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是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曾任民进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2010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后，他积极履职，多次参加馆里的建言献策活动。邓伟志馆员说过，他与文史馆结有三缘：“血缘”、学缘与文缘。“血缘”是认老馆员邓珂云为姑妈；“学缘”是“术业有专攻”，馆员各有各的专长，互相学习切磋；“文缘”是“文”字当头，以文会友，以文论史，为文史馆做的主要工作是文字往来。

图：邓伟志馆员

进入文史馆工作后，我与邓老师也算因“文”结缘。我在文史馆编研室工作，是《世纪》杂志的一位编辑，邓老师是我们的热心作者和读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

邓老师的人生经历是我们这一辈青年人不可求的，从成长经历来看，作为新四军的“红二代”，邓老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淮海战役的战火硝烟、血雨腥风中成长，根正苗红，得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从师承的角度看，邓老师大学毕业后，即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得到了老革命、老专家的言传身教。作为当代社会学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邓老师也是1970年代末至今中国当代史，特别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不少重要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

图：参加两会访谈

虽然主营“业务”是社会学研究，但邓老师始终是我们《世纪》杂志的老作者。他为我们投稿的文章或长或短，都言之有物，源于人生经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平时，因稿件事情我时不时会和邓老师有联系，他常说，你们的文章史学价值和可读性俱佳，每期收到我都会仔细阅读。邓老师对我们杂志的信任和喜爱，令我备受鼓舞。

邓老师在做学问时，特别强调“问”字，他认为“学问要有问才能学好”，不能“捡到篮子就是菜”,不仅仅要学习，更多的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疑问，并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产生新的问题。这种“好问”精神也在给《世纪》杂志投稿时体现了出来。

一次，邓老师从《世纪》（2019年第6期）上看到张云教授的《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之谜》一文，文章中提到了潘有“心病”。邓老师读后很受启发。什么心病呢？那就是他没有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为什么迟迟不汇报呢？这是邓老师长期关注的敏感问题。30年前他便已向扬帆、张承宗、梅达君等老领导请教过。随即邓老师以此疑问为内容写作了《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刊载于杂志上（2020年2期）。

图：登上《学术界》封面

从邓老师老师身上，我学到很多，记得当我问及他写文章的诀窍时，邓老师分享了他平时在生活中的做法——记笔记。他说：“我看书做笔记，听别人说话也会记笔记，甚至参观展览会也会记笔记。因为很多时候一阵风吹过，就忘了，但是记一记、想一想，再问一问就能记得住了。”我听后恍然大悟，这也就难怪邓老师总是能对往事记忆犹新了。

图：2022年7月，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公布，邓伟志馆员荣获“学术贡献奖”，其代表作《邓伟志全集》（共25卷）2013—2020年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最令我钦佩的是邓老师学无止境、谦逊质朴的学者风范。他告诉过我，作为学者宁为学问所困，不为财富所累。为了学问，邓老师坚持：生活简单化，知识复杂化。他说学人要把汗水洒在学问上，洒汗水的过程是：“读＋走”→写，在写的时候，在写了遇到别人跟你商榷的时候，又会感到走得不多，读得太少，于是再来个“再读＋再走”→再写，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螺旋式上升。读书、实践、思考和写作几乎占据了他的所有生活，我想这就是他学术生命长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2019年，在首届“长三角文化论坛”上，邓伟志馆员作主旨发言

邓老师还写过不少研究统战人物的文章，记忆中有写过王力平、马叙伦、雷洁琼、赵朴初、李平心、冰心、梅达君、卢鹤绂、邓宝珊、谈家祯、徐文雅、刘云昭等。文史馆主办或参加的“国学论坛”“长三角文化论坛”等活动，只要时间允许，邓老师均参与和支持。他积极参与文史馆各项工作，曾提交多篇质量较高的《馆员建言》。邓老师把自己当做统一战线的一个兵，积极为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贡献力量。正因如此，邓老师于2018年获评为上海市统一战线先进个人。

图：邓伟志馆员自比“鸿毛”

邓老师德才望兼备，他为人谦逊、生活质朴，84年的人生在旁人眼中比电影故事还传奇、精彩，在他看来却“轻如鸿毛”，他将自己比作一片不断稀疏、随风飘扬的“鸿毛”，尽管轻，但是也能给人送暖，为社会贡献绵薄之力。他曾将自己比作“老‘牛’伏枥，志在千‘米’”，要在文史馆这个温暖的大家庭，继续推动文史研究，一直研究到生命最后一刻。这种胸怀“国之大者”的学者担当，令我们动容，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服务好馆员的使命和责任。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