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朱希祖（朱希祖日记）

1960年3月30日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我预备看一遍。……张荫麟这个人很聪明，也很用功，也很怪。他的离婚的太太是伦明的小姐。伦明也是广东人，他家藏书很富盛，听说后来也卖光了。”

胡适说伦明（字哲如）的藏书后来都卖光了，这话是有误的。伦明在广东东莞家乡病重时，曾写信给北京的张伯桢（篁溪，张次溪之父），嘱其将北京“续书楼”所藏善本秘籍近百万册捐给北平图书馆。伦明于1944年病逝，1945年12月28日，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谈到正在接洽的私家藏书中，包括伦明的藏书。信中写道：“适之先生着席：战争结束以来，故家文物纷纷散出，除海源阁已收归国有外，正在接洽中者只有傅沅叔、伦哲如（在北平）、潘明训、刘晦之、刘翰怡及潘氏滂喜斋（均在沪）……”后来张氏于1946年去世。据伦明哲嗣（敬称，用以称呼他人之子）伦绳叔说，在1947年由八姐伦慧珠在香港与袁同礼商洽而定。同年3月11日，通学斋店员雷梦水告知邓之诚，“伦哲如藏书近以一万万元归北平图书馆”，故胡适有“他家藏书很富，听说后来也卖光了”之言。“卖”是事实，但相对伦明藏书的数量及其学术价值而言，所谓“卖”，实无异于“捐”也。

而其实胡适和伦明是有过接触的，胡适1917年9月10日任北京大学教授，伦明在同年11月也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文门诗词科教员，1920年伦明辞去北大教职，1927年下半年又重返北大任教，主讲目录学、版本学等课程。1933年伦明先后离开北大、辅仁大学，进入北平民国学院任教，主讲目录学直至一1937年南归。胡适在1934年1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伦明写信给他说在校蒲松龄的诗时，却找不到胡适所说的两种抄本和石印本，刚好余嘉锡来找胡适，胡适就托余嘉锡把石印本《聊斋全集》和罗尔刚根据清华本、马本及石印本所作“三种目录对照表”带给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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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明（1875－1944），字哲如，广东东莞县望牛墩人。他集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大学教授于一身。

近代以来，广东藏书家辈出，伍崇曜的粤雅堂、谭莹的乐志堂、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丁日昌的持静斋、孔广陶的岳雪楼、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曾习经的湖楼……，皆颇具规模，名噪一时。然而，以藏书丰富而又精通版本目录学来论，则当首推“续书楼主”——伦明，因此他在近代广东藏书界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伦明的父亲伦常（1834－1889）曾任江西崇仁县令，喜藏书，在任期间曾增建毓秀书院，捐过不少藏书给该院。伦明是次子，早慧，尤得父疼爱，年少随父居任所，侍左右，因而博涉经史，对藏书尤其钟爱。当时县署常派差役上省城解饷，于是伦明便把他积蓄的零用钱（因为父亲疼爱他，给他的零用钱是其他兄弟的几倍）乘便托他们购买所要的书籍，他曾自言：“一生聚书自此始”。有一天伦父召集诸兄弟问其积蓄，其他几位兄弟纷纷拿出积蓄来给父亲看，唯独伦明两手空空泫然欲泣，伦父脸色大变责问其钱财去处，伦明以购书作答。伦父不信，于是他搬来所购书籍堆满床榻，伦父一一翻检，并说：“孺子亦解此乎？善读之。”

伦明十七八岁时，已是一名秀才，以绩学名于乡里中。光绪二十年（1894），补了廪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广东乡试第九十名辛丑举人，次年京师大学堂首次招生，伦明以举人身份参加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师范馆录取，于是大家又叫他为“双料举人”（当时的人称学堂为洋学堂，京师大学堂出身的人称为“洋举人”，与科举出身者有清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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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明在北京读书时，日以买书为娱乐，在他晚年所作的《续书楼记》谈到几次大规模的收书，恰好都适逢其会，书价都是在比较便宜之时。一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当时刚好是庚子乱后，“王府贵家，储书大出。余日游海王村、隆福寺间，目不暇给，每暮必载书满车归寓”。而从京师大学堂毕业返粤后，又恰逢南海孔氏广陶三十三万卷楼（又称岳雪楼）书初散出，而鹤山易氏学清目耕堂、番禺何氏、钱塘汪氏（官于粤者）所藏亦散，于是他择而购之。辛亥革命期间，他二至京师，“九月间，武昌事起，都人初惊变故，仓皇奔避，数月来议值未就之书，至是纷纷愿贬值售。”于是他不惜借债悉数购买。另外他还于街市冷摊，于“尘灰寸积中，残册零帙，往往惊所未见”，还有预先探询书贾收书返回，“跟踪而求之，十不失一”。其访书足迹遍及津沪，远至南京、苏州、杭州、怀庆、卫辉、清化，如“伯乐一至群马空”。

他说他能搜集这么多书在于“以俭、以勤、以恒”，“俭以储购书之资”。

东莞新馆

东莞新馆内部

他很节俭，对于起居服食皆极不讲究，虽已是北大教授，所获除饘粥之余，无不归之书肆，“衣帽破旧，履恒露趾。书贾戏以‘破伦’呼之，明亦笑而应之。”但他买起书来，一掷千金无吝色。有时资金拮据时，不惜将夫人的奁物典卖，为此有“卅年赢得妻拏恕，辛苦储书典笥裳”的诗句。而“勤以赴遇书之会”，足迹所及，皆得善本。

“恒”，则是从童龄迄今垂四十年，日积月累，终至藏书充栋。伦明的学生、书贾孙殿起曾说，伦明“拥书数百万卷，分贮箱橱凡四百数十只，书房非有十楹屋宇，不得排列。”学者、藏书家朱希祖1929年曾去参观伦氏藏书，感叹其所藏清代集部最富，“北平藏书家无出其右者”。抗战前夕，顾颉刚曾前往东莞会馆去看伦明的藏书，而后他在《缓斋藏书题记》中称：“数十年中所得孤本不少。……室中不设书架，惟铺木板于地，寘书其上，高过于人，骈接十数间，不便细索也。”由此可见“续书楼”藏书之富，伦明爱书之笃。

但有时并非你想要的书都可以购买得到，因此随行常三五工仔相伴，“前呼后拥”，此等“声势”，所为何事？以备抄写之需。因“书非如布粟鱼肉，取之市而即给，不得已，乃以抄书补购之穷”。其抄书的渠道包括：图书馆、私人藏书家、厂肆书坊，而内容包括有原稿本，亦有传抄本和刻本。有一年，天津书商重资购入翁方纲未刻稿，因书价奇贵而没买到，他便托名介绍出沽，携归旅邸，用三昼夜抄了手稿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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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明不同于其他藏书家，他总认为藏书是为了致用，也因此若有熟识的朋友为了研究治学的需要，他往往愿意慷慨相借其藏书的。例如他曾经借给同住在广东会馆的容肇祖他所藏的明代刻本。根据容肇祖回忆，有一次，伦明串门看到他正研究明代哲学家而在写关于何心隐《爨桐集》的文章，就问他：“你见过这本真书吗？”容答：“没有”。伦明说：“我有明代刻本《爨桐集》，借给你看吧。”

何心隐的《爨桐集》是明末梁夫山著的，因烧毁存世无几。又王重民在1931至1934年间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索引组组长，带领组员们完成的代表性索引专著《清代文集编目分类索引》，它是检索清代文集篇目的重要参考性工具书，在编纂时亦找伦明借过大批藏书。又谢国桢（字刚主）曾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清华四导师”学习和研究历史学、文献学。在明清史学、金石学、目录学等领域建树颇丰，也曾受惠于伦明的个人藏书。顾颉刚从1922年起搜集姚际恒著作，至1930年当得知姚氏的《春秋通论》抄本为伦明买到（伦明于1929年在北平某书肆购得残钞本，他得此孤本后，又传钞一本。原孤本现藏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伦氏钞本，则归北京图书馆）时，“大快，遂借抄之”。

又《翻清说》是清人魏象干所著的一部阐述汉文译为清（满）文的翻译理论专著。刘半农曾苦苦搜求多年未得，说“迹访无存，怅然而已”，后来同事赵万里在伦明书房中见到此书，就向伦明说刘半农搜访此书之切，没想到伦明慨然说：“既半农需此，吾当举以相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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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虽是被认为集中国图书之大成者，但伦明对其“稽古右文”的权威性是怀疑的。他曾批评说：“由今视之，皆糟粕耳。”常谓《四库全书》不完备，以清代最为疏漏，“盖忌讳太多，搜采未尽，进退失据。”即以所收之书而论，也非尽善本佳椠。因修书诸臣不识版本，多以劣本充之，每肆意删节窜易，改为钞本，以泯其迹。因此在伦明眼中《四库全书》应予增补、重校、续修。尤其续修更是刻不容缓，因自命书斋的藏书楼为“续书楼”，意在续修《四库全书》。并曾云：“余藏书可作续修四库资料之八九矣”。

他是最早认识到清代著述、尤其是集部的重要性的藏书家之一，他藏书、购书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争奇炫异，而是为续修《四库全书》做准备，所以他藏书与傅增湘等人注重宋元旧本不同，主要致力于收藏近人著述，尤其是《四库全书》未收或已收却底本不佳的著作。约自一九一七年起，伦明便开始四处奔走，吁告当局，希望出力出资校雠《四库全书》，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欲光大我国之学术，续修《四库全书》成其毕生愿意。

1920年9月，伦明辞去北大教职，只为续修《四库全书》，12月他去信给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垣，提出三个建议，请求陈垣将续修《四库全书》之事委派于他，“若得附骥尾而有所表现，则我公之赐也。”可是事情刚开始没多久，翌年五月，因陈垣辞职，伦明的提议亦成泡影。1924年起他立志独力续修《四库全书》，其时得同乡富商胡子俊资助，拟每年资助三千元为续修费用，连续五年，期以告成，不料刚刚开始，即因胡子俊生意失败而告流产。

1925年北京政府决定影印《四库全书》，同时议及续修提要，由教育总长章士钊董理其事，伦明时任职河南道清铁路秘书长，闻讯后即发表《续修四库全书刍议》，又主张乘修书之便，顺带完成《国史经籍志》《清史儒林》《文苑两传》以补《清史稿》之不足。旋因章士钊辞去教育总长一职，计划随之中止。

1928年伦明赴沈阳任奉天通志馆协修，并协助筹印庋藏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他曾编订一份包括一万种图书的《续修总目》。然而次年一月，由于主持影印计划的杨宇霆被刺，影印计划又告搁浅。

时运不济，造化弄人，藏书家之续修《四库全书》宏愿，终成泡影。

即使如此，《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孝经类”各篇提要，多出于伦明之手，还有全部六十类中的十一类，他都参与撰著。其实仅凭此举，就当得起“腹怀诗书，雍容乃大；胸藏丘壑，志高通博”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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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而外，伦明还著有《续书楼读书记》《王渔洋著述考》《续书楼藏书记》《建文逊国考疑》《丁卯五言诗》《版本源流》等。另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均为学术界所推重。学者刘平说：“《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记事存藏书史，抒情明藏书志，是继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后一部承上启下的藏书诗力作，以近代为主，兼收清季二十二人，得诗一百五十首，诗后所加按语，对已有材料或加补充，或纠正舛误，或提出质疑，颇多独到见解。对于我们探寻藏书家之书缘、书史、书情，挖掘古籍聚散线索、追溯版本递藏源流，深入研究近代藏书史与学术变迁之互动关系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除此伦明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除《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首次出版的《伦哲如诗稿》及补遗，共收录诗词五十八题，二百八十余首。梁启超曾评其诗曰：“哀艳直追玉溪，而言外之美人芳草，字字皆湘累血泪也。”

伦明曾先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诗词，在辅仁开设过“历代诗代表作品”和“诗专家研究”，后者专门讲授杜诗，认为杜诗“集前代之大成，开后来之宗派”，对杜诗尤为熟稔，许多诗作受其影响很深，与杜诗气味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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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伦明1918年在北京南新华街开设了通学斋书店。聘孙殿起（耀卿）代主持店务，后来还有李书梦、雷梦水，可说是伦明培养出来的三个学徒，而后来皆成古书业的专家，于版本学、古书修补、目录学各有所长。

孙殿起耳濡目染，遂先后撰成《贩书偶记》《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北京风俗杂咏》等著作多种。据曾在通学斋工作的雷梦水回忆，书店规模并不大，只有两间小门面，却成为当时文人雅士往来的主要场所。其中朱自清先生也成了通学斋的常客。

伦明少年持志，终生嗜书。他从入试、求学、为官、任教，藏书一直是他生活的重心。晚年累于战乱，四处奔走，但仍尽一切努力藏书，其为典籍之保存及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个人的贡献。他虽见书如朝圣，但个中苦楚波折，经济之事窘迫，可说是难以尽言，但文化典籍对其人生志趣的召唤力，可见一斑。

1938年前后，他寓广州六女家，忽患脑溢血，致全身瘫痪，此时修续《四库全书》之愿变得更遥遥无期。病榻之上，惟以诗言志并遗怀，留诗数百首。一九四四年，抱憾终于东莞，年七十。身后部分藏书得以按其心愿，安身于北平（京）图书馆。他以一人绵薄之力，令众多后人受益无穷。斯人远矣，但书墨清韵犹存！

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分为五等：一，“推本求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二，“辨其板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三，“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遗亡，备通人博士浏览”的收藏家；四，“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旨意未尽窥，刻书年月最所深悉”的鉴赏家；五，“贱焦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门嗜书者”“眼别真赝，心知古今”的掠贩家。若按此分，则伦明当为第一等的藏书家而无愧，尤其是他的胸襟与气魄。他让“藏”与“书”的境界做到最完美的结合。自伦明之后，莞人难再现矣，就算今人也遥不可及了！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