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言

吾国“小说”一词之意义，非但古今不同，亦且人人言殊。满清末季，西洋文学思潮输入中土，旧词新用（注一），愈增纷扰。本文所论，以魏、晋、南北朝志怪作品为范围；所急欲探究者，小说之古义，与乎志怪之渊源耳。至若唐、宋以下各代观念之演变，以及欧、美诸家之说法，则无暇论述矣。

第一节 古小说之定义

小说之名，首见于《庄子》。《外物篇》云：

……夫揭竿累，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注二）“小说”与“大达”对文。小说者，无关乎治道之琐细言论也。《荀子﹒正名篇》亦云：

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注三）

《荀子》所谓小家珍说者，实指墨翟、宋妍之徒所持奇异而不合中道之辞说（注四）然则“小说”与“小家珍说”，实皆指不经之谈，原无明确之范围，盖先秦时期犹非一固定名词也。

迄乎汉成帝、哀帝之世，刘向、刘歆夫子奉昭校理皇家图书，遂集群籍以编成《七略》。班固复据之以为《汉书﹒艺文志》，小说一家列入《诸子略》，“小说”既成为固定之词语，其义乃稍显著矣。《艺文志》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匈荛狂夫之议也。（注五）

魏如淳注云：“《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注六）然则小说者，盖由稗官搜集街谈巷语编缀而成也。唯据原书所著录作品以观之，实有不尽然者。《艺文志》云：

伊尹说二十七篇。原注：“其语浅薄，似依讬也。”（注七）

鬻子说十九篇。原注：“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原注：“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原注：“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原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讬之。”

务成子十一篇。原注：“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原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原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讬也。”

黄帝说四十篇。原注：“迂诞依讬。”

封禅方说四十篇。原注：“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原注：“武帝时。”（颜）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臣寿《周纪》七篇。原注：“项国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原注：“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以上十五家。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等，皆依讬古人；周考、青史子，记周代故事；宋子，言黄老之意。凡此九种盖先秦旧籍，是否为稗官所记之街谈巷说，已不无可疑（注八）。

封禅方说以下六种，俱为汉代小说。《心术》、《周纪》，内容不详；《百家》乃刘向杂取周、秦及汉初诸子传记所编。至如《封禅方说》，殆为武帝时方士所奏封禅之事；《未央术》言道家养生之法；《周说》则多记医巫厌祝之术（注九）。后三种皆与方士有密切之关系，今人王瑶遂据以推论，认为汉人所谓小说家者，实指方士之言（注一0）。其观点虽不免有以偏概全之蔽，然亦有可取者。

东汉桓谭《新论》云：

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注一一）

按：丛残小语，即《汉书﹒艺文志》所谓之“街谈巷语”；近取譬论者，以譬喻为表达之方式；、书者，形式短小之篇章（注一二）；治身理家者，小道理耳。小说之内容、形式、公用，与乎表达之方法，俱已涵盖其中矣。

刘歆、桓谭、班固等人，率由政治性、实用性以评论小说，娱乐性之存在与否，则无关宏旨。迄乎汉季，观念始稍稍改变。魏鱼拳《魏略》云：

（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大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前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注一三）

按：曹植所诵“俳优小说”，大抵为诙谐文字与嘲弄言语之类（注一四），与胡舞、跳丸、击剑，并为杂技艺，其所注重者是娱乐趣味性质也。伺候，小说乃实用性与娱乐性兼具矣。

第二节 志怪小说之范围

《庄子﹒逍遥游》云：“《齐谐》者，志怪者也。”（注一五）志怪，意指记录怪异之事，固非一特定名词。其为“志怪”为书名，当始于晋朝。祖台之、孔氏，并撰《志怪》；唐初纂修《隋书﹒经籍志》，两者并列入史部杂传类。其他性质相近之著作，若：《列异传》、《感应传》、《搜神记》、《搜神后记》、《甄异传》、《异苑》、《幽明录》、《宣验记》、《应验记》、《冥祥记》……等二十余种，亦并载于杂传类。盖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家传记勃兴，流风所及，志怪书率以史传形式出之，故目录学家依其体裁所近，归入史部，遂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仙佛等传同列也。（注一六）

唐、五代之际，观念无甚变异。《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者，自《列异传》以下二十余部书，俱属于史部杂传类（注一七）。洎乎北宋，王尧臣奉昭编次《崇文总目》，见存之南北朝志怪书：梁吴均《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还冤记》两种，始拦入小说类。欧阳修据唐《开元四部书目》等资料，编成《新唐书﹒艺文志》（注一八），元列于杂传类之志怪书，若《列异传》、《甄异传》、《搜神记》、《志怪》、《灵鬼志》等，举而改隶子部小说类，盖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纂修《太平广记》一书不无关系也（注一九）。元脱脱等根据宋《国史艺文志》、《中兴馆阁书目》等，修成《宋史艺文志》，其小说类大抵因袭欧阳修之观点，唯内容更形芜杂耳。

明胡应麟慨叹小说之繁伙，派别之滋多，于是综其大凡而析分之，以为六种。《少室山房笔丛》云：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注二0）

胡氏既因《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内容而整齐之，且首次标举“志怪”一目，用以包含《搜神记》、《述异记》等书。后世每以志怪作为魏、晋、南北朝神怪灵异小说之通称，殆由胡氏始创之。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命纪昀总其事。纪氏将小说列为三派。《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叙云：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弭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

……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注二一）

今按《四库全书》所著录，杂事之属，有《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因话录》、《北梦琐言》……等书；异闻之属，有《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拾遗记》、《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续齐谐记》、《还冤记》……等书；琐语之属，有《博物志》、《述异记》、《酉阳杂俎》……等书（注二二）。校以《胡应麟》所分，前一种即杂录，后二种则为志怪也。四库馆臣，原是依据各书内容重加分类，最为精确可信，较诸旧志之仅按书名钞撮派分者，实不可同日而语。无怪乎后世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书目，每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蓝本斟酌损益之也（注二三）。本论文所收录者，除参考前人著述外，复钩稽原始资料，重行排比，庶几编成一完整之目录。（注二四）。

第三节 神话、传说与志怪小说

论者每谓古代之神话与传说乃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之根源（注二五）。盖三者出于民间，所述皆以超自然现象为主，且志怪小说乃继承神话与传说之遗绪而略加演变，其痕迹灼然可见也。

神话与传说之界线，颇难厘清。周氏《中国小说史略》云：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易不常，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注二六）

然则神话与传说，虽有演进先后之不同，其划分至标准乃在乎所占神性、人性比例之多寡耳。

吾国之神话与传说，多散见于《山海经》、《穆天子传》、《屈原赋》（注二七）、《淮南子》、《列子》等书，目前尚无集录成专册者。其中，《山海经》、《穆天子传》两种，所载内容最丰富，对于魏、晋、南北朝志怪书之影响尤其重大。

《山海经》旧题为伯益所作（注二八），宋代以后，致疑者渐多（注二九）；近代考证方法之细密度越前人，研究《山海经》之专家大抵主张原书非一人一时所撰（注三0）。《五藏山经》五卷，记中国山川、神祗、异物，提示趋吉避凶之道，祠神之物，多用玉、糈及雄鸡，与巫术合，盖古巫师祈禳书之遗，约完成于东周时代。《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经》及《海内经》十三卷，所记则为诸种神怪变异之象，远国异人之状貌风俗，殆作于春秋之际，甚或西汉初年也（注三一）。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以叙述地理，夸示博物为主，如《博物志》、《神异经》、《汉武洞冥记》、《韩内十洲记》等，即由《山海经》一书发展演变而成。

晋武帝太康元年（西元二八0年），河南汲县民不准盗发魏襄王冢（注三二），得《竹书纪年》、《琐语》、《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七十五篇。今传《穆天子传》凡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巡行天下，北绝流沙，西登昆仑会见西王母之事；后一卷记牧王妃子盛姬卒于途次，以至返葬。盖因两者并与周穆王有关，故并为一书也。《穆王传》颇多附会夸张，内容描述可谓极尽离奇神怪之能事。两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以记录神怪灵怪为主，若《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幽明录》等，大都曾受到《穆天子传》之启示。至若《汉武帝内传》一书，载西王母降临事，其由《穆天子传》演化之痕迹尤其显著也。

神话与传说本难划分，《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对志怪小说之影响，亦当作如是观。盖不论题材或写作方式，二书宇志怪间之关系均甚密切，无从轩轾。上文所述，但取其大略耳。

注一：西洋所谓小说（Novel），必须具备：情节、角色、故事体之方式与观点、广度与深度、虚构象征而意味深长等要素。说见一九七四年出版《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三册，页二七六至二八O“小说”条。

注二：《庄子集释》卷九上。

注三：《荀子集解》卷十六。

注四：荀子杨倞注云：“知治乱者，论合道与不合道而已矣，不在于有欲、无欲也。能知此者，则宋、墨之家，自珍贵其说，愿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

注五：《汉书》卷三十。

注六：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颜师古注引。

注七：《汉书艺文志》中，有班固删节刘歆《七略》语以为注者，今称“原注”，以别于颜师古注也。

注八：如《青史子》一书，班固自注谓为古史官所记，史官非稗官，明矣。宋子者，战国宋钘之说也。宋子之学，刻苦救世，内则情欲寡浅，外则禁攻寝兵，在战国诸子间，峣然出类，必非街谈巷语之比也。说详《余嘉锡论学杂著》，《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

注九：说详余氏所撰《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注一0：见王氏《魏晋小说与方士》一文，原载于民国卅七年出版之《学原》二卷三期，其后收入《中古文学史论》，改题《小说与方术》。

注一一：本条见《文选》卷卅一江淹杂体诗《李都尉陵从军》李善注引，清孙冯翼辑《新论》、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均失收。

注一二：短书者，汉人习语也。《太平御览》卷六0二引桓谭《新论》云：“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王充《论衡》卷三《骨相篇》云：“若夫短书俗记，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又卷十二《谢短篇》：“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汉事未载于经，明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

注一三：见《三国志》卷廿一《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引。

注一四：按：王瑶《魏晋小说与方士》一文，一位曹植所诵殆是《洛神赋》、《七启》之类，不确。吴宏一撰《六朝鬼神怪异小说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谓当解为诙谐文字，其说通达可取。吴文原载《现代文学》四四期，其后辑入巨流图书公司印行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小说之部（一）

注一五：俞樾《俞楼杂纂》卷廿九《庄子人名考》云：“……按下文谐之言曰，则当作人名为允。若是书名，不得但称谐。”今从其说。

注一六：参见逮耀东《魏晋志异小说与史学的关系》一文，民国七十一年，《食货月刊》新十二卷四﹒五期。

注一七：《旧唐书经籍志》是根据唐开元中毋X所撰《古今书录》删削而成，分类一依毋氏书，丝毫未改。故《旧唐书经籍志》所反映者，实为唐开元时代之小说观念也。

注一八：宋仁宗招儒臣重加刊修《唐书》，宋祁撰列传，欧阳修撰纪、志、表等，前后历时约二十余载。《艺文志》四卷，后世率题欧阳修撰。

注一九：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西元九七七年）三月，诏李昉等人取历代野史稗官杂说，辑为《太平广记》五百卷，三年八月书成。全书分九十二大类，类或更细分子目。所收古籍约有三百五十种。《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所录《列异传》、《博物志》、《甄异传》、《述异记》、《搜神记》、《志怪》、《灵鬼志》、《幽明录》、《齐谐记》、《续齐谐记》、《冥祥记》、《冤魂志》、《旌异记》等十三种，并见于《太平广记》。

注二0：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廿九，《九流绪论》下。

注二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

注二二：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至一百四十二。

注二三：近代所编魏、晋、南北朝志怪书目，有：严懋垣《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书录》附考证，民国廿九年，《文学年报》第六期；傅惜华《六朝志怪小说之存佚》，民国卅三年，《汉学》第一辑；周次吉《六朝志怪小说研究》，民国六十年，作者自印本。严氏收三十五种，傅氏收三十二种，周氏收五十二种。盖因标准不一，功力有高下之故也。

注二四：全目见本论文下篇：《群书叙录》。

注二五：民国十二年，周豫才氏撰《中国小说史略》，谓吾国小说渊源于神话与传说，特设专篇讨论之。伺候，编撰《中国小说史》之学者，如谭正璧、胡怀琛、郭箴一、葛贤宁、孟瑶等人俱主此说。民国五十年，刘叶秋著《魏晋南北朝小说》，亦以为志怪小说乃继承神话传说之传统，演变而成。

注二六：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

注二七：屈原赋之《离骚》、《九歌》、《天问》等编，神话资料较富。

注二八：按：刘秀（即刘歆）所上校《山海经叙录》云：“《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王充《论衡》卷十三《别通篇》云：“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赵晔《吴越春秋》卷六云：“（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至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是后汉学者皆主伯益作。

注二九：宋尤袤《山海经跋》、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卷一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山海经”一条，王应麟《山海经考证》，皆不信此书为伯益所作，盖以掺入秦、汉郡县名故也。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纪昀《四库全书总目》，辨之尤急，并推定为秦、汉间人所作。

注三0：陆侃如《山海经考证》，民国十八年，《中国文学季刊》一卷一期；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民国十九年，《燕京学报》七期；万汝明《山海经之渊源》，民国二十年，暨南大学《文学院集刊》二期；郑德坤《山海经及其神话》，民国廿一年，《史学年报》一卷四期；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民国廿三年，《古史研究》第二集；程憬《山海经考》，民国卅二年，《图书季刊》新四卷三﹒四期；史景成《山海经新证》，民国五十七年，《书目季刊》三卷一、二期；傅锡壬《山海经研究》，民国六十五年，《淡江学报》（文学部）十四期。以上诸家论文，对于《山海经》之作者及时代，意见不一，然谓其非一人一时所撰，则无不同。

注三一：此处乃参考陆侃如《山海经考证》、玄珠《中国神话研究》、郑德坤《山海经及其神话》、傅锡壬《山海经研究》之说法而推定。

注三二：汲冢书得年，有晋武帝咸宁五年（西元二七九年）、太康元年（二八0年）、太康二年等三种说法。雷学淇《竹书纪年考证》云：“竹书发于咸宁五年十月，明年三月吴平，遂上之。帝纪之说，录其实也。余就官收以后上于帝京时言，故曰太康元年。《束皙传》云二年，或命官校理之岁也。”其说是也。又“魏襄王”，王隐《晋书束皙传》作“魏安厘王”，唐修《晋书束皙传》则两存其说。按：有关汲冢书之问题，详朱希祖汲冢书考，今收入朱希祖先生文集第三册，民国六十八年。台北九思出版公司印行。

【评介】

王国良，男，台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教授。王国良教授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前身为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任台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文献学、目录学、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敦煌学等。王国良师承王梦鸥，成绩卓著，在海内外学界有相当的知名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系列文言小说研究专著，其中很多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颜之推〈冤魂志〉研究》、《续〈齐谐记〉研究》、《六朝志怪小说考论》、《汉武洞冥记研究》、《海内十洲记研究》、《唐五代的仙境传说》等，这些论著以考据和史传类批评见长，对六朝隋唐道教小说及道教与小说关系等问题，多有涉及，富有启发。近年，王国良研究唐代小说文本的一系列论文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开拓。

中国志怪类小说脱胎于古代神话，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创作真正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大多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魏晋时期的《列异传》、《搜神记》、《博物志》及南朝宋初的《幽明录》，宣告了志怪小说的创作达到巅峰。近百年来，学术界对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研究，大多是考察作品的存佚问题，探究作品的源流状况；或者是对于作品的内容进行考察，评论作品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表达上的得失；或者是校勘字句，注释词语，鉴定版本。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是一部系统、完整地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专著，既有理论思辨又有细致深入的基础研究，既有个案分析又有整体关照。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概论，从宏观的角度，从历史、时代与文化的脉络中对志怪小说的各种外围问题进行剖析，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总括性的说明。包括古小说的定义，志怪小说的范围，志怪小说的形成背景、资料来源与流传、形式与技巧、价值及影响等，都进行了详细地探讨。力图能原委本末，面面俱到。

中篇为内容分析。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资料，进行分类排比，归纳其重要主题，从主题研究的角度对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专章论述。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神话与传说，第二章为五行与数术，第三章为民间信仰，第四章为鬼神世界，第五章为变化现象，第六章为疏方异物，第七章为服食修炼及仙境说，第八章为宗教灵异与佛道相争。通过这种举要式的探索方式，将魏晋南北朝志怪的实际内涵，作了深入细致的阐释。

下篇为群书叙录，总共收录志怪小说专集五十五部。按照其流传状况，区分成现存、辑存、亡佚三大类。各书以时代先后为序。叙录的体制，首先是列出书名及卷数；其次是考订作者的生平与著述；再次是详列历代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此书卷数之异同，并比较版本的优劣；最后则概述全书的大要及主旨所在，若内容有真伪杂糅者，也对其进行详细的考辨。下篇从而也是与前两篇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本书是一部系统、完整地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专著。这本书侧重于对小说的文化阐释，作者通览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发展历程，运用文化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故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意识、宗教体貌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都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从文化层面来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勃兴与志怪叙事的确立与这一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士人逃避现实，本土固有的鬼神崇拜、巫术思想、道教与外邦传来的佛教等宗教思想一时间充塞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神仙的向往，对鬼神的笃信，成了这一时期显著的文化现象，也折射到各种体式的文学作品中，最显著的便是大批以神仙鬼怪为表现对象的志怪小说，它是六朝特定时代特定文化心态之下出现的特定文体形式。强调古代小说与古代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从文化的宏观视角探寻小说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一书极富创意之处，也是全书的内在精髓所在。

本书还运用了“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志怪小说与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反映着广泛的社会生活。作者对小说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思想表现、题材内容都作了归纳统合、故事类型分析，探讨了不少在佛典、志怪、物语都有的同一主题，更进一步研究和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中特定阶段的社会因素、创作心态、创作原则。

文中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基础研究。群书叙录借鉴始自汉代的“叙录”体例，广而大之，增强了资料的丰富性和考证的严谨详赡。该书并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丰富的资料，而是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严谨地考证，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作者、著录、版本、流传、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内容真伪杂糅者做了悉心考证，达到了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目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综观此书，研究资料丰富，用功甚勤，在作者、版本、故事源流及演变三方面，叙述、考证，全面而精微。全书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剖析。以这样宏阔的视域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确为少见。能运用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小说中所展现的主题，为古代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

王国良六朝小说研究主要论著：

1、《搜神后记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2、《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3、《神异经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4、《续齐谐记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5、《六朝志怪小说考论》，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

6、《汉武洞冥记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7、《海内十洲记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

8、《颜之推冤魂志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

9、《冥祥记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任正君）

（节选自宁稼雨主编《六朝小说学术档案》第一部分，武汉大学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