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实习生 陈晓楠 通讯员 唐盛（除署名外）

名家与南粤⑦

位于番禺化龙镇塘头村村心大街的旧宅观海楼，历经沧桑，如今大部安好。这栋二层小楼，曾在1948年秋日的烽火中迎来20世纪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新儒学泰斗——熊十力。

其后一年多时光中，熊十力在此静观世变、修养心性，也不忘著述，一度计划在此安度晚年。1950年，他又从广州北上，回到新中国首都北京，重新执教于北大哲学系。

熊十力一生漂泊不定。广州这个南国之都与他不过是萍水相逢，却先后见证了这一代哲人的两大人生转折点：1917年，他到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1949年，面临去与留的诘问，他最终选择留在大陆，北归执教。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熊十力与马一浮、梁漱溟并称现代儒家“三圣”。早在1932年，47岁的熊十力出版《新唯识论》文言本，宣告其思想体系的成立，震动学界，后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他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继承其学术路向，新儒学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观海楼，也为岭南保留下了一代大儒的足迹。

栖身村居 自题仁宅

岭南冬日，午后的暖阳消磨了北风，斜照在塘头村用红砖橙瓦筑成的牌坊上。羊城晚报记者走进塘头村，穿过几座错落的民居，拐进福深巷，一道斑驳狭窄的石梯横亘足下。

“这就是当年留下的石梯。”番禺的老文化人屈慎宁领着羊城晚报记者一行，一边走一边介绍周边的环境。顺着石梯上行百余米，一栋充满历史感的建筑映入眼帘——“观海楼”，熊十力当年就隐居在此。

1948年时入住观海楼的熊十力已是中国举足轻重的哲匠。不过，这并不是观海楼迎来的第一位大儒。早在1928年，另一位著名哲学家梁漱溟也曾在此居住。屈慎宁表示，该镇地处番禺交通要处，整村人都比较注重文化。

邀请熊十力来此隐居的黄艮庸，正是该村族人中最早接受西式教育的文化人。黄艮庸是熊十力的学生，也是梁漱溟的侄女婿，家族产业颇丰。

据介绍，观海楼当年是村里的“豪宅”，站在二楼书房窗前放眼望去，可一直看到珠江口，故曰“观海”。楼中空置的房间曾开放给村童读书学习，还得了个“村中国子监”的别称。

如今，观海楼的屋顶和外墙绿藤盘绕，墙体老化，有部分坍塌，角落结着蛛网，大厅置放着一些杂物，地上铺着历经年月的枯枝败叶。同行的村干部解释，观海楼为黄氏族人三家所分，因产权模糊荒置至今，尚未修缮。

屈慎宁指着一楼右侧的房间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那就是当年熊十力起居的房间。抬头看去，房门顶部墙壁上的雕塑融合中西元素，可辨认出蟠桃和貔貅等纹饰。走进一楼里屋，北面墙体上还刻着熊十力亲题的“仁宅”二字，笔力苍劲利落，落款“十力”。

所谓字如其人，宁拙毋巧自天真。正如其弟子牟宗三所说，熊十力的生命是一个“真生命”。牟宗三的学生蔡仁厚也曾评价熊十力：“他是真人，是野人，是大人。”这种个性在熊老的学术风格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另一位哲学家金岳霖也曾言：“熊十力的哲学中有人。”

观海楼失修已久，如今荒草萋萋，让人不禁嗟叹：岭南还记得这位大儒留下的足迹吗？

潜居著述 皓首求真

蛰居观海楼时，熊十力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总体来说，他在观海楼的生活还算平和，大多数时间都是青灯黄卷、埋头写作。

随行的养女熊仲光则抄写文稿，学习佛典。平日里，男工陈金海负责照料老人的饮食起居。在众人的帮助下，熊十力在此完成了《十力语要初续》与《正韩》的编辑和补充写作。

《十力语要初续》是《十力语要》的续编，沿用前者体例，辑录书札、论文、杂文等总计42篇，是了解熊十力学术思想和生平的一本极其重要的文献。

该书基本上反映出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之间，熊十力在北平、杭州、广州等地的学术活动与主要思想，其中一个主题是围绕《新唯识论》作出阐释和发挥，答疑解惑。

熊十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还能安心写作，自然离不开学生黄艮庸的帮助。熊十力在《增订十力语要缘起》中说明：“乃取积年旧稿复阅一过，多为番禺黄艮庸所选存。”

书中篇幅最长的文章是《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黄艮庸答子琴）》，是黄艮庸代熊十力回答邓子琴对《新唯识论》的质疑。

黄艮庸在学术上为老师付出，在生活中对熊十力也处处照顾。每到星期日，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黄艮庸都回到乡下，陪同熊老到田间散步。梁漱溟称赞黄艮庸温和忠实，唐君毅则把黄艮庸比喻为孔门的颜回。

平日里，熊十力只靠书信与外界往来。在学生黄艮庸、张北海的牵线下，他也与广州社会有一些互动。当时广州《中央日报》所办的《岭雅》周刊，便因张北海的关系，刊登了熊十力的一篇旧作《漆园记》。

彼时恰逢岭南心学奠基人陈白沙诞辰520年，陈白沙后人陈应耀便通过黄艮庸的关系请熊十力为之撰文，《陈白沙先生纪念》由此而生。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景海峰教授认为，熊十力对陈白沙的把握非常精要，笔力不一般。后来许多学者研究陈白沙，都绕不过熊十力的这篇文章。

熊十力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岭南心学，但在自宋代以来心学和理学的分界中，熊十力是偏向心学的。“余因白沙《禽兽说》，顿悟吾生之真，而深惜无始时来，一切众生都不自觉。”在那篇纪念文章中，熊十力如此感慨。身处不同时代的两位智者，平生都只为一个“真”字。

大儒亦怪 朴拙可爱

特立独行的个性，让熊十力在番禺留下了不少趣闻。“熊十力很怪。”屈慎宁将至今仍在流传的熊十力“乡间传说”娓娓道来：熊老的“怪”处，一是他从不吃白米，只吃糙米，觉得这更有营养；二是他极度热爱吃鸡。

村里每逢大事都会大摆宴席，黄姓男丁可以任吃任喝。熊十力虽然不姓黄，但作为深受尊重的“大人物”，也受邀前往。

据说，在饭桌上，他会不顾旁人而大口啖肉，一个人把一整只鸡都给吃了。在他看来，珍惜自己的生命，才能传道、救国、救世。熊十力真诚地相信，这不是自私，恰恰是大公之心。这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大儒“无鸡不欢”，村宴的鸡肉远远不够。1949年9月，熊十力在一封信中写道：“吾自去年来粤，未买半只鸡。只小女来，见其病弱，买一只鸡为彼下蛋，未买得好，无蛋，遂杀之。只此一次，外此两个年头未见鸡肉。”言下之意，似乎吃村宴的鸡都不作数。

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熊十力也常愁眉莫展，流露出真实的不安与嗟叹。

他一愁水土不服，提到番禺气候闷热、观海楼西晒直入，便自认老年残躯，加上神经衰弱，“真是没有精神”；二愁物价太高，用钱骇人，他曾有四个月没有买过猪肉，只吃青菜，生活简朴至极。

在村人看来，熊十力是一个大人物，也是一个怪人。确实，他不像一般学者那样温文尔雅，反而有一点朴拙之味，为人也并不循规蹈矩，但着实可爱。

两番到穗 始有真志

熊十力的学术之路，如同他的个性一样，不可复制。没有显赫学历的他，靠着天赋和苦功，自学成才。少年时代，熊十力投身革命，直到35岁时才开始往学术方面发展。早年在广州停留的半年经历，正是促使熊十力从革命转向哲学研究的转折点。

1917年11月，熊十力来到广州，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参谋，于次年5月离开。“护法运动”失败后，他返回德安，决心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十力语要》中也记载了熊十力转变的心路历程：“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于是始決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生之一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31年后，再度来到广州的熊十力又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是留在大陆，还是浮海他往？这个难题并非熊十力一人面临，当时的不少知识分子都在思考何去何从。

“解放后将何往？此吾所欲一商者。可苟活以不去义为主，义不可活方一了之。”在《熊十力全集第八卷》的书信里，他也提到这段经历。当时很多人都动员他前往港台或者海外，熊十力也曾动摇过。但他倾一生心血于国学，而国学的根基就在大陆，他无法割舍，遂打消了离开的念头。

作狮子吼 吾中国人

北京方面也在积极争取熊十力，希望熊十力北上共商国是。广州解放后第十天，熊十力就收到董必武、郭沫若联名电报，请他迅即北上，之后他又再次收到了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的信。

渴望重回学堂执教的熊十力很快便动身北上。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受董必武之托，为熊十力买好火车票，一路安排人扶持，并亲自送他到火车站。

抉择背后，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1949年11月29日，熊十力在观海楼写信给唐君毅道明自己北归的原因，一句话力透纸背：“吾中国人也。”新中国成立后，熊十力留在大陆，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陆续出版了若干专著。

熊十力的学生徐复观曾因去留问题跟老师交恶，到了晚年，他也逐渐理解熊十力当年的选择。

徐复观在《悼念熊十力先生》中写道：“熊先生则是牺牲个人现实上的一切，以阐发中国文化的光辉，担当中国文化所应当尽的责任。他每一起心动念，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生命与中国文化，在他是凝为一体，在无数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动。”

著名学者郭齐勇也作如此总结：“熊十力作狮子之吼，为挺立和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创造了融合西方思想、继承东方精髓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他以人文的睿智，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即使到了21世纪，熊十力对当代价值的影响依旧很大，新儒学的知识脉络在他门下得以代际传承。而位于番禺化龙镇的观海楼，也在沧桑之中，为岭南保留下了一代大儒不断奋斗的不朽足迹。

——访 谈——

熊十力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

景海峰（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熊十力在现代哲学史上占据何种地位？

景海峰：熊十力是“五四”以来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家之一，是现代新儒家的中心开创性人物，也是学界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家之一。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处在转型的过程。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哲学”这一说法开始流行起来。熊十力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在西学影响之下如何结合传统进行新的创造。他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鲜明的现代意识，他的研究和著作是现代的形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新儒学是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一代开始的。在民国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他们一直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在反思传统的同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的价值观区别开来。

羊城晚报：那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哪里？

景海峰：当时，新文化运动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儒家。熊十力意识到，在全盘西化的思潮之下，中国传统需要得到保护、适应现代。这种独立精神，保护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血脉。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能够发出这样一种先声，正是熊十力的可贵之处。

熊十力的学说是开了先河的。在20世纪中西思潮交锋的背景下，熊十力的学说表现出思想的深刻性与文化的潮流性，从哲学基础上思考中国传统如何适应现代的问题，影响很大。

羊城晚报：两段广州经历，给熊十力的人生以及学术生涯带来了什么影响？

景海峰：熊十力比较特殊，他没有显赫的学历，早年从事政治，是革命党人一员。辛亥革命之后，他不愿意在政界做下去，35岁才开始往学术方面发展。他的成才主要靠自学和天赋，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人物，不是循规蹈矩从学术圈内走出来的。

1917年，熊十力开始跟梁漱溟有文字往来；1918年出版的专著，已有蔡元培为之写序。这等于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从一开始名不见经传，慢慢走入北京大学这个学术中心的圈子。他的学术成长经历是不可复制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学院派。他后来的一系列思想创造也是打破陈规的。

熊十力在短札和读书杂记中稍微提到了一点他1917年的广州经历。那时候，他开始对佛教感兴趣，在街上坐上人力车，车夫跑了起来，他感受到马路如梦如幻。这时的熊十力正处于找不到出路的心境，因此逃离军队，“投戎从笔”，跟他早年的政治生涯彻底告别了。

不过，他即便脱离军政界，也不是马上就到学术机构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熊十力一开始先去中学教书，辗转到南开中学当国文教员，然后才去了北大。

1948年底到1950年，他隐居番禺观海楼，完成了《十力语要初续》与《正韩》等文稿的编写。前者要放到《十力语要》体系中去解读。

熊十力有两本著作比较关键，一是《新唯识论》，二是《十力语要》。《十力语要》是书信、短文、序跋的合集，一共有四卷。该书是学习新儒家很好的入门书，不艰涩，其中的书信主要是解答学生困惑，文字一流。能写到他这个水平的哲学家很少，文体半白，文字凝练，有六朝色彩，又有现代思想。《十力语要初续》就是对《十力语要》的补充、延展，亦是了解熊十力学术思想和生平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延 伸——

梁漱溟亲题广雅中学校训

广东广雅中学的前身是两广总督张之洞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创办的广雅书院，至今已有133年历史。古朴宁静的校园中端坐着一尊人物铜像，铜像下方刻有一行金色的大字——“梁漱溟校长”。

1928年至1929年，中国现代哲学家梁漱溟也来过广州，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的第23任校长。南下之前，梁漱溟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已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那次南下，梁漱溟还带来了一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

“我到广东来，自己抱着一点意思，是想试着去作我的乡治的主张。”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抱着通过“乡治”替民族开路的希望，梁漱溟来到广州，开启了他的民族改革之路。梁漱溟提出“自觉教育”的主张，希望学生拿出他们的心思、耳、目、手、足的力量，去亲身经历，用自己的心思才力去求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学问。该主张深受他个人哲学观念的影响，是他哲学观、生命观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梁漱溟在广雅中学虽仅任职一年，但后来他在广雅中学百年校庆时亲笔题写的“务本求实”四字，已成为校训并延续至今，被郑重地刻在校门照壁的背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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