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关于朱希祖等北大教授1923年到武汉讲学的时间，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定为11月。这个记述导致学者对朱希祖生平的错误书写。本文根据当时《江声日报》的报道，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学会创办的《文史地杂志》登载的演讲记录稿，以及《李大钊史事综录》、《孙中山史事编年》、李大钊的年谱等，断定讲学时间是1923年2月初。并通过《武汉大学校史新编（1893—2013）》对李大钊演讲“进步的历史观”的征引，认为此次李大钊的讲演内容，没有被收集李大钊著述最全的《李大钊全集》（5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06）所收录。

关键词：朱希祖李大钊武汉讲学时间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上卷

1923年，朱希祖与北京大学教授数人到武汉讲学。关于讲学的时间，朱希祖长子朱偰作的《先君逖先先生年谱》（收入《朱希祖先生文集》时改为《朱逖先先生年谱》）定在该年的十一月。他在1923年条写道：“十一月，应武昌高等师范之请，与北京大学教授多人，南下讲学，适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乃绕道上海，代表北京大学各教授谒国父中山先生，于是北方文化界与国民党之合作，遂益行密切。”（朱偰：《朱逖先先生年谱》，载《朱希祖先生文集》第6册，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第597～598页；亦见《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第157页。）朱希祖的女婿、香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香林在《朱希祖先生小传》的第一部分“行谊”承袭了朱偰的说法。朱氏后人朱元曙、朱乐川合著的《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简称《长编》），对这个说法有所怀疑，（笔者曾就此疑点请教朱元曙先生。元曙先生说，作《长编》时在这个地方犹豫过，但又觉得父亲写《年谱》时可能有依据，于是在没有找到更有力否定材料的情况下，还是采纳了父亲的说法。）但没有更改，依然把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的说法照录下来，并增加了《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4月18日刊载的《文牍科十二年四月九日收发文件事由单》，内有“收到文件共四件……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请代为延聘朱逖先、李革痴来校讲演两个月函”等语，似乎想为此说法提供一个证据，并引录了朱希祖1932年10月9日的日记：“偕大儿乘车出朝阳门（今改名中山门），谒孙中山先生墓。

余初见中山先生在日本，时光绪三十一年，初次演说三民主义，听者甚众。第二次见中山先生在上海，时民国十二年，余偕李守常大钊先生入谒，握手略谈北方事。今瞻仰雕刻遗像及巍峨坟墓，不胜凄感。”（朱元曙、朱乐川《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3，第190页。该条日记见《朱希祖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2，第150页。但《朱希祖日记》把“第二次见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间写作“时民国十年”，盖在“十”后漏“二”字。因《朱希祖日记》《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均为朱元曙整理，而且《长编》出版在后，故此处从《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朱希祖写这则日记的背景是1932年10月，他自北平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其长子朱偰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为经济系教授，父子同行。朱希祖在南京停留4日（10月7日、8日、9日、10日），其间拜访故旧，参观名胜。

笔者认为，朱希祖等人1923年到武汉讲学，不应是在11月，而是在2月初。

朱偰的《先君逖先先生年谱》（简称《年谱》）据其后人朱乐川说，作于1944年，大概是在朱希祖去世后不久。从年谱内容看，主要的依据是朱希祖日记及朱偰本人的日记。因为许多年份的事项都是具体到日，没有日记作依据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个年谱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是很高的，以致笔者虽对朱偰《年谱》中的武汉讲学时间产生了怀疑，但很长时间亦没有深究。客观地说，即使《年谱》准确性很高，也未必没有错误。

讲学时间引起笔者怀疑的是朱偰说当时正值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适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众所周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发生在1923年2月。

《朱希祖日记》现已出版。朱希祖写日记始自1905年到日本留学时，但现存的日记有不少年份是缺失的，朱希祖到武汉讲学时期的日记就没有留存下来。不知是朱希祖这段时间没有日记，还是有日记但后来遗失了。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1923年条很简略，没有出现具体到日的记述。也就是说，朱偰在作《年谱》时，很可能没有看到朱氏该年的日记。因此，对朱偰《年谱》记述的1923年11月朱希祖等北大教授去武汉讲学的怀疑，无法从现存的《朱希祖日记》中获得肯定或否定之证据。

然而朱希祖等北大教授到武汉讲学之事，武汉当地报纸《江声日报》作了报道。

1923年2月3日的《江声日报》有“讲演日程·寒假讲演会最近规定”，其曰：“寒期演讲会，兹又规定2月1日午后一时半至二时半，由王抚五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环境改造之理论（第一讲）；午后三时至五时，由张仲琳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英法最近中、小学校之管理及教授方法；午后七时至八时，由王抚五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环境改造之理论（第二讲）；2月2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由王抚五先生在高师讲演环境改造之理论（第三讲）；午前十一时至十二时，由李守常先生在高师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一讲）；午后一时至二时半，由朱希祖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文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第一讲）；午后三时至五时，由麦克乐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体育（第一讲）；2月3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由李守常先生在高师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二讲）；午后一时至二时半，由朱希祖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中国文学之进化（第二讲）；午后三时至五时。由麦克乐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体育（第二讲）；2月4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由李守常先生在高等师范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三讲）；午后一时至三时，由麦克乐先生在高师讲演体育（第三讲）；午后四时至五时半，由朱希祖先生在高师讲演中国文学之进化（第三讲）。”（见《江声日刊》421号，1923年2月3日，转引自《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273页。

按：《江声日刊》是《江声日报》的副刊，笔者在数据库中未找到《江声日报》，国家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及湖北省图书馆都查不到，无奈在此只能转引。朱希祖、李大钊等人的讲演活动应是私立中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现武汉大学前身）合作安排的。他们各自在两校演讲的内容基本相同，很可能带有连续性，即一个题目用二次或三次讲完，如李大钊的“进步的历史观”可能是分三次讲完，朱希祖的“中国文学之进化”分两次讲完。朱希祖于2月2日“在中华大学讲演文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应是“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因为朱希祖有文章《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发表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文末署“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作于北京”。）这个报道提到的几个人，李守常即李大钊，王抚五即王星拱，朱逖先即朱希祖，他们三人均为北京大学教授。麦克乐（C.H.McCloy，1886—1959）是美国人，来中国从事体育教育。张仲琳（1886—1962）曾留学英国八年，时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可见，朱希祖这次参加的武汉讲学，成员中有李大钊。这与朱希祖1932年10月9日日记的回录相吻合。从这个报道可知，2月1日没有安排朱希祖、李大钊演讲，而安排了王星拱；朱希祖在上引日记中也没有提到王星拱，很可能他们二人与王星拱不是同路去的。

从记忆规律来说，在追忆过往的事情时，对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如日期容易出现误差，但事情发生的地点、人物、情形出现误差的概率较低。朱希祖说在上海与李大钊一起见孙中山，这个事情所涉及的人物（朱、李、孙）、地点（上海）不会有误。查《孙中山史事编年》，孙中山1923年1月、2月寓居上海，而1923年10月、11月，则一直在广东，所以《朱希祖日记》所说的在上海拜谒孙中山应是在1月底或2月初，不可能是在11月。上引朱希祖日记也没有说去武汉讲学之事，但他和李大钊等人在武汉讲学的新闻报道，是证明他们都参加了武汉的寒假讲演会活动的有力资料。两人一起到上海，显然是为了去武汉讲学。

对于这次讲学的安排，杨树升、张燕、韩一德、夏自正、黎典编《李大钊年谱（1889—1927）》中1923年1月末条，引录了李大钊给周作人的一封信：“起明吾兄，昨接胡小石先生由武高来函云寒假时当地教职员会拟组织一学术讲演会，嘱转请吾兄及爱罗先珂先生联袂一行，一切旅费均由该会供给，弟亦拟前往一游。务希俯允，并转约爱罗先珂先生，如何盼覆。弟李大钊。”当时胡小石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任教，这封信说明，这次邀请北京大学教授到武汉讲学，胡小石是联络人，并通过李大钊邀请周作人，以及俄国世界语盲人学者爱罗先珂一同前往。但不知何故，周作人和爱罗先珂没有成行。

据上引《江声日报》报道，李大钊在中华大学和武昌高师作了3次演讲，题目均是“进步的历史观”。大概这三次不是独立的，而是具有连续性。《武汉大学校史新编（1893—2013）》对李大钊的演讲作了征引。从征引的文字看，这次演讲的内容没有被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的《李大钊全集》（简称《全集》）所收。而《全集》是到目前为止最全的李大钊著作集。由于该演讲内容鲜见于报纸和杂志，（从读秀搜索可知：当时，湖北省教育厅编了《湖北寒假讲演会讲演集》，1923年出版，内收杜里舒《达尔文学说之批评》，麦柯尔《现代中国教育上的科学的研究》，朱希祖《中国文艺的进化》《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周鲠生《国际政治》《公民学之教材》，王雪艇《联邦制之真义与各种联邦制之根本差别》，李大钊《进步的历史观》，石蘅青《冶金与工业制关系》，丁美玉《妇女问题》等19篇。然而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均未找到该书纸质版和电子版。）这里作一转录，对李大钊著述的辑佚不无裨益。李大钊在演讲开头即说：“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返，未来的万劫不已。”“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

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如现在中国国势糟到此等地步，我们须要改造，不要学张勋因怀古而复辟，要拿新的来改造。他们是想过去的，我们只是想将来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古时是古人创造的，今世是今人创造的。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有古人的艺术，我们有我们的艺术，要知道历史是循环不断的，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够感觉到的。……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除了参加在中华大学、武昌高师的演讲，李大钊还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的邀请，发表题为“现在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的演说。演说介绍了当代世界的四种妇女运动，即一，宗教的；二，母权的；三，女权的；四，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性质和情况，指出我国女权运动的目标是要实现妇女在宪法上之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废除民法上之亲权、财产权之不平等规定，争取女子有同受教育的机会和职业平等权利等，坚决禁止买卖妇女，禁止纳妾，为此妇女必须结成坚固的团体，联合一致，在打倒军阀、争取民权的运动中，实现妇女的解放。（明丙：《李大钊君讲演女权运动》，见《江声日刊》1923年2月5日。按：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收的是明丙对演讲的报道，题目拟为《在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上的演讲》，题目下写的时间是1923年2月4日，报道开头说：“昨天（星期六）下午七时至九时，特请李大钊先生在寒期演讲会演讲现在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2月4日是星期日，不是星期六。括号内注“星期六”恐误。文末标注文献来源：“《江声日刊》2月5、6日”。）其间，他还会见了罢工的领导人陈潭秋、施洋等。一年以后，李大钊回忆道：“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演讲事情到汉口，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及在船上又知道流血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实在难过。”又说：“有一位林祥谦同志，当时被军阀拿去，迫他开工，但他不肯，说‘非有工会命令，头可断而车不可开’，军阀遂将他的头砍下。又有一位施洋律师，他为保障工人的正当利益，也被军阀杀了。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当我在汉口时曾见他一次，这一次会面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江声日报》报道的朱希祖的三次演讲，讲了两个题目，一是“文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1次），二是“中国文学之进化”（2次）。前者朱希祖有同名文章发表，后者则未见同名文章发表，在朱氏后人编制的朱氏著述目录中也未见到，可能是朱希祖综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要略》中的史实而重点阐发文学进化之观点。（从读秀搜索中获知的《湖北寒假讲演会讲演集》，内收有朱希祖《中国文艺的进化》，“文艺”恐是“文学”之误。）除了这三次演讲，朱希祖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学会演讲了“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之要点”。他说：“近数十年来，西洋史学，日益发达；其趋势和旧时史学比较起来，不同之要点有六”：一是旧史学多半偏于政治方面，新史学多半注重社会全部；二是旧史学大概是主张循环说的，新史学大概是主张进化说的，旧史学家所谓黄金时代，是纯粹偏重过去、专事模仿的，新史学家所谓黄金时代，是注重创造、希望未来的；三是旧史学的眼光往往局于有史时代及有史时代中的一时代，新史学的眼光是向有史以前的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下代研究的；四是旧史学的眼光往往局于一部，新史学的眼光则扩充范围及于全部；五是旧史学家往往只管胪列事实，新史学家注重在事实之中求出因果关系，阐明其真相；六是旧史学家往往偏于一种目的，不能完尽天职，新史学家是居于科学的地位，不偏不倚，以求阐明大律的。

（见朱希祖先生讲演《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之要点》，《文史地杂志》第1卷第1期，1923年，第233～235页。按：《文史地杂志》第1卷第1期出版于1923年10月1日。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故该杂志封面署“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文史地学会发行”。）朱希祖的这次演讲，由学生记录下来，刊登在《文史地杂志》第1卷第1期上，文末附“编者志”：“朱先生是北大教授，现为本会特别名誉会员，这篇稿子，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在本会讲演的，由秦英豪、赵锡朋、姜方才三君笔记。”在《文史地杂志》第1卷第1期的最后几页，刊登文史地学会名单，内有：“本会名誉指导员：朱逖先先生李守常先生。”而“本会指导员”则有胡小石先生等十九人。会员包括国文史地部三年级学生26人，国文史地部二年级学生31人，国文系二年级12人，历史社会学系二年级10人。也就是说，武昌高师的“文史地学会”包括国文、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的学生。朱希祖的讲演内容涵盖文字学、文学、历史学，照顾到学会的不同专业，他运用进化观念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主张扬弃旧史学，发展新史学。朱希祖、李大钊被聘为“名誉指导员”，反映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对他们的热烈欢迎，并期望他们给予经常的指导。

朱希祖、李大钊等北京大学教授于1923年2月初到武汉讲学已有充分的材料证明。那么朱希祖、李大钊是否在这年的11月又去了武汉做演讲呢？查阅李大钊的各种年谱，可以断定，李大钊没有去。至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4月邀请朱希祖、李泰棻到该校讲学指导，是否成行，目前没有找到资料证实。但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说到的这次讲学，出现了铁路工人罢工、绕道上海、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等要素；而朱希祖1932年10月9日的日记又提到了李大钊，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朱希祖、李大钊等北大教授到武汉讲学的时间是在1923年2月初，不是1923年11月。

本文原刊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上卷。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采编：邓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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