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一文中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这说明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理论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所发的议论经常令大人吃惊，在这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章学诚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但他对此却很厌烦，于是偷偷说服了妻子，将金银首饰摘下，卖钱换来纸笔，雇来县里的小书吏，连夜抄录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图，把它们分析开后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可是这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他真正萌生撰写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岁的时候。章学诚曾说： “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为数篇，讨论笔削大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

章学诚在太学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决心着手撰写《文史通义》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学诚因“二三当事，猥以执笔见推”，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工作。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

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学诚用是喟然谢去，非无所见而然也。昔李翱尝慨唐三百年人文之盛，几至三代两汉，而史才曾无一人堪与范蔚宗、陈承祚抗行者，以为叹息。夫古人家法，沈约以前，存者什五，子显以下，存者什三。唐史官分曹监领，一变马班以来专门之业，人才不敌陈、范，固其势也。每慨刘子元不以世出之史才，历景云、开元之间，三朝为史，当时深知，如徐坚、吴兢辈，不为无人，而监修萧至忠、宗楚客等，皆痴肥臃肿，坐啸画喏，弹压于前，与之锥凿方圆，抵龉不入，良可伤也。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迁，退撰《史通》。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旨已见。”刘知几，字子元，是唐朝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曾在史官中任事多年，后因忍受不了史官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和嫉贤妒能的腐朽官僚体制，愤然离去，退撰《史通》，于是成为一代史学名著。章学诚在这里通过叙述刘知几在史馆里的遭遇，不仅暗示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自己开始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和动机。

关于《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年代，章学诚未曾明确说过，但还是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行迹和言谈推断出来。

在上面给朱春浦的这封信中，章学诚还说道：“出都以来，作为《文史通义》。”这表明《文史通义》一书的动笔时间，应当在他出都后不久。根据他信中说明的情况，章学诚是在出都的次年写的《文史通义》，那时已经距离他离开故乡整整20年了。章学诚离开故乡是1753年，则《文史通义》的动笔时间应当是1772年，章学诚时年35岁。

由于章一生贫穷，为了生计常常要四处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稳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时断时续，进展十分艰难和缓慢。学诚逝世前一年，因为积劳成疾，已经双目失明，即使这样，仍笔耕不辍。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计划的《圆通》、《春秋》等篇还未及动笔，便遗憾地死去。可见，《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自章学诚35岁起，至他64岁逝世时止，共历时29年。但严格说来，仍没有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