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4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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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4000字范文篇一《戊戌变法与改革开放成败因由之比较》

摘要：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两次伟大变革，其结局的巨大反差的背后隐含着有关改革成败的某些规律性结论，诸如改革的客观现实、改革的领导权、改革的战略选择、改革中的社会共识等等。在比较政治学的视角下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对于不断深化中国的改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戊戌变法;改革开放;差异性

1898年，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却预示着“亚洲觉醒”[1]的到来。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已近35年。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面貌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场伟大的变革，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为改革，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时也有显著差别。比较两者的成败因由可以从客观环境、主观领导权、战略选择和社会共识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发现成功改革所需要具备的规律性因素，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客观现实的差异性

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戊戌变法发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内忧外患的矛盾异常尖锐。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国内外大局趋于稳定，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两者的客观现实不同，必然导致结果不尽相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加剧。明治维新使日本让成为亚洲强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在打败清军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史称“戊戌变法”。从客观条件来看，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遵循黄炎培先生的“王朝周期律”，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但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盛――停滞――衰亡，最后被新的王朝所取代。清朝自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至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已经历200余年，即便没有外敌入侵，王朝也已走向没落。其次，清政府统治危机加剧。戊戌变法前，清王朝刚刚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可谓元气大伤。随着甲午战败，民怨四起，国内动荡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甲午战争后，大量的割地与赔款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总之，戊戌变法前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变法很难获得成功。

与之相反，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地恢复。但到了70年代末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消极现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盛行。面对亟需改善的国内状况，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而勇敢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戊戌变法相比，改革开放处于一个较好的客观环境下。一方面，同理“王朝周期律”，改革开放发生时新中国政权刚刚成立30年，正处在一个国家政权的上升期。虽经历了“文革”的动乱，经济水平有所下降，但整体政局稳定。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外交范围的挑衅，但敌对势力的侵略和强占已不复存在。从50年代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到60年代“两个拳头出击”，再到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政策，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中日等关系改善，由此可见中国已经为改革扫清了所有外患障碍。可以说，良好的客观环境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因此，从改革的客观现实看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前提。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和执政党，应尽可能地使改革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样改革的领导者才能对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更为清晰的定位，才能为下一步实施改革创造可能性，而不会造成失控的局面。改革开放便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从而使改革在可控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二、领导权的稳定性

任何改革都需要掌控者，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历数历史上成功的改革，不仅仅需要统治者对改革过程的掌控，而且还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但在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主张变革的前提下，变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在这方面，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有明显的差异。

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权的不稳定造成的。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上京举人1000余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2]。“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并将光绪皇帝推向了历史洪潮的前台。但戊戌变法仅仅一百天便被慈禧太后派兵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的如此迅速与领导权的不稳定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实权。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们，他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维新派们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至于光绪皇帝手中并无一兵一卒，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最终变法失败更加说明了改革的领导者如不能掌握实权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戊戌变法受到了中央顽固派和地方实力派的阻挠。光绪皇帝将改革的重任交给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却毫无任何政治经验，并不懂得官场的游戏规则，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又非常激进、大胆，这就直接导致了改革一定会触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势必联合起来对付维新派。

与戊戌变法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建立在共产党的稳健领导基础上。首先是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国家领导集体，他们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主动进行改革，中国将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1978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17次明确谈到“改革”，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同年10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谈到了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改革开放”一词。“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可以说，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们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紧迫的历史责任感，领导核心一致主张改革，这为维持领导权的稳定奠定了前提。其次，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之处还在于执政党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历史责任与政治责任，发挥了执政党在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确保了改革领导权的稳定性。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4]。最后，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威望甚高，对社会下层的可控性也更强。改革开放时新中国刚成立三十年，虽经历了若干挫折，但人民群众对领导者的信赖度很高，人民群众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力必将走向复兴。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置于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保证了改革政策的实施。

由此可见，要在一个大国推进改革必须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没有一个坚强的致力于改革的领导集体，就无法设想结构性的社会体制变革。在当代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比较百年前戊戌变法最大的政治优势，就在于当代中国有一个政治威信高，动员能力强，不断创新的执政党。

三、战略选择的系统性

改革的系统性，决定了改革不仅是某一领域的改革，势必涉及多个层面。如果改革领导者无法对一国的全局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必然导致改革无层次无重点，那么改革的失败可想而知。

戊戌变法之初，面对急需变革的中国社会，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当时社会整体状况没有清醒地认识和完全地把握之前，在短短100天的时间内促使皇帝推行了300多道改革的命令。这样的改革更像是一种乱枪打鸟的“顶层设计”。但与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不同，戊戌变法只有顶层决定性，没有应有的整体关联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这些改革命令虽然范围很广，但相互之间没有关联。顶层设计强调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围绕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所形成的关联、匹配与有机衔接，而戊戌变法颁布的指令虽然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多个方面，但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关联，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核心。另一方面，当时变法的推动者并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状况，只是一味地在政权顶层推行变法，变法的诸多命令根本不能在社会中间得到广泛实施。而推广实施作为“顶层设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戊戌变法当中恰恰没有体现。随着变法推行的命令增多，触犯的利益也越来越多，最终遭到了当权者的镇压。

反观改革开放，执政党在改革之初并无特别清晰完整的改革策略，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慢慢在实践中确立。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1978年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到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更加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方向。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随着改革的深入，从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到逐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布局改革，从1979年开始试办经济特区到1992年正式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稳步前进。这样，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直接目的，以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全面改革战略就逐渐形成。

比较而言，我们可以得出：改革需要执政党和领袖对本国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此为出发点选择一个改革的重点，围绕这个中心实施下去，这样才能达到改革所需要的目的，才能为全面完成改革提供可能性。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这些改革措施又不能得到系统的执行，这样的改革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还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四、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戊戌变法与改革开放同为政治学中的改革范畴，结果却截然不同。我们不得不反思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就是改革所需要的重要社会资源――社会共识。历史上许多改革之所以步履蹒跚，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社会共识在不断流失。在这方面，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反差。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在没有社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当权者内部之间没有形成共识。戊戌变法表面上的推动者是维新派和光绪皇帝，但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作为传统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慈禧太后从早期对变法的默认到后期的反对，无不体现了当权者内部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其次，地方势力派与皇族势力互不信任。戊戌变法的某些措施触犯了地方势力派的利益，他们竭力反对变法。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皇族势力，虽主张变法但碍于手中无实权得以实施，地方势力与皇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戊戌变法并没有赢得社会底层广泛劳苦大众的支持。其一，维新派自身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他们害怕革命，主动抗拒群众，使变法运动无法建立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二，作为“顶层设计”的结果，当时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受限于自身教育水平与当时的舆论环境，不清楚甚至不知道变法。总而言之，1898年的“戊戌变法”由于社会共识积累不足，注定是一场不会成功的维新运动。

反过来看改革开放，社会共识的不断累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战略抉择。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改革伊始就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直接目标的经济建设上来，这就使改革开放主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次，客观公正地处理了“文革”时遗留的历史问题，尤其对毛泽东等上一代政治领袖的正确评价，使人民大众的凝聚力得到加强，更加坚信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改革会取得成功。这是社会共识的又一次显著提升。最后，执政党注重了改革开放中“开放”的观念，主动让国民了解西方先进科技带来的巨变，让民众和官员自主地意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促成他们改革上的自觉性和紧迫性。当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措施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共识，这无疑对执政党敲响了警钟，是今后必须引起重视的地方。

可见，社会共识是一个国家推进改革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卢梭有一句名言：“只要谈起国家大事时，人们说：‘那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可以断定，这个国家就算完了”。积累社会共识需要执政党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努力，并十分审慎地加以维护。作为当代的改革，我们应进一步巩固并积累社会共识，让人民大众意识到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唤醒民众的觉醒，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能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