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康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国内外扬名立万的女作家，祖籍为湖南的占了颇大的比重。按年资排列，其中居前三甲的可能为陈衡哲(1893年生，衡山籍，留美)、白薇(1894年生，资兴籍，留日)、袁昌英(1895年生，醴陵籍，留英)。事实上，在全国她们也居同行中的最前列，如阎纯德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收入52人，依出生年月先后正是这样排序的。至于后来在文坛活动更多因而在普通读者中名声更大的如丁玲(1904年生，临澧籍)、谢冰莹(1906年生，冷水江籍)等，已晚了一轮；而当今网络上广为传诵的林徽因(1904年生，闽侯籍)未被该书收录，另如离开大陆去了海外、在世界华人阅读圈闻名的张爱玲(1920年生，丰润籍)、聂华苓(1925年生，应山籍)等资历更浅，已排到该书第33名以后了。

陈衡哲

一、陈衡哲打破文理隔阂

五四运动高举“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先驱者们最初集合在两个代表性的刊物下，即1915年出刊的《新青年》和《乖斗学》杂志。大多数文人只能在文科杂志《新青年》发表文章。鲁迅虽早年在日本写过地质矿物学等科普论文，这时却没有向《科学》投过稿；胡适能在《科学》上发表文章，却不含自然科学内容。

陈衡哲不但在上列女作家群体中最早进入陈独秀、胡适倡导“文学改良与革命”的《新青年》圈子，而且能在《科学》上发表文章。请看她的《说行星轨道》一文，载于《科学》第3卷第7期(1917年7月)：

全文解释从地球上观察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它们在“天球面”上的“视运动”(即古人曾长期假定地球是宇宙中心，自身不动，因而看起来只是其他天体在天幕上移动)并非总是沿着曲线轨道匀速前进，不仅有时徐、有时疾，尚且有时进、有时退(逆行，或左右拐弯)，如图1所示。

图一

作为在国内上海爱国女学只读过三年中学，来美国刚三年的文科学生，陈衡哲没有单纯用普通文字来说明这类怪异的复杂天象，而竟能借助“数学语言”，特别是一般中学生学过的平面几何学。她先区分内行星(比地球距太阳更近，即水星、金星)和外行星(比地球距太阳更远)，具体以水星、木星为例。由于各行星绕日运行周期不同，水星有时与地球居于太阳两侧，有时可能同侧(从而水星在地、日之间)；而木星永无在地日之间的情形。但都可能发生退行现象，原理有不同。陈衡哲画了5张图来解释，这里选登两图(图2)，限于篇幅，有关学理文字这里均不赘引。

图二

二、陈衡哲与任鸿隽呼吁改革教育

陈衡哲能有此等才力，缘于1914年她考上清华庚款对首批女学生留学的资助。她先赴瓦沙学院(VassarCollege，美国著名的“七姊妹”学院之一)，该校属女子“文理学院”，文科以及艺术类课程极其优秀，文学、经济、艺术史、历史、心理学、政治学、电影与戏剧等享有盛誉；理科的生物、地理、天文学十分出众，知名的Astronomy观星台每周三会对学生开放。学校实施通才教育，限制学生所选的课程最多只能有50％在同一个领域内(例如历史学)，最多只能有75％是相关专业课程(例如文科)，其余只能选非本专业的(例如理科)课程。学校让教授一对一地带领学生进行科研，一年级学生就得选择一个集体课题，参加讨论并进行批判性写作，培养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陈衡哲这篇文章可能即源于此。1918年陈衡哲毕业后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才主修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

有了中西教育的切身体验，1925年陈衡哲与夫君任鸿隽(1886—1961，留日同盟会员，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1912年稽勋公费留美，与杨杏佛、赵元任等共创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回国以后任至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现代评论》上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的提议》，先历数中西大学的优劣，然后建议“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建立新型的小规模试验学校，导师应品端学范，讲授其擅长的专深知识，指导学生研究，直至学成毕业，发文凭而不授学位。这种办学方案比以往胡适等人鼓吹，青年毛泽东等人实践过的自修大学，又有所发展。

三、太平洋学会国际学术会议的女元老

陈衡哲自述：“我曾代表中国，到过四次太平洋学会(民国十六年在檀香山，十八年在日本西京，二十年在上海，廿二年在加拿大之班府)。”所谓太平洋学会，最初由美国政府资助成立“泛美(即南北美洲之意)学会”，1924年扩展为泛太平洋学会，把整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都包括在内，中国学者因而获邀参会。议题主要是太平洋周围(美、亚、澳洲)各地自然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1929年在日本开会时，已有11个国家和地区(含殖民地如日属韩国、法属印支、荷属印尼、英属马来亚等)的代表组成评议会，会上又吸收了苏俄，偏偏将亚太最大的国家中国排除在外，理由是中国没有科学院这类全国性的科研机构。陈衡哲等中国代表据理力争，举出中国科学社即相当于科学院，终于跻身于这个国际性学术组织的政务机构。

陈衡哲在日本京都(西京)的会议上看到，尽管日本作为东道主，号称参会代表有400余人(实际到会的不足200人)，中国只有十几人，然而日本没有一位太太(即已婚女学者)能参会，她于是深感日本的夫权极大，妇女的社会地位还不如中国。那时距明治维新已半个多世纪，日本的产业现代化以及环境保护都做得不错；从民族性来分析，日本人小气、多疑，没有中国人的大国风度。在军国主义统治下，百姓没有自由，只有绝对服从。代表中有的军国主义分子还出言不逊，公然挑衅，说“中国人命不值钱”。陈衡哲写下：“当时我听了这句话，我的泪流出来，气愤填胸，我几乎要起来去打他。”(据《对太平洋国际讨论会的感想》，载《新纪元》第1卷39期，1929年12月20日)

陈衡哲还发现，有一位韩国女代表，在美国檀香山开会时，惟陈衡哲的马首是瞻，十分亲热；这次到了日本西京，冷若冰霜，形同陌路，避陈衡哲犹恐不及，后来才偷偷塞了一张字条给陈，上写“我愿意和你相见……”又没有了下文，仍令陈衡哲十分困惑，这位韩国人哪副面孔才是真实的呢?所以她觉得“我们对朝鲜人应该小心”，因为日本要控制和利用朝鲜，常常会暗中给中国下套。

陈衡哲作为亚洲国家最早参会的女代表，可谓几朝元老，被选人会议主席团，这也是为国争了光。但她谦虚地说：“然亦不过尸位陪议罢了，哪能有什么成绩呢?”

四、舅舅和姑母对陈衡哲的影响

文史界只知陈衡哲的祖父叫陈梅生，湖南衡山人，有12个子女。陈衡哲的父亲是幼子。陈衡哲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南区)人，我们从陈衡哲的《自传》和《纪念一位老姑母》等文可知，其姑母和舅舅庄思缄(字蕴宽)都鼓励她自信自强，对人生满怀希望，认识自己“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不“安命、怨命”，要敢于“造命”。舅舅由文官转行到广西廉州当新军统领，她回忆曾经的心灵交战：“(舅舅问她能)‘胜过舅舅吗?’天下哪有此事?我就在梦中也不敢存此妄想啊!但舅舅却说‘胜过我们算什么?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的父母尊长的脚步走。’这类的说话，在当时真可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姑妈和舅舅都鼓励和关注她报考清华公费资送留美女生资格，并不约而同地将报上发的录取消息迅速通报于她。他们培养了陈衡哲敢作敢为勇猛果决的气质。

1916年暑假，陈衡哲从瓦沙学院所在的哈德逊河畔的Poughkeepsie(波基普西城)，到达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Ithaca，留学生译为曼妙的名字绮色佳)，恰逢胡适说的“(七八月问)我同梅(光迪)任(鸿隽)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陈衡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小雨点·胡序》)更应指出，当主将胡适还只能拿出“白话诗”的时候，陈衡哲的白话小说《一日》、《小雨点》、《波儿》，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鸟》，白话剧本《老夫妻》等已经源源不断地推出了，岂止是一名“安慰与鼓舞”的同情者，简直成了一支主力军。

舅舅去世时，陈衡哲写了一幅挽联寄托哀思：

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

病离、生离、远离、死离．可怜一诀竞无缘。

(见陈斯馨《女作家陈衡哲》，载《永安》杂志第96期)

五、笔名莎菲女士的由来及未发表作品

陈衡哲最初(或有时)用过“莎菲女士”的笔名，来自外文Sophia(索菲娅)，读如“莎菲”也可。因美国师生不惯外国文字读音，留学生得在自己姓名中夹个英文常用名字好称呼，如宋庆龄就有“罗莎蒙”之名。丁玲后来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是误打误撞，不是刻意针对陈衡哲而发，因那时社会上确有些女子赶时髦取这类外国名字。

现今读者可能认为陈衡哲的作品只有《西洋史》(上下二册)、《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短篇小说集)及《衡哲散文集》(二册)等几种，不免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实际上陈衡哲出版的并不只此，还有一般人没读到的英文著作三四册，及其他小册子，统共约150万字；另有100万字的诗文小说，大多写于抗战时期，颠沛流离，没有发表。(见《自传》)又据抗战胜利后陈斯馨报道：“她几年来，是埋头埋脑地在写一部长篇小说，预计有六十多万字，把五十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农村等做背景。预计完成之后，再译英文，中英文同时出版。这一种伟大的工作，在中国的女作家中可算是破天荒的著述了。”(见《女作家陈衡哲》，载《永安》杂志第96期)

可惜，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以及眼疾日益沉重(也因看书写作用眼太多)，这部巨著终于没有拿出来。“文革”时她有海外关系及复杂社会关系(先夫当过国民政府“高官”，本人是胡适派“自由知识分子”，比“文艺黑线”还黑线，亲友中此类人物很多。两个儿子在美国当教授，女儿是上海外语学院教授，属重灾区)，遭到迫害，多次抄家。她病逝于1976年1月7日，文稿早成劫灰或烬余残片，没法寻求了。

六、陈衡哲(陈鹰)和陈己同(陈[受鸟](音shou))

陈衡哲的族名叫陈鹰，20世纪中国女数学家中有一位叫陈[受鸟]，也是湖南衡山人。鹰和[受鸟]这两个以“鸟”为偏旁的字在普通字典不易找到，电脑也打不出来，但却透露了两人的同族同辈姐妹关系。的确，两人的祖父是兄弟，陈[受鸟]的来头也不小，其祖母是赵烈文(1832—1894年，江苏常州人)的妹妹。熟悉湘军志或者看过《忠王李自成供状》的读者，都知道赵烈文是曾国藩最亲信的幕宾之一。陈[受鸟](1909—2007年)字己同，出生在四川奉节(今属重庆)，比陈衡哲小了16岁。1920年当陈衡哲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时，陈己同刚从南京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高小。

1928年秋，陈己同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与陈省身、吴大任等是同学。1934年3月，陈己同与吴大任结婚，并被伦敦大学接收为研究生，1935年夫妇又到汉堡大学访问。1937年8月回国执教，1946年回母校任教。吴大任当到南开大学副校长，两人一起翻译了多部数学著作，曾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吴大任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的恩师)的堂弟，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从美国回南开定居，并创办数学研究所，陈己同与之经常过从叙旧，比陈衡哲晚年的孤寂大不相同，故能享寿遐龄。

陈己同喜好昆曲，退休后，组织甲子曲社，为这门高雅艺术的传承发挥余热。

衡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从这两姐妹一文一理，驰誉海外，再次得以验证。

七、陈衡哲与《新青年》各位女作者的比较

正是基于上面第四、五两节的理由，我们尊陈衡哲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作家。若将《新青年》前7卷(1920年以前)的女作者和其作品(含翻译作品)做一番盘点，按发表时间先后，会发现令今人汗颜的事实：

1．第一位是薛琪瑛的《意中人》(1卷2期，3期，4期，6期；2卷2期)，她翻译的是英国作家王尔德(1856—1900年)的讽刺喜剧，又名《理想丈夫》)。薛琪瑛，无锡人，家世显赫，她是薛福成的孙女，吴汝纶的外孙女，纺织富商薛南溟的女儿。曾留学法国，通英语、法语、拉丁语。其家翁朱延熙是进士，翰林院编修，曾在湖南为官。其丈夫朱文长(1891—1914年)去世后，她还帮助培养了夫弟、著名诗人朱湘(出生于湖南沅陵，清华留学美国)。

2．第二位是张绍南的《哀青年》(2卷6期)，《余之病院中经验》(3卷4期)，《夏克通探南极记》(3卷6期)。她是林学家李寅恭之妻，当时两人同在英国留学。

3．第三位是吴弱男的《小爱友夫》(4卷6期，5卷3期)。吴弱男的祖父是著名淮军将领吴长庆，吴弱男也在上海爱国女校读过书，1904年留日，后留英，她助章士钊办《甲寅》周刊，已是著名的政论文学作家。《小爱友夫》是她翻译的易卜生戏剧。

4．第四位是陈衡哲的《人家说我发了痴》(5卷3期)、《老夫妻》(5卷4期)、《鸟》(6卷5期)、《散伍归来的“吉普色”》(6卷5期)、《小雨点》(8卷1期)、《波儿》(8卷2期)等。

5．第五位是沈性仁的《遗扇记》(5卷6期，6卷1期，6卷3期)和《新闻记者》(7卷5期)。沈性仁(1895—1943年)，浙江嘉兴人，曾留日，后入北京女高师，1917年与陶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结婚。《遗扇记》即《少奶奶的扇子》，与《意中人》同属王尔德的剧作，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曾被搬上舞台演出。沈性仁还与徐志摩合译了《玛丽·玛丽》等，1920年与陶孟和合译凯恩斯的经济著作，1925年翻译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在中国掀起了雅俗共赏的“房龙热”。

以上几人都是五四之前已经出道的女作家、民国名媛，按智商、情商、家世、学力、资历，各有千秋，所以必须承认陈衡哲不是样样领先。何况那时的女作家群体不必要也不可能都到政论性的《新青年》杂志投稿，所以从文学史来说，这5人远不能代表总体的形形色色。有些文章将陈衡哲地位任意拔高或将其作品贬低，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五四，那真是一个孕育、产生巨人巨匠的时代，女作家们的辛劳和建树不让须眉，也推动着中国妇女的解放。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