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寻找这一时期人们提供的各种改革或革命方案，“科学”或许是出现频率最高、最流行的表达。从晚清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改革，到五四时期高举“科学”旗帜的思想运动，再到推翻“三座大山”的社会主义革命，“科学”始终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展现了自然的真理，也成为关乎人类社会真善美的价值标准。时至今日，发展科技、科教兴国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国家政策。但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科学带来的困扰。可以说，如何认识和理解科学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回顾和了解他如何看待科学、如何看待科学与人的关系，将具有特别大的启示。

青年鲁迅

强调科学研究的独立性

将其与人们的心理问题联系起来

1898年，由于家道衰微，鲁迅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不久又转入江南陆军学堂附属矿铁学堂。正是在这里，鲁迅接触到了自然科学，并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鲁迅以“一等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随后的日本留学，鲁迅先后就读于东京弘文学校（1902—1904年）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4—1906年），其中主业都紧密围绕自然科学展开。1903年，鲁迅撰写了《中国地质学略论》、《论镭》等文章，代表了鲁迅作为科学研究者的成就，而《论镭》则是中国科学界对居里夫人发现的放射性元素“Ra”（镭）的最早介绍。 此后，尽管经历了弃医投身文学的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然科学仍然构成了鲁迅最重要的精神背景。

事实上，鲁迅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人的历史》，就是从生物进化的角度重新探讨“人”的历史。这篇文章也体现了鲁迅的思维方式：他总是有意识地在“人”的语境中谈论科学。这意味着，在鲁迅对科学的理解中，蕴含着他对建设什么样的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期盼。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颇论》中提出了“立人”的思想，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新生活的根本之道：“故世欲立人，竞与列国，首当其冲，立人而后万事皆成。”这一思想，也可以作为鲁迅谈论科学话题的一个纲领。 1903年，刚到日本不久，鲁迅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月球旅行记》、《地心游记》等小说，他欢呼道，近代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生存的图景，强化了人类面对自然的主体性，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人类前进的步伐了。1905年，在仙台医学院学习期间，鲁迅翻译了美国作家路易·斯特朗的科幻小说《造人记》。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化学家从溶液中创造生命的故事，让鲁迅兴奋不已。在《科学史教学》中，鲁迅再次描述了科学为人类社会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幸福，逐渐超越了对科学的庸俗理解。晚清学术界对科学的关注，多半是因为科学在军事、工业发展中的意义，他突破了这种功利思想，强调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并将其与人们的思想、精神问题联系起来。

对科学崇拜的反思

强调科学和“神圣思维”

鲁迅对现代科学的理解越深，他越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崇拜的局限性和可能造成的问题。当然，鲁迅从不反对科学的发展，也不反对科学本身的伟大意义。​​但鲁迅从“人”的整体立场出发，指出生活中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内容不受科学的制约，比如文学、艺术乃至宗教信仰等精神领域的人类创造。此外，鲁迅进一步认为，即使是纯粹的科学进步，也离不开想象力和灵感的激发，他把这些统称为“理想”、“神性思想”或“神圣感悟”。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鲁迅对科学发展史做出了非凡的解读。他不同意抹杀中世纪科学的发展，也不同意把中世纪看作一个完全黑暗的时期。在他看来，“知识”与“道德”、“科学”与“文学”都有合理的存在空间。 “如果全人类都崇拜科学，生活就会变得枯燥无味，长此以往，美的感受就会枯竭，光明的思想就会丧失，所谓的科学也就毫无意义了。”这种观点，表明了鲁迅对人类文明的全面把握。他特别担心人们沉溺于科学的物质成果，而失去对其他美好事物的追求。如果科学把人的精神世界完全遮蔽了，科学还有什么意义呢？也正是从人性完整性的立场出发，鲁迅对民间“迷信”进行了开创性的辩护。他强调信仰是人的精神本能，连科学也不能压制它。他还认为民间信仰中蕴含着朴素善良的道德和农民的艺术精神。

一旦接受了进化论

呼吁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和年轻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被视为改造中国最重要的指南针。鲁迅受邀参加运动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著名的《狂人日记》。这部小说受到吴郁《食人与道德》（1919）的影响，一直被认为反映了对“食人”主义封建道德的控诉。其实，《狂人日记》并不局限于批判，鲁迅还提出了塑造“真人”的理想，体现了鲁迅对科学的推崇，更具体地说，是对进化论的推崇。

从鲁迅读到《天演论》开始，近三十年来他一直保持着对进化论的认识（当然，他对进化论的理解和主张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一样）。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以进化论的原理为依据，呼吁改革。例如，他以一个狂人的口吻指出：“大概当初的蛮夷，都吃人一点。后来因为思想不同，有的不吃人了，只想做好人，于是就成了人，真正的人。有的还是吃人，像虫子一样，有的成了鱼、鸟、猴子，最后成了人。有的不想做好人，到今天还是虫子。这些吃人的人和不吃人的人相比，是多么的丢人啊。比起虫子和猴子的丢人，恐怕还差得远呢。”在这部小说的结尾，鲁迅还呼吁“救救孩子们”。

五四时期，鲁迅“立人”思想表现在他对家庭伦理改良的论述中，主张建立以弱者为本、以幼者为本的道德，写出了《我对贞洁的看法》、《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父亲》等著名文章。其中，鲁迅的依据就是“生物学真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回到了生物学本能层面来呼吁“人”的觉醒，指出“人”的合理生活应该符合自然的本性。“生物学真理”显示了人类自我保存、延续和发展的本能。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贞洁”和“长者本位”道德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鲁迅批评它“违背天意”。五四时期，鲁迅在很多散文和小说中都强调了“少年人”的重要性。 他将其视为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他从进化史中看到“青年”代表着民族的希望和未来，鲁迅此时对“青年”的关怀，也呼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青年、青春的歌颂。

以整体视角看待“人”

决定鲁迅对待科学的态度

随着五四运动的退却和思想界的分裂，陷入困境的鲁迅对进化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怀疑，并最终在1927年广州“清党”运动后宣布进化论信仰的崩溃。鲁迅说，他在“清党”运动中亲眼目睹了青年人互相告密、互相残杀的情景，这是压垮他对进化论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

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当时激进左翼青年攻击他思想过时。在围攻之下，鲁迅翻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直接提出了“从进化论走向社会学”的要求，鲁迅说这部著作纠正了他“只相信进化论的偏见”。1930年，鲁迅在为周建人编著的《进化与退化》所写的序言中谈到了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他引用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农村生活》中对北京南苑灾民的描述——灾民没有最基本的食物和工作，只能靠树皮和草根维生。这时候，推广科学方法治理荒漠化、制定树木保护法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自然科学的范围到此为止”。 这里，鲁迅再一次指出了科学的局限性，“自然科学讨论的事实之后，还有社会科学去进一步解决它们”。

从接触自然科学开始，鲁迅就把科学与生命话题联系在一起，表现出理解科学整体性的精神维度，这让他在不被科学话语所局限的同时，也十分珍惜科学的意义。虽然鲁迅对自然科学的地位和意义有着独到的思考，也从不满足于从自然科学中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但事实上，直到晚年，他仍然对科学未能在中国扎根深感遗憾。总之，正是“人”的整体观决定了鲁迅对待科学的态度。或许，今天看来，鲁迅的思考仍然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