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从整个学术体系来看，所有的学科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一些学科并不能单一地划归到某一类，它跟两种学科都有交叉，比如，常见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等，认为它们是人文科学或者看成是社会科学，都没有错。医学同样如此，既属于自然科学又属于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把人与社会的存在，以及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所以，两者在研究方式上有非常紧密的逻辑关系。因为社会本身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研究人文必定脱离不了对社会的研究，研究社会同样要分析人文现象。

文化界有一句名言：文史不分家。实际上道出了两者的内在关联。“文”特指文学，“史”特指史学，文学和史学有许多因果关联，是文化人必须掌握的两门基本学科。

“文史不分家”也是做学问时奉行的基本准则，一名学者在做学问时，既要有“文”的头脑，也要有“史”的思维，把两者通过融会贯通的方式结合起来，才能促成深入研究。

进一步来讲，对作家来说，必须掌握必要的历史学知识，史学家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做起学问才能游刃有余。

史学家研究历史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讲述历史故事，解读历史人物，剖析历史事件来实现，做这些事情时，必须用文字来陈述，就牵扯到文学上的修辞方法和表达技巧。试想，如果一名史学家的文笔太差，撰写出来的历史味同嚼蜡，缺乏趣味性与可读性，全是干巴巴的文字堆砌，面对这样的历史，又有几个读者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和学习？

如果再把历史细分的话，比如，研究文学史、美术史、民俗史，就更加需要文学艺术知识的支持，方可提炼出让读者信服的观点，否则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作家同样需要历史知识来帮助自己完成工作。如果一名作家不懂历史，对一些历史典故与历史细节似是而非，闷头想当然地去创作文学的话，不但会弄出笑话，还会让作品显得轻飘飘的，缺乏历史厚重感和文化韵味，缺乏打动人心的细节说服力，面对这样的文学作品，没有几个读者愿意买单。

尤其是历史小说，对“文史”的倚重非常强烈，能创作出优秀历史小说的人，无不是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专家。

从历史来看，凡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字作品，自《山海经》、《史记》、《战国策》、《水经注》、《资治通鉴》、《古文观止》，再到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红楼梦》，都是把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完美地融为一炉，让读者既欣赏了文学的瑰丽，又领略了历史的厚重。

实际上，早在3000多年前，古老奇书《山海经》横空出世后，就给“文史不分家”制定了规矩，树立了榜样，后世文人只需按照这种方式来写，完全能创作出符合审美要求的经典读物。

《山海经》间接促成了“编年体”史书的形成，后来的《春秋》、《左传》、《竹书纪年》、《汉纪》、《资治通鉴》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编年体”史书，在写作手法上，既重视史料的严谨性和真实性，又重视文辞的优美性。通过叙述和分析具体的历史材料，让事实说话，然后，作者透过事实加以说明，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怀，达到有情有理的表述效果。

这种创作方法被称作“春秋笔法”，从“春秋笔法”开始，文字作品就走上了“文史不分家”的创作路子。

西汉时期，大文豪司马迁创造了“传记体”史书体例，并用这种文体创作了鸿篇巨著《史记》，影响十分巨大，被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创作“传记体”史书时，跟记者的工作类似，首先要通过调查、采访、搜集，来获得第一手材料，再把它们加以筛选和编排，然后，作者通过分析材料，加入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最终整合成一篇集趣味性、可读性和纪实性为一体的作品。

“传记体”作品既有文学的元素，又有历史的元素，是对“文史不分家”优良传统的进一步发扬，这种写作体裁影响深远，经久不衰，到现在仍然被使用。

如果把目光扫向现当代文坛，同样能发现“文史不分家”是一个优良传统。一些作家在创作人物传记或历史小说时，融合“文史”知识是必经之路，需要在作品中同时展现出文学趣味和历史趣味，体现出知识、故事和深度，达到雅俗共赏，才能吸引读者读下去，既能开阔读者的眼界，还能达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比如，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齐白石自传》，冯至《杜甫传》，姚雪垠《李自成》，林贤治《人间鲁迅》，熊召政《张居正》等作品，都采取了“传记体”文体来创作，都是声情并茂的优秀文字作品，称得上是真正的精神食粮，任何时候阅读它们，都不会让读者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