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早年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他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20岁，满怀求知的欲望，从长安出发，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氏世代为太史，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隋书·经籍志》也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可惜却“发愤而卒”。那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

司马谈临终前，一是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二是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记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司马谈死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为了继承孔子编撰《春秋》的思想，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也透露出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8年的时间所写成。全书共130卷，约526500字，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汉以前各种史书的优点，建立了全新的体系。司马迁作《史记》善于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所用语言生动形象，繁简得当。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是以表格形式呈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历法 、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题史；“世家”是历朝诸侯贵族的活动和事迹；“列传”为历代各阶层有影响人物的传记，有少数篇章记载少数民族等的历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由司马迁所开创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史记》的“书”，是《史记》五体之一，共八篇，为司马迁首创。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到班固撰写《汉书》时，仿“八书”而发展成“十志”。这是由于《汉书》已名“书”，所以改“书”为“志”，并成为以后史书的通例。“志”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三国以前，史马迁的《史记》并不是用这个书名。据史书记载，司马迁在他的巨著编写成后曾送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在书上写了“太史公书”四字。太史公是司马迁的官职，书就是著作。可见司马迁当初并没有为这部书题过名。后人有根据它的篇幅而称《太史公百三十篇》的，也有称它为《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太史公记》，甚至还有省称“太史公”的，很不统一。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