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是毛主席的妻子,也是井冈山上文武双全的女将,曾与陶铸夫人曾志、朱德革命时期的伴侣伍若兰并称为“井冈红军女三杰”。
钟月林月林楼(钟月林长征感悟)
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贺子珍后来离开了毛主席身边,也离开了革命圣地延安。虽然贺子珍离队多年,但她对革命的贡献却无法磨灭。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就曾在书中这样写道:“她是一名女战士,只不过失散了四十多年,现在归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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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也就是毛主席去世三年后,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由于她特殊的身份,如何安排她的后事成了令人比较头疼的事情。后来,上海市委专门向中央办公厅做了请示,并得到了邓小平的特别批示。
邓小平是如何指示处理贺子珍的后事的呢?贺子珍的葬礼又获得了怎样的规格待遇?在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她的生平和故事。
对贺子珍来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恐怕就是井冈山时期了,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人——毛主席,两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最难忘的时光。
1909年9月,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父母给她取的名字是“桂圆”,寓意美好的桂花和圆月。从名字也能看出父母对她的疼爱之情,这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贺子珍上学后,将自己名字改为自珍,也就是善自珍重的意思,希望能够善待自己,只是可惜,世事无常,贺子珍的人生却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令人唏嘘。
在与毛主席成亲后,贺子珍还请毛主席为她重新取一个名字,但是毛主席却说这个名字已经很好了,不必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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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贺子珍在中央苏区为前委保管文件时,还是将“自珍”写成了“子珍”,而“贺子珍”这个名字也就从此这样沿用了下来。
毛主席一生有过数段婚姻,但对贺子珍的印象却是最好的。1970年,晚年的毛主席最后一次去到庐山,在与服务员聊天时,提到贺子珍,还这样说过:“贺子珍对我是最好的,长的也最漂亮。”
能够得到毛主席这样的评价,可见贺子珍确实用情至深。实际上,贺子珍也的确当得起这个评价,她自幼就相貌出众,不仅在读书期间是“永新一枝花”,在革命时期,更是“井冈山之花”。
贺子珍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十六岁时就加入了青年团,是兄妹几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人。
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贺子珍与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都先后参加了革命,1927年,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成立,兄妹三人都成为了县委委员,一时间被当地传为美谈,人们还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1927年8月,永新暴动后,贺子珍跟随王佐和袁文才上了井冈山,而她也就成为了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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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领导完秋收起义的毛主席带领队伍来到了井冈山,在万山丛中,毛主席见到了年仅十八岁的贺子珍。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毛主席立即就被这个活泼又英姿飒爽的女子吸引住了,他没想到井冈山竟然还有这般的革命女战士。
第一次与贺子珍见面时,毛主席穿着中山装,系着一根红色的识别带,还拄着一根拐杖,一双脚都肿得化脓了,显得有些狼狈。
不过,当时的毛主席带领的队伍虽然穿的衣衫褴褛,战士们却个个精神抖擞,而毛主席虽然看起来有些疲惫,却丝毫掩饰不了他那非凡的气度。
贺子珍看到毛主席脚上受伤后,爽朗的她还主动要给毛主席清理伤口并换药。
而关于此事,毛主席后来在与女儿李敏的相处中曾对她说道:“你妈妈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便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敷药。”
那时候的贺子珍读过书,又会骑马打枪,称得上是文武双全,再加上她瓜子脸、瘦高个,对人和气,性格也十分果敢,让初见之下的毛主席十分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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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本土派王佐一开始对于毛主席等人上山并不是特别的相信,袁文才看到王佐的态度后,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认为可以用婚姻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联姻”的方式,只要让毛主席做了井冈山的女婿,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于是,在袁王二人的有意撮合下,毛主席与贺子珍渐渐走到了一起,结成了革命伴侣。
贺子珍的嫂子、贺敏学夫人李立英是这段浪漫爱情的见证人,她还把这些故事讲给了贺子珍的外孙孔东梅听。
后来,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一书中,孔东梅这样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着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
孔东梅还提到外公看中了外婆贺子珍有文化,也有性格,喜欢上了这个革命女子。
都说日久生情,在接触久了之后,贺子珍也渐渐了解了毛主席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他产生了仰慕和信赖,也愿意对其倾诉。
1928年5月,毛主席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一直共同生活了十年。对贺子珍来说,井冈山的岁月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她的爱情在这里诞生,革命理想也在这里发扬光大,她的一生都被井冈山的爱情所影响了。
孔东梅后来这样说道,在她外公外婆十年婚姻期间,是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也是外公毛主席政治生涯最艰难的时期,但对于外婆来说,却是一生中最美好,也最从灿烂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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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是一个对爱情十分执着的人,对于自己和毛主席的爱情更是非常珍重。然而,或许正是由于太在乎,也可能是年轻时的感情观还不完全成熟,贺子珍最终还是离开了毛主席。
这一离去,也彻底斩断了她与毛主席之间的交集。从1928年到1937年,贺子珍与毛主席的婚姻只维持了这短短的十年,最终是以贺子珍的出走苏联而结束。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长征,尽管长路漫漫,艰险无比,但贺子珍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到了陕北。
1935年10月,贺子珍抵达北吴起镇,此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也从江西转移到了陕北,延安也成了革命圣地。第二年,女儿李敏出生。
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篇章,然而对贺子珍来说,延安生活却成了她最不愿意回忆的岁月。在延安仅仅生活两年后,她不顾毛主席的挽留,执意离开,去到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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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离开延安一事令许多人都感到诧异,那些延安的老同志们也禁不住议论纷纷,但几十年后,关于此事却很少再有人谈起,以至于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也在苦苦追寻外婆当年离开的答案。
后来,孔东梅在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中找到了一段非常宝贵的资料,毛主席曾主动同她谈起过此事。
曾志就是文章最开始提到的“井冈红军女三杰”,她还有一个“潇湘美女”的称号,在建国后还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值得一提的是,曾志的第一任丈夫是夏明震。夏明震就是慷慨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而夏明震也为革命英勇献身了。
有一天,毛主席与曾志聊天,主动谈起了此事。“我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我们也是十年的夫妻啊”毛主席说道。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离开呢?”曾志实际上早就想关心此事,也十分惦记贺子珍,但却不好贸然提起,有了这样的机会,她也连忙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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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毛主席的回答却令她十分吃惊,即:“不是我要离开子珍,是她要离开我,她疑心病太重了,脾气也不太好,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吵架。”
实际上,贺子珍也是有自己的苦衷和追求。
一方面,贺子珍从少女时代就积极追求革命,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向来是一个不甘闲下来的人,总想着为革命做贡献。
但是自从她与毛主席结婚后,就做起了毛主席的秘书,这种工作令她感到十分苦闷,她渴望的是枪林弹雨,而不是闲聊呆坐。
作为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也并不适应“夫人”的身份,有一些小女孩的任性,毕竟她比毛主席小十几岁,又是一个很早就投身革命的人。
另一方面,随着毛主席地位的不断提升,毛主席也很注重自己的领袖形象,只可惜贺子珍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变化。为了不吵架,毛主席甚至还搬到别的窑洞去住,想落得个清净,
不过,毛主席的这种避让却让贺子珍产生了误会,她以为毛主席变了,对她疏远和淡漠了,但这些只是她当时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胡思乱想罢了。
孔东梅就曾这样说道:“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
贺子珍自己也讲过:“我十七岁就参加革命,思想上是追求进步的,但老毛后来同我连吵架都不吵了,隔阂就越来越大。”
1937年,贺子珍执意离开延安,那时候毛主席正在洛川召开会议,等他回到凤凰山窑洞时,贺子珍已经离开了。
实际上,贺子珍并不是真的想要离开毛主席身边,她虽然说要去莫斯科治病、学习,但更多的还是一种赌气的心态。
对于贺子珍的执意离开,许多人都是苦口婆心劝解的,宋任穷夫人钟月林、毛泽民第二任夫人钱希均、毛主席的老朋友谢觉哉和王定国夫妇以及彭儒和陈正人夫妇都极力劝说、挽留,但仍然没能改变贺子珍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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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贺子珍,也不过才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女孩子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去到北京,而是在南昌、上海等地生活。对于她来说经历过人生的种种磨难后,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悔意与伤心。
1958年,江西省举办了一场工业展览,贺子珍受邀前去参观。陪同贺子珍参观的是朱旦华,她是毛泽民的第三任夫人,毛远新的母亲。
一进门,贺子珍就看到一座毛主席的立像,她顿时就呆立住了,很快就泪流满面。过了许久后,贺子珍才自言自语说道:“我好后悔!”
贺子珍为革命做出过突出贡献,虽然她后来去了苏联,回国后也是长时间留在上海养病,但谁也无法磨灭她曾经的付出。而在多年以后,当贺子珍与世长辞之时,关于如何处置她的后事,也就成了重中之重。
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还担心贺子珍听到消息后会难过,经受不住此事的打击,还专门从北京赶到上海,守在母亲身边。
然而,贺子珍虽然伤心难过,却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老将的风采,她十分镇定,并没有流泪,只是对女儿女婿说道:“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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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9日,贺子珍逝世。
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贺子珍离世的消息,而同一天,首都各大媒体也刊登了她逝世的消息,这个传奇的井冈山女将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或许对她来说,从离开延安,离开毛主席时,她的人生就已经定格了,剩下的只是不尽的苦难和坎坷了。
作为历史人物,尤其是身为毛主席曾经的妻子,以什么样的规格办理贺子珍的丧事,是上海方面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丧事应该怎么办,贺子珍的骨灰又该安葬在哪里,上海市委市政府犹豫不决,于是他们向中央发出了请示。而对此,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都要送花圈,骨灰就放在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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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是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老的这句话实际上不仅是对贺子珍革命贡献以及历史地位的肯定,也是对葬礼规格的最终定调。
后来,等贺子珍遗体火化后,中央将她的骨灰用专机接回了北京,隆重的安葬在了八宝山。
在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上,许多未能去上海参加她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同志们都前往参加,向这个永远的女红军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贺子珍是一个敢于为革命奉献的人,在旧中国依然腐朽、混乱的时候,她就不怕牺牲,积极投身革命,有崇高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女战士。
对于她的一生,新华社这样总结道: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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