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的《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指出，民主共和的启蒙早在辛亥以前，接触西方后被激活的古儒崇周仇秦遗风反倒成为启蒙的动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并非因“救亡压倒启蒙”，巴黎和会与“十月革命”也非转向之因，相反，对此二事意义的强调倒是转向之果。黄兴涛的《“新文化”的出版姿态、知识构建与社会传播——1923年〈新文化辞书〉的历史透视》考察商务印书馆这一“中国现代文化的引擎”在表达文化关切、展示文化姿态和建构文化形象等方面的作用。江沛的《技术、政治的合力与五四抗议运动的兴起》，从技术、政治的合力角度探讨现代传媒和新式交通，从社会实效层面去呈现“五四”作为一场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张仲民的《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的再思考》，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的相关内容展开，文章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孔、基督教青年会对当时青年或隐或显的影响、《新青年》的对手方及世界语、传播方式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宋广波的《新文化运动与“新红学”——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和新红学100周年》主要考察了新红学与新文学运动、新思潮运动与新红学、新红学与新的学术范式等三方面的内容。湛晓白的《新文化和国语运动视野下的汉字拼音化实践——以国语罗马字为中心的考察》指出，新文化运动期间，汉字罗马化作为“汉字改革”的一种方案，最终能从理论转为实践，主要缘于国语运动的顺利展开。侯杰和殷乐的《中华文化转型与五四运动再省思——以天津为例》通过透视五四运动在天津的发展，认为天津五四运动不仅开展得有声有色，且支持了北京等地的反帝爱国运动。王波的《分业：“五四”后关于文化运动的反思》一文指出，“五四”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或出于反思性目的，不少青年学生在原有文化运动道路上有继续前行与深入的倾向，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持一种文化运动的分工意识。俞祖华的《近代以来的历史变局与中华文明的衰而复振》考察近代以来的三次大变局，主要包括晚清大变局、民初大变局以及目前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章认为，经过以三次大变局，中华文明发生了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代信息文明，从封建文明到近世资本主义文明再到社会主义文明的根本性转型。

左玉河的《儒家民本思想与中国近代民粹主义》指出，中国近代民粹主义主要有两个思想来源，一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二为俄国近代民粹主义思想。郑大华的《从“天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人世界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认为，从“天下”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告别自我封闭而成了世界思想文化的一部分。王先明的《关于革命史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认为，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周育民的《辛亥张謇论——鼎革之际士人政治伦理的困释》梳理辛亥后张謇提出“尧舜为天下得人而让”高于“君臣之义”的道德准则，试图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前清士大夫解脱政治道德的困境。彭珊珊的《“卢梭”式的新文化运动：再论学衡派基于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批判》一文聚焦于“卢梭”的新文化运动，追踪白璧德关于“卢梭”的批判与学衡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之间的对应与变异，检省学衡派文化实践背后的理论逻辑及缺失。

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学衡派名词解释现代文学）

经学的嬗变和史学的转轨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中很重要的问题。欧阳哲生的《中国传统和战观之现代诠释陈焕章著〈孔教经世法〉的国际观发凡》指出，该书全面介绍了孔教教义，系统阐释儒家的和平观、战争观和睦谊外交之道。邹振环的《近代中国英语教学史上的曾纪泽》考证了曾纪泽学习英语的时间，口语水平阅读训练和英文写作、曾学习英语时所使用的教材与读本及相关撰述活动等诸问题。崔华杰的《建国初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力作——〈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学术价值与海外影响》对该书为何引起西方学界的关注、传播过程等问题进行探讨。朱发建的《中国传统经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从废除科举、辛亥革命体制变化等角度梳理了近代史学由经入史的路径。与之相对，孙顺顺的《从经学到社会经济史》以井田制个案为例，考察晚清民国学界对井田制的研究，进而梳理井田制研究所呈现的范式转换。刘贵福的《钱玄同与〈章氏丛书续编〉》对钱玄同校勘《章氏丛书》进行了综合探讨，并对1930年代思想学术的状况及五四以来思想学术的变迁情况有所关照。陶亚敏的《论清史编修与逊清遗老群体的分化》认为部分逊清遗老出于生活需要，逐渐放弃拒绝与民国政府合作，进入清史馆参与编修清史，此举引起逊清遗老群体的分化。编修工程抵消了他们对民国的抗拒之心。李帆的《“遗老”视角下的清代学术史——以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为核心的论析》认为，罗振玉以“遗老”立场书写的该书，实际代表了一类清学史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