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与转型--2020年杭州文史论坛在杭州召开-米儿火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查建国夏立陈炼）11月14日，由杭州市政协主办，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杭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杭州文史研究会、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承办的2020年杭州文史论坛暨“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与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杭州市政协主席潘家玮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叶鉴铭主持论坛开幕式。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故宫博物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部分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以及浙江省内地市政协和杭州各区、县（市）政协的文史工作者共百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就“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5世纪以来杭州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与互动”“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其他”“走向近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城市发展”等历史上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进行了探讨交流。

聚焦长三角地区历史文化综合研究

潘家玮表示，一座城市的繁荣发展，既要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也要抢抓机遇，因势而谋、乘势而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杭州重大的政治责任，也是重大的历史机遇。历史上，长三角地区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进入15世纪以后，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文化互动更为频繁，为当今一体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去年此时，我们以“千年以来东南地区文化区位重构与杭州的崛起”为主题举办杭州文史论坛，探寻长三角地区的历史渊源、挖掘共同的文化基因。今年，我们再次聚焦长三角地区历史文化，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展综合研究，为杭州更好融入长三角提供多视角的历史借鉴。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孝荣表示，15世纪的世界，在中国开始了永乐王朝，郑和下西洋到达东南亚、南亚及非洲许多国家；在欧洲则是大航海时代，环球航行成功带动了地理大发现，这是一个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此次会议设计了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5世纪以来杭州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与互动等四个主题，各位学者提交了30余篇论文，对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乃至中外交流等展开研讨，阐述15世纪以后全球化背景下的长三角地区共生共进、互通互融，逐渐结成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的过程，以及杭州作为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论文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推进明清史、江南史、杭州史的深入发展，同时也有鲜明的现实借鉴意义。

为长三角地区发展提供多视角历史借鉴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邹振环分别作主题发言。

邹振环在“杭州民间画师聂璜及其《海错图》”发言中提出，《海错图》的作者聂璜是康熙时期罕见的具有“民间立场”的民间画师。历史文献中关于聂璜的生平记载寥寥，仅知其字存庵，号闽客，浙江钱塘人，生卒年不详，大概生于17世纪40年代，是位生物学爱好者，也是擅长工笔重彩博物画的高手。有学者推测聂璜可能是一位无心仕途而又无家庭负担的安逸闲散之人。《海错图》在文字方面的知识性和图绘方面的艺术性上，都呈现出极其明显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征。聂璜不仅重视本土文献，也关注海外学者的汉文著述。聂璜一方面作为吸收多元知识的文化人，一方面作为站在中外文化边缘上的民间艺术家，他在中外知识和画艺交流和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清代博物学史上特殊的时空，既是沟通中外跨文化知识和画艺的知识人，同时也是沟通本土大传统与小传统二者之间的桥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在“近代上海与浙江茶叶产销”发言中认为，近代上海开埠通商后，作为中国海内外交通、商贸和金融中心城市所独具的综合优势和强大的辐射集聚功能，对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的茶叶产销产生了持续有力的推动，也明显促进了沪浙两地经济社会的变迁与转型。19世纪80年代后半叶始，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外国银行与钱庄建立起了信用和资金融通关系。农副产品贸易每年数十亿元的资金，绝非直接从事这项贸易的商人们所能承担，这些款项主要依赖以上海为中心的钱业市场的调拨。在浙江各地茶叶产销过程中，主要提供资金支持的上海茶栈的作用甚为关键。通常上海茶栈借贷资金给浙江本地茶商，让其大量收买茶叶运至茶栈，由茶栈代销。茶叶出售后，茶栈会从收益中扣除债款本利及一切费用佣金。如有亏损，由茶商负责补偿。上海茶栈的资金运营模式，深入浙江茶叶产地。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敬斌在“街栅与坊门：明清江南城镇的空间秩序一题”发言中提到，明清时代通过在街巷出入口立栅，实行夜禁，在夜间封闭交通要道和居住、商业区的做法，在江南可谓屡见不鲜。街巷栅门的设立属地方政府控制城市空间，维持治安的重要手段。其反映出的城市治安管理的精神实质，与唐代都城的坊市制，乃至更早期的城市坊里制度相差无几。近代影像资料中，偶尔可见江南城市中坊门的存留，功能类似于街栅，在入夜之后或有寇警之时，只需关闭门栅，即可封闭一段市街，发生火警的时候，结合两侧屋顶的风火墙，也具备一定的防护隔断作用。

探究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宫云维在“历史文献中的“浙商”及其内涵”的发言中表示，“浙商”一词，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文献记载中叫法不一，有“闽、浙商旅”“二浙商人”“两浙商贩”“广南、福建、淮、浙商旅”“浙商”“两浙商人”等，但都指向同一个群体：即“两浙”地区的商人。以“浙商”而言，历史文献中的浙商，其经商地域并非只限于浙江境内，其从业人员也并非全都是浙江籍。外省籍人士在浙江境内经商的，也有称为“浙商”的。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余清良在“明清时期杭州官营织造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明清时期的丝织手工业主要集中在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杭州是其中重要的丝织业中心。明代杭州有织造府和织染局两个具体的官营丝织生产机构。织造府是官营丝织生产的管理机构，其附设的机房，主要“掌织造御用袍服”。而织染局是主要的生产机构。在明代浙江的十织染局中，杭州织染局无论是其建置规模还是产量，均为首位。苏、杭二局实际上是明代官营织造的主要支柱。清代官营织造主要集中在江南的江宁、苏州和杭州三地，尽管清廷规定江南三局以江宁为主局，同时规定三处织造数目不得彼此多寡悬殊。但从实际成造情况和具体生产的段匹数量来看，杭州织造局的生产规模位居三局之首。清代的整个上用、内用、官用段匹织造对杭州织造局具有很大的依赖性。

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淑华在“16-18世纪长三角地区港口与杭州的社会变迁研究”的发言中表示，16—18世纪长三角地区港口贸易由于明清政府不时变更的贸易政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然而，无论是“海禁”时期还是“开禁”时期，这些港口均能在各种贸易环境中生存壮大，其中关键性的一点在于长三角地区强大的腹地经济承载力，而杭州作为全国生丝和丝织品的主产地及商品集散地，是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港口贸易最重要的经济腹地。凭依港口活跃的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杭州的市镇经济更趋繁荣，港口海洋文化也不同程度地改变和影响着杭州的传统价值观念。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社会文化

绍兴文理学院讲师张权在“环境、社会与景观认知：魏晋以降浙江兰亭的景观变迁”的发言中提出，绍兴地区自东汉马臻修筑鉴湖水利工程以来，农业发展渐趋成熟，原始的自然环境在人类的改造下，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农业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绍兴的水文景观质量得到很大提升，同时也孕育了发达的区域生态文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贤亮在“明清江南的社会风貌及其区域特性与核心性意义”的发言中表示，唐宋以来的江南，给世人的一个基本感觉，就是社会生活的富庶、安逸、“家给人足”。其社会形态、经济生活、文化创造甚至政治控制层面，都具有包容性、示范性、引领性与创新性。江南人对外部世界有快速的适应、物质的模仿、对内地人生活的诱引或者引领，新陈代谢之中蕴含着包容性与创新性等，皆堪称江南人、江南生活的重要特质，也可视为江南文化中的精神价值与时代特色。

杭州市西湖区区委宣传部朱光明在“发现风景：16-17世纪文士的杭州旅行及其文学书写”的发言中认为，16—17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工商业快速发展，社会思潮渐趋活跃，尤其是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上半期的“晚明”，是思想史上的转型期，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在这个阶段，旅行也成为一种风气，并出现了旅行家群体。杭州是江南文化的重要代表，吸引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形塑着西湖，乃至杭州的文化。16—17世纪文士游览杭州以游览西湖为主，注重游赏西湖的湖光山色，书写西湖风物，寻幽访古，重塑城市记忆。同时，在西湖之外，文士探索了新的游杭路线，发现了不一样的风景，西溪、云棲、白龙潭等地得到文士青睐，他们用诗文塑造着杭州的别样形态和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