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

潘光旦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在社会学、民族学、优生学、性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他都是奠基人之一，具有开创性的独特贡献。但他并不是一个固守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全面抗战前的若干年里，他既有不少专深的研究论著和典雅流畅的译著，也有大量基于专业知识写作的时事评论，发表在面向一般读者的报刊上，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这些时评较少涉及政治内容。全面抗战时期，受深重的国难刺激，潘光旦很关注政治民主化进程，先是以国家社会党党员的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在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中担任第一、二届的中央常委，在民盟云南省支部和昆明支部担任领导职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全面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潘光旦以学人的身份论政，一方面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思想统制，另一方面居间对日益紧张的国共关系提出调解意见。潘光旦还以专业研究所得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学理依据，在全面抗战时期参与人口政策制定，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对土家族的调查研究与土家族民族识别的决策结合起来，皆有可圈可点之处。从这些以学辅政的活动中，他对政协视察工作产生了新的认识，提出了以“重点视察与专题视察”取代走马观花式的视察的主张。

注重以研究所得来服务于政府的政策制定

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专业知识分子，潘光旦很注重以自己的研究所得来服务于政府的政策制定。1952年院系调整后，潘光旦转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担任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1953年3月中央民委把土家族民族识别的任务交给了中央民族学院，潘光旦具体负责这一任务的实施，汪明瑀、王静如等同事参加。潘光旦因腿残行动不便，领导没有同意他参加1953年9月实地调查的要求，他主要根据汉文文献进行研究，1955年11月发表了14万字的长篇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民族研究集刊》第4辑）。同辑还发表有王静如的论文《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汪明瑀的论文《湘西土家概况》。潘光旦的论文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探讨土家的族源，土家与周边民族的相互关系以及土家本身的民族特点。潘光旦把他的论文寄给天津南开大学的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郑先生回信说：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好的论文了。

潘光旦身残志坚，不甘心只是依据文献进行研究，他终于找到实地调查的机会了。1956年5月20日至6月30日，潘光旦以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的身份，偕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同往湘西苗族自治州的7个县进行视察。7月25日他写出《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一文，发表于《政协会刊》第15期（1956年11月15日）。他重点讨论了“土家”人的自称、人口与其聚居程度、语言及其使用程度、汉“土”关系、“土家”人的“民族”要求等问题，一方面初步达到了补充、印证文献资料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土家”人的“民族”要求，以及县、州、省各级领导对“土家”民族认定的不同看法。1957年1月，土家族正式被批准为一个单一民族，其中就有潘光旦等民族学者的心血在内。1956年11月25日至1957年1月27日，潘光旦再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深入“土家”地区进行调查，这次去的是鄂西南、川东南的18县市。正是在前期文献研究和这两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1957年3月18日向达、潘光旦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联合发言，题为《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发表于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

政协委员的视察工作不能流于“走马看花”“视而不察”

潘光旦对土家族的两次调查活动都是以全国政协委员视察的名义进行的，较好地结合了自身研究工作和民族工作日常业务，对此，他是颇有感受的。他把自己的参政议政心得写成《重点视察与专题视察》一文，发表在《政协会刊》1957年第3期（1957年6月25日）“笔谈政协工作”一栏。这篇文章可惜未能收录在潘光旦的各种文集里，知之者不多，有必要加以介绍。

在这篇文章里，潘光旦提出，政协委员的视察工作不能流于“走马看花”“视而不察”。他认为，走马看花式的视察，对个人是有好处的，但对国家与政府的好处太有限了。因为看得太快太泛太杂，必然不能看得很细很深，只能平铺直叙地反映一些见闻，谈不上分析，更提不出很好的意见与建议来。这种视察报告对政府的用处是不可能太大的，“报告里所反映的种种，一般情况也罢，一些数字与百分比也罢，政府一定都有了，并且更详细、更确实、更全面；我们把它们重复的提供出来，意义也显然不大”。

他希望多一些“视而能察”的重点视察与专题视察。所谓重点视察，指的是视察工作应该选择一定的重点，一次一个重点，乃至把几次的力量用在同一重点之上，以便看到事物更全面更动态的发展状况。所谓专题视察，应着重与本人业务工作或专门训练有关的专题，他自己对土家族地区的两次实地考察就是这种情况。他还建议要做好重点性或专题性的视察工作，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人数不宜太多；第二，时间要有些选择的余地；第三，事前要多作一些知识上的准备。

政协委员中多各方面的学有专长的人才，如何能够结合他们的业务工作，脚踏实地组织相关的视察工作，使视察报告不仅有益于个人的业务提高，也有助于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是潘光旦从实践中获得的心得。这对于政协委员提高参政议政质量，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了值得思考的意见，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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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1899年—1967年），原名光亶，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1913 年入清华学校，1922 年毕业赴美留学，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6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潘光旦一生学术涉及广博，在社会学、民族学、优生学、性心理学等众多领域均有造诣，著有《中国之家庭问题》《人文史观》《优生与挑战》《自由之路》《优生原理》等，译著《性心理学》等。（广智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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