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是我二十多年编辑生涯中耗时最久、投入精力最多的一套大型丛书。书稿编辑过程，既是一次很好的编辑工作的历练，又是一次很好的学术营养的汲取充实过程。都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套丛书的编辑经历，使我再次深刻体会到这作嫁衣的辛劳和乐趣。

这部书稿的选题缘于1999年底选题会上社领导带回的一条信息。当时我们正讨论社里的中长期选题规划，领导提起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在搜集整理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资料，打算汇编成册。凭着历史学专业的出身和多年文史类图书选题策划、编辑经历，我直觉地感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选题，因此力挺列为重点选题。

实际上，没见到书稿前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2001年书稿到手，才发现是一大箱旧报刊和论文手稿的复印件及一份粗略的分类目录，大小规格不一、内容长短差别很大，有的一篇几十万字，有的一篇就一版报纸，还有字迹相当模糊的复印件。面对这一堆非常零散、不能成册的原始资料，我先核对每一篇篇目与内文，对所有的文章进行整理。在浏览的过程中发现，书稿所涉及的调查范围之广泛和蕴含内容之丰富，是那些单纯记录历史事件的文献所不具备的，因此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第一批稿件就有12卷、近1000万字。我组织了社里文史功底比较好的五六个编辑共同编稿。稿件发下去后，收到反馈意见——有的编辑说：从来没见过这么零乱、这么烂的稿件；有的说：这么枯燥乏味的统计数据，看了令人抓狂……

可我在这故纸堆中看出了乐趣，从中认识了一个又一个民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顾颉刚、孙伏园、李景汉、陶孟和、陈达、潘光旦、钟敬文、邵飘萍、费孝通，等等。从具体的似乎琐碎的调查记录中，看到了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当我读到著名记者邵飘萍为王卓然《北京厂甸春节会的调查与研究》写的序言时，深为这一批怀抱救国理想、力图以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和寻求改造路径的学者精神所感动。邵飘萍在序中说：“欲改造现实之社会，宜先明现实社会中事物之真相。而非用科学的方法以研究现实社会之各种事物，则现实社会之真相必无由而得。”李景汉在《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中写道：“……况且我国现时正在西风东渐、新旧递更的时候，社会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当乘此时调查记载，为现在与将来社会研究的资料。……我们调查的人，无论对于何项问题，不可稍存成见，必须报告事实，好作别人研究的资料。”费孝通说过：我们要“多在现在尚有事实可稽的状态下多写一些将来的‘史料’”。

从这些论述中，我深深感佩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者、文化名人和记者们，为达到有计划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投入到堪称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学术潮流中，积极倡导社会调查以求得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与全相的社会责任感和远大的学术目标，以及“为将来留史料”的长远学术眼光。

我看的内容越多，越感到这套书的宝贵价值，因此努力要把它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出来，制作成高品位的学术图书。

由于来稿零散,之前未经过细致的梳理和把关,存在不少问题，如不少篇目归类不当，有的手稿模糊不清，表格编制差错较多等。针对这些主要问题，我向编者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建议由责编读稿后根据内容调整篇目到相关卷册；对于参差不一的各类表格统一改为横式列项，表格中错误及模糊的数据由责编根据前后文和表格上下内容核对、重新统计校正，有些数据虽然错了，如无依据则不擅改，加上编者注，说明保留原因；所有模糊、残缺不清的手稿重新补印，或将原件寄来录入。这些意见取得编者的同意，并交给我全权处理。

随即我拟定了丛书的编辑要求，共有13条，分发给其他几位责任编辑，其中对标点符号、传统习惯用语、繁难字、表格编制、照片、地图、文章归类、序号级别、引文出处以及版式等编纂体例都作了统一规范。尽管拟定了编辑体例，但在整个编辑过程中，仍然出现先前未曾预计到的各种具体问题，都由责编汇总到我这里，一一解决。我们遵守史料整理的规范，精校细核，将许多不易辨认的手稿整理成“可信、好用”的第一手资料，便于学者们使用。

其后，为了让主编写好贯通全书的前言，我专门撰写了每卷的内容简介，并附上重新编排后的各卷篇目，为主编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

我不仅在整套丛书的内容编辑方面全面负责，而且在整体装帧设计方面也直接参与，力求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根据这套文献图书的特点，我自己设计了内文版式，并直接到排版中心现场排版，修改定型。为了让封面设计体现出丛书厚重的学术品位，我不断地与美编沟通，使其了解这本书的文化内涵。原先美编按市场常见的普及文物类图书设计，封面上安上一个古屋的飞檐或廊柱，我以为完全不符合这本书的品位，因此在封面设计第一稿、第二稿不满意之后，我找来几种我所欣赏的设计风格的学术类图书封面，供美编参考，最终三易其稿始成型，让人一眼就感觉其厚重高雅的品质。

该丛书正编历时四年，终于从最初的一大堆零散稿件，成型为10卷12册的大书。2005年丛书出版后，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学术赞誉和好评。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史学教授赵世瑜评论说：“关于这套书，有很多难找的资料收到里面了。比如《宗教民俗卷》‘山东庙会调查’很难找，我在山东省图都没有找到，只是在这里才一睹全貌。这些调查有很多对后来学术发展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套书的出版无论是从编者的角度，还是从出版社的角度都是做了功德无量的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李长莉评论说：“这套丛编的出版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有扭转性或里程碑式的意义。资料是历史学科建立、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这些年来，虽然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投入，但都是属于手工作坊性质的，研究者随便从哪儿找到点资料就用，没有形成规模。这次丛编的出版，既是学术团队的大手笔，也是出版社的大手笔，需要一定的魄力，它支持了一个学科的发展。”（《光明日报》2005年12月5日）。福建出版界资深编辑李瑞良先生给该书写的审读意见是：“此书编纂目的明确，内容充实，选材得当，编纂体例也很合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性著作。”2006年该丛书获得“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5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就这套丛书的出版进行座谈。与会学者的发言令我倍感振奋，大多数学者不但赞扬，而且提出希望把这项工作做大，挖掘出更多的民国社会调查史料，为将来修撰“民国史”准备充足的第一手资料。随后，我们又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签订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的出版合同，并向新闻出版总署申报，“二编”被列入了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二编”虽然也是12卷，但规模扩大了许多，除原有的分卷续编外，还增加了“华侨卷”、“法政卷”和“医疗卫生”等内容，很多分卷要分成上、中、下三册才能容纳，最终总量达到2500多万字，分成25册出版。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召开的“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的学术讨论会，使我对从事这项出版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我们不仅仅是将半个世纪前学者们留下的民生史料进行整理，为当代的学者提供民国社会的物质生活状态、社会关系状态和民众思想观念、信仰等研究资料，更是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现代学科建构的学术史留下重要的资料，还为当今浮躁的学界提供学习前辈学者脚踏实地的严谨学风、远大的学术眼光等可贵的精神遗产。

从2001年至今，我为《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出版投入了很多，也收获很多，在编辑研究中增长了学识。

作者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编审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