的学生。 第二，要努力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确保学生在学习上花更多时间。学生进入大学以后，首先接受的是基础知识的训练，应尽量安排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担任《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基础课程的讲授，以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我记得当时我是力主由教授担任基础课的教学工作，并非对年轻人不信任，而是在当下的学科制度下，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其知识面是难以承担“通史”类课程的教学工作的。当然，最基本的，还是怎样使教师和学生投入更多的时间到教与学。学校应制定相应的制度，以 确保教师不只是专注于发表论著，还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教学上。学生投入更多的时间学习，也才能按照史学的专业要求，逐步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与研究能力。

人文科学试验班课堂

好老师可以成为学生信任的朋友

作为一名高等教育工作者，您认为自己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对大学生尤其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的人生规划，您有何建议？

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自是最重要的本职工作。而且，这项工作不只是针对学生进行单纯的专业训练，还要担当好“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对学生在成长中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应该尽心尽力去关心。学生进入大学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困惑，会遭遇人生中的诸多难题，这些都需要教师的悉心引导。我担任教师以后，每讲授一门课，都会安排课外的时间与学生沟通。就我的体会来看，除了与专业学习有关的问题外，沟通的内容很多已经超越了专业本身，往往涉及学生成长中其他方面的问题。

对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还需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问题。 一则需要应对学生专业学习与就业选择的差异。基础学科培养的学生，将来确实只有少数才会从事专业研究，这往往成为影响学生投入专业学习的重要因素。面对这样的情况，教师有必要让学生了解，这个学科给予大家的专业训练，涉及多方面能力的培养，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产生影响。 二则需要让学生获得学习上的“成就感”。史学专业的门槛较高，这就意味着在学习过程中不容易产生成就感，甚至不容易在较短的时间看到学习成效。教师作为学生成长的见证者，或许更容易发现学生的改变，故此也有必要让学生充分了解在专业学习的每一步，他们都在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而且，读书也好，撰写论文也好，“过程比结果重要” 。三则可以为不同学生树立不同的“榜样”。现在的学生，在成长中面对太多不确定性，往往难以抉择，甚至消极对待各种要求，似乎什么都不能做。我和学生交流，感受最深的是学生总是以各种理由“不做什么”。而教师所处位置的特殊性，是我们培养了很多不同的学生，或许可以之前培养的一些学生为“榜样”，鼓励学生能够“做什么”。

本科生导师制应建立在合理的师生配比基础上

岳麓书院自2009年开始招收历史学专业本科生，目前已经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在本科阶段，书院从2009年起就实施了有书院特色的本科生导师制，为每个本科生配备了学业导师、班导师、学术兴趣导师、生活导师等四个不同层次的导师，注重师生互动，强调德行、知识与能力并重。您如何看待为本科生配备导师的意义？从您了解的情况看，要真正落实本科生导师制，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对导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在接通传统教育与当代教育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岳麓书院实施的颇具特色的本科生导师制，我也有所耳闻。书院为每位本科生配备了四种导师：学业导师、班导师、学术兴趣导师、生活导师，这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岳麓书院具有独特优势与丰富资源，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种导师的分工看似明确，实际上并不一定要做到泾渭分明，还是需要良好的协调与配合。而且，对于这样一种新型的交流与学习方式，教师与学生是否适应，还是问题，需要师生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氛围，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可以肯定的是， 真正落实本科生导师制，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师生比”问题。本科生导师制的前提，一定要看导师与学生配比的具体情况。如果不具备师生比合理均衡的条件，导师制也难以执行并延续。同时，不同导师侧重点不同，也意味着对导师的需求或许更多。而且，关键还是导师是否能投入更多精力。研究生有明确的导师，但同样是导师，是否对学生细心指导，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差别也很大。我的想法是，国内高校 在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基础上，应尽量解决师资体量、制度保障、办学规模等方面的制约，建立适合自身办学特色和发展路径的“本科生导师制”，深入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

书院新生入学礼

发掘一些对文史哲感兴趣的好苗子

您对岳麓书院的整体印象如何？对于她至今仍然作为“活的书院”存在，并承担着湖南大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您怎么看？

前些年，我来过岳麓书院，受到很大触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任何来岳麓书院的人，或许都会对岳麓书院大门前的这副对联，留下深刻印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 今天的岳麓书院仍承担着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学术科研与文化传播等多项重要使命，可以说是一座“活着的书院”。这次岳麓书院主办历史学类教指委会议，有更多老师来到这里，大家差不多都有同样的感受：就办学基础、办学条件来说，国内很少有学校具备这样的独特优势。

通过与书院老师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岳麓书院在人才培养上这些年做出的有益尝试。关于人才培养，我的想法是，岳麓书院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拓展途径，既可以考虑 在中学发掘一些对文史哲感兴趣的好苗子，也可以在大学阶段设计8—10年的人才培养计划。同时，书院还可以 进一步拓展学术资源，包括与海内外其他高校开展更多交流与合作。这样既可以使书院学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也可以吸引更多其他高校的优质生源，愿意来这里学习。师资方面，我想应 设法引进一些讲授世界史的教师。尽管历史学分为三个一级学科，但世界史、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仍应在本科的培养方案中占据相当的比重才合适。

人文科学试验班课堂

期待书院在推进学科成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发现您的研究近些年比较集中的方向是近代学科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新兴学科是从无到有的建立，而史学更多的是转型，能不能请您从近代学科形成的角度谈谈史学的现状与未来，以及书院关于中国史发展的方向？

大概从2000年开始，我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学者共同在关心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问题。这是因为要理解近代世界的诞生，“现代性”的成长，离不开对于近代形成的各分科知识的把握。换言之，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如何从传统转变到现代，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各分科知识的成长。进入近代以后，我们对所生活世界的理解与认识，都是由不同学科提供相应的解释。

在传统中国，史学长期是一门显学。进入近代以后，伴随“西学东渐”，有中西历史的“会通”，同时也产生了影响史学发展的其他分科知识。这样，史学也在转型，逐步成长为现代学科。20世纪初，梁启超标举的“新史学”，既检讨了“旧史”，又阐述了其对“新史学”的认识。 “新史学”之所以构成中国史学的“事件”，原因即在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重新提出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正是对“新史学”的追求，“史学”的专业化之路也步入正轨。同样重要的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社会”等观念的成长，也影响到历史书写。总的来看， 按照“通史”与“专史”的架构书写历史，成为主要形态。

废除科举后开办的新式教育，史学就构成中小学很重要的一门课程。为此，也需基于“教”这一环节，多加谋划。既要顾及知识的程度，也要指明历史演进的清晰线索。大学办起史学门后，同样需要思考开设哪些课程更便于史学人才的培养。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就将四年课程分为两个部分，“前二年授史学之基本科学，及通史；后二年使各就性之所近，专选一课为专门之研究”，确立“由普通史的灌注进而为专门史的研究”的课程架构。这实际是强调， 要掌握历史，兼顾“通”与“专”，才更为理想。另外，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专门设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则表明史学有了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可以说， 成长为现代学科之历史学，除了开展“高深的研究”，还要注重专业研究队伍的建设与人才的培养。比如说要推进中国史学科的建设，就要考虑古代史、近现代史以及专门史的平衡发展。一般认为，一门好的中国史学科，应该有很强的古代史，尽量配齐各断代的研究人员。岳麓书院在中国古代史、专门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相应的，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人才培养，也应围绕此展开。我的想法是，应重点考虑如何 把过去书院培养人才的一些方式继承下来，重视学生阅读经典，通过设置本科生导师制对学生的学业、生活进行多方位指导，这都是继承书院优良传统的体现。我们也期待书院在中国史的人才培养方面，能够总结一些宝贵经验，让更多兄弟院校可以分享、借鉴。 ‘’

岳麓书院师生读书会

承袭近代的遗产，培养“会通中西”的人才

历史上书院相对于官学本来是比较独立或者更为追求知识、真理而非功名的所在，所以在近代西学东渐中，往往能比较容易和较早地接触学习西学。您也出版了以“会通中西”为主题的专著，考察近代学科知识转型的基调与变奏。这一历史过程其实仍在继续，那么对于当代的岳麓书院在“会通中西”这方面有什么可以推进的工作，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作为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在近代知识转型过程中，本身也继承了另外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1897年开办的时务学堂，以及1903年成立的湖南高等学堂，乃至后来组建的湖南大学，这些在中国推进新学过程中涌现的一些重要的学堂、大学，同样构成了岳麓书院的学术遗产。在书院的历史展陈中，也特别标注了关于时务学堂与湖南高等学堂的一些印痕。在这个过程中，书院本身也在发生 从追求“道”转向追求“学”的转变。我本人在研究中，也试图揭示遭逢近代的巨变， 书院有哪些转变，又留下了哪些重要遗产？这同样构成书院的历史，也需要做总结。这方面，贵院的邓洪波教授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立足当下，岳麓书院对人才的培养也需要重视这些转变。我曾经将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用 “学归于一”加以描绘。认识到斯时的天下不再是“道出于一”，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与之相关，既然“道出于二”，能体现“无中外”“无殊同”的，则只能归于“学”。这也成为晚清士人思虑之枢机。温州籍士人项芳兰即提出这样的看法： “西学中学，将来必有合一之时。”梁启超则表明他们那一辈期望创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实际上， 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也影响到中国当代学术的理论和实践。

面对这样的转变，书院对于人才的培养，也需要立足于此：一方面我们固然要继承千年学府的传统，另外一方面我们却不能回避这样的转变。最基本的， 今天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应该建立在对其他文化有所了解的基础上。相应的，我们培养的学生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之外， 还需要了解其他文化。晚清士人已有这样的见识：“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如何使学生 能够打通古今、会通中西，立足于文明交流与对话重新认识并思考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或许也是书院教育需要考虑的。

采写 | 普庆玲

摄影 | 黄沅玲 向松阳

排版 | 姬 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