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

《学衡派年谱长编》是2015年刊印《学衡派编年文事》后工作的继续，前书以报刊为主线，重在文，此书增加了人事关联，强化人，内容翻倍，且主要是档案文献。

2017年上半年，因为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学衡派年谱长编”立项，我便决定将原有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同时也是将28年来手中积累的学衡派史料仔细梳理一下。首先将非学衡派刊物却与之与有关联的《文哲学报》《国学丛刊》《东南论衡》补入，并请我的学生火源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补足南京大学图书馆所缺的几期《东南论衡》，请李烨婧同学帮助输录相关文字。

此前使用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选集，但真正的“现场”是在不经筛选的全部原始档案中（允许查看的这部分，实际上也是经过档案管理人员的筛选）。自2017年8月始，我开始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翻阅过往的总统府军事处、国务院、教育部、内政部、礼乐馆、国史馆、中央研究院、中央设计局、中央宣传部、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军事委员会的档案，并将关注的焦点落实在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三大学术建设、评审机构。因为这是民国学术思想史上国家学术体制化的三大支柱。

学衡派成员介入其中，参与活动的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音乐教育委员会、礼乐馆、国史馆，简要梳理。而民国时期对科学研究与留学人员最为重要的赞助机构是管理中美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后改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这里只是提及而已，不做实事梳理。

每天背着电脑，和上班族一起，乘坐地铁，到档案馆翻阅档案，写作，中午与档案馆的员工们一起就餐，然后参加他们半小时的棋牌娱乐活动，或与在此阅档案的朋友、学生一起散步交流。这样一份属于自己的有趣工作，我已经从事第六个年头了。

这几年，先后有近百位南京大学已毕业或在读的硕士生、博士生和我在档案馆相遇，还有来自世界各地众多查阅档案的朋友，相互交流中，他们也给我许多的帮助。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更有多位其他学科的专门研究者，一起看档案，交流切磋，几年下来，他们帮我补上了多处专业上的短板。

写下“最是文人不自由”的史家陈寅恪，从不在作为诗人之外，空谈历史，空谈概念。他和傅斯年都坚守重视新材料、新问题（新发现）的学术底线。这和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属于同一学术伦理。这也正是史家与文人的不同。写过几本人物传记，回头看看，确有画虎类犬、盲人摸象的感觉。文人杂谈历史，多是借古喻今，有“当作当代史”的企图和“面向未来”的理想，往往会陷入瞎子摸象的自信，重术轻学，重文轻史，在重新叙述中体现个人化写作的倾向。对作为历史的学衡派，我试图回到民国学术现场来“摸索”，以实学为本。

与学衡派相关联的人事，材料甚多，仅我自己的博士生就从文学空间的视角，给民国南京文坛做了三本学位论文（白话新文学、旧体文学、沦陷时期文学）。我多选自档案、报刊或日记、书信中的一手史料，已有的各家年谱，只是作为必要的参考、查证。在自己的阅读视野，选择性使用，重新述说。其中参考学者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赵元任、胡适、钱玄同、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汤用彤、陈寅恪、胡小石、汪东等所作的一百多部年谱，均未详注，请作者、读者谅解。

历史就是回不去的从前，是永远无法得到的真相。所谓回到“民国学术现场”只是我文史互证的一个主观意愿。我一直在这项研究的路上，这本书仍是未完成的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