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学源远流长。晋室南迁，士人随之迁往江南，浙江便是重要落足之地。中原文化随之而来，北方文风与本地文学交汇，遂成浙江文学之初兴，王羲之、孔稚珪、沈约等一批散文家涌现。

唐宋时期浙江散文获得快速发展。唐代古文的兴起与浙江散文的发达，使浙江文学到达一个更高层次。南宋文化中心搬到江南，杭州又是江南的核心，浙江文学极一时之盛。

明清时期至近代，浙江散文发展先声夺人，继续呈现繁荣景观，并向现代创作转型。文人学士大量涌现，名篇佳作层出不穷。

浙江的现代散文史，特别值得浙江人自豪，汇聚了大量的文学精粹创作。可以说，一部现代散文史，半部在浙江。

翻开中国现代散文史，有关浙江的名篇佳作历历在目，这方水土不仅养人，更以充郁的文气滋润文学之风。

若想体会杭州人的悠闲自得，可坐在西湖边的楼外楼，遥想七十年前的丰子恺，在湖边写生，看在湖滨旅馆摆测字摊的老翁，收了摊来钓虾。用饭粒钓个五六只，开水一浸，下酒喝（丰子恺《吃酒》）。可是郁达夫在《杭州》中，却写足了杭州人的缺点。

固然对“杭铁头”有诸般批评，但桂花开了，能在翁家山上访香闲饮；茶园绿了，可在小和山逛山品茗，郁达夫笔下的此山此景，几十年过去，风物竟毫无二致（郁达夫《迟桂花》）。同样的景色，在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笔下，却丝丝缠缠，难以分解（徐志摩《丑西湖》）。虽然鲁迅写了《阻郁达夫移居杭州》，郁达夫还是筑居在了杭州。

有了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与《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西湖十景似乎成为一种病，塔更是压迫的象征物。但是在俞平伯的眼中，杭州永远是那么温润柔美，是烟火气里的神仙人家（俞平伯《城站》）。

说到绍兴，谁会错过鲁迅兄弟？《朝花夕拾》里满满的故乡情，写得那么沉郁，那么痛心，又那么低回而情长。周作人仔仔细细地写干菜笋头虾壳汤（周作人《腌菜》），苦雨斋里的家乡风味信笔拈来，豆腐、荠菜、腌菜、黄酒、糯米食、烤越鸡、鲞冻肉，除了乡愁之外，更多寄托了回归古文的性灵追求。

如果说周作人、俞平伯是平淡而微涩，徐志摩是浓郁逼人，那么朱自清便是清丽流畅，他描写仙居梅雨潭的名篇《绿》，传颂天下，以一文而名一景，当之无愧。

上虞的白马湖曾会聚一班文人，白马湖散文在现代文学史上无法缺席。夏丏尊《平屋杂文》，充满着白马湖的“土气”，大多在这个时期完成。丰子恺散文，郁达夫评之为“清幽玄妙”，还弥漫着宗教香火的烟息，而李叔同幽微淡远，由绚烂之极而回归于平淡。俞平伯、刘延陵、朱光潜乃至叶圣陶，都淡远平悠。

在鲁迅的带领下，一批以文章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家产生，茅盾、陈望道、徐懋庸、唐弢、柯灵等，写出了大批具有战斗性的杂文。后来牺牲在日本人屠刀之下的陆蠡，也是其中一员，他的散文有着显著的浙东土性，硬气强悍，不畏强暴。《水碓》《竹刀》等篇都是用浙东常见之物来发不平之鸣。

而另一些从杭嘉湖地区走出去的作家，比如施蛰存，则充分体现了水性，《灯下集》何其闲适灵逸。另一些海派散文家则各显神通，穆时英、章依萍、章克标、钱歌川等，他们不像左翼作家这样严肃地批判，可并非没有自己的立场。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今天读来，仍不过时。宁波人苏青，作为一个女作家，写得泼辣大胆，她的《论女人》现在还被不少白领女性奉为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