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镇西塘，钟灵毓秀，文人辈出，其“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景观交融辉映，凸现了一份独有的文化品位和悠远的历史意蕴。

胡蒙子先生（1880—1955），名兆焕，号梦朱，世居嘉善西塘。幼聪慧，時正值废科举，兴学校。他自考中秀才后，目击朝政腐败，列强环伺，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获得新知，入上海师范学堂攻读。毕业以后又进南京法政学堂修习。学成后即从事教育工作。他的一生，热衷教育事业垂四十年，其道德风范，足资后辈师法，为西塘人所骄傲，亦为古镇平添了一道不寻常的人文风景。

立志教育救国

胡蒙子先生走向社会，正当清末民初，那时清廷衰弱，列强割据，民生凋敝，危机四伏，国亡无日。适值辛亥革命暴发，有识之士纷纷探索救国苏民之道，先生作为一名有感知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志愿。先生于痛恨清廷腐败无能及丧权辱国之余，积极在家乡西塘响应孙中山先生推翻清帝制的民主革命号召，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正如他在《六秩述怀》诗中提出的“治平道本在修齐”，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于培育一代英豪，才是振兴中华的上策。

辛亥革命前夕, 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领袖蔡元培先生遭到清政府的缉捕，曾一度潜来西塘，先生闻讯冒生命之险即将其掩护于马鸣庵中。马鸣庵位于西塘南郊文水漾湖心，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相传有石马沉于湖中，夜半常有马鸣声澌澌入耳，故而得名。在先生的鼎力相助下，湖水环绕、地理位置相当幽僻的马鸣庵也成了蔡元培先生最理想的避难所。在以后的日子里，先生每每与子女聊起此事，心中不胜感慨。当辛亥革命波及到西塘时，先生立即响应革命党号召，剪去发辫，是西塘剪辫第一人。

胡蒙子先生在清末科举时代，从本邑举人陆勤涵攻读国学，1899年应试科举中秀才。1906年，被嘉兴知府选为十名优才生之一，进上海师范学堂。由于他有意“欲护民权因读律”，又进南京法政学堂进修法律。辛亥革命胜利后，为了实现他教育救国的夙愿，1915年在江苏金山县办起了一个金山师范讲习所，以就师资。后又应浙江省立二中（校址嘉兴）校长计仰先先生之邀就任该校学监。计仰先先生是浙江省有名望的教育家，办学认真，一丝不苟，所以二中的名声在全省也首屈一指。在任职期内，先生又奉浙江省教育厅指派前往日本考察教育（有《日本游记》记录其详情），归国后仍回校供职，并将日本先进的教学经验和理念运用于国内教学中。

时北洋军阀专政，摧残教育，鱼肉人民。有一次，嘉兴各界为响应“五四”运动，各校列队游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行抵县衙门前高呼口号时，北洋军阀在嘉兴的代理人县知事竟令警察开枪射击。当时二中的队伍在前，学生朱培生当场中弹受伤，情况十分危急。先生义愤填膺，率令全校师生急电省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协同嘉兴各校一律罢课，各商店一齐声援，实行罢市。民情鼎沸，一致要求惩凶道歉，救恤伤员。在群情愤慨和各界民众的压力下，终于打击了嚣张的反动气焰，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无所畏惧的民族节气

20世纪初，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提出了“父实业、母教育”的主张和实践，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1920年，胡蒙子应张謇先生邀欣然赴南通女子师范任教。1922年，先生又应黄炎培先生邀往上海浦东中学任学监。浦东中学创建于1907年，是沪上成立最早的一所完中。创始人杨斯盛倾其家产，兴教救国，聘名人至交黄炎培先生为浦东中学首任校长，立校训：“勤、朴”二字，奠定了学校发展的人文基石。该校自开办以来，因设施先进、师资精良、教规灵验、校风纯朴，造就了不少人材，蜚声沪渎，曾享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盛誉。

胡蒙子先生浦东中学任教期间，国民党知名人士蒋经国先生也就读于此。胡蒙子先生富有正义感的品德和对蒋经国的循循善诱，给蒋经国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以至多年以后，当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职时，刚从前苏联归国的蒋经国仍不忘前去拜谢看望恩师。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内乱不息、外侮侵凌的灾难之中，同时又是中国人民觉醒的时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不断壮大，唤醒了民众，形成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强大力量。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当时胡蒙子先生正在上海浦东中学任职。学校里群情激愤，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土上的暴行，同学们决定到“英租界”去示威游行，先生毫无顾忌毅然加入到学生行列中，一方面声援学生运动，一方面又便于沿途关照。起先有人劝阻说：“到租界上去游行，怕巡捕拦阻，可能会发生冲突，恐有危险。”但先生很不以为然，认为听凭帝国主义杀害我们工人同胞，乃国家民族之耻辱，怎能容忍！他终于不顾安危，渡过黄浦江进入“租界”，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上海各界群众奋起声援这一正义行动。当时帝国主义慑于人民群众的威力，没有敢再肇事端，学校师生安全返校。

1928年，浦东中学沈履之校长调任南京中学任校长，胡蒙子先生同时前往任该校秘书。第二年又应沈校长夫人杨葆康之邀请开办中央大学区立南京女中，任秘书。

为桑梓服务

人杰地灵的嘉善，素有兴学重教之风。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时，嘉善却还没有一所中学，高小毕业要升学就必须到嘉兴、杭州等地进省立中学，负笈他乡，颇多不便，学生和家长们多么盼望自己县城能有一所中学。1926年，胡蒙子先生有鉴于此，商呈县政府后决定筹设创办一所嘉善县立中学，定名嘉善县立初中（即：现在嘉善高级中学前身），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先生苦心擘划，备极辛劳，使莘莘学子得以就近攻读，称便群众，全县上下人人称颂。学校创立以后，先生锐意精进，有志于教育改革，通过教学实验，拟订了一整套教学体制和课程改革的计划。然先生的锐意创新举措与当时国民党嘉善县党部、教育局发生争议，相持不下，先生便赶赴杭州向省教育厅陈述意见，先生慷慨陈词，得到省教育厅的高度支持。

归途中，胡蒙子先生忽在嘉兴下车，在范古农先生家住一宿，次日由水路折回西塘家中，到家后杜门不出。原来事出有因，机警的先生事后说：“那天有消息传来，嘉善车站伏有狙击，因而中途变更路线。”这时嘉善县立初中大部分师生拥护他的主张，推派代表到西塘迎接他返校继续主持校政。轮船到埠，只听到鞭炮齐鸣，欢迎队伍云集码头，上岸后由乐队前导，一路上同学们唱着欢迎歌曲，其中有歌词：“蒙子先生，道德高尚，学问优良，热心教育，服务家乡……”。到校后，先生立即举行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先生情绪激动，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重申他的改革教育主张，并表示将不屈不挠斗争到底。风潮平息，学校秩序恢复井然，弦诵不息。

出生于西塘江氏名门的书法家江蔚云年少时曾就读于嘉善县立初中，亲聆过胡蒙子先生的教诲。惜江先生刚入学不久即病倒，时先生担任嘉善县立初中第一任校长，先生每夜必饬人送糜供食，并时时登楼慰问，关怀备至，令江先生铭记终生。“胡公慧睦又温谦，课外时将苦语砭。夜夜夜深犹馈食，一瓯食粥枣香兼。”江先生每次忆及此事不无感怀万分。

1930年前后，胡蒙子先生兼任浙西水利议事会委员，这是一处地区水利建设的规划审议的机构。浙西杭、嘉、湖一带地势低洼，河港交叉，雨量稍多，田地被淹，造成灾害。西塘地处水乡泽国，尤其是东北水域——祥符荡，经常风激浪高，泛滥成灾，他在议事会上，反映了这一情况，陈述利害并订出消除水患的具体措施，即在祥符荡修筑一水坝，以石易砖，以抵御风淘，调节水流，获得会议通过拨款兴建，竣工后这一带农田从此受益，航运安全。他在《六秩述怀》诗中有句：“祥符幸捍风涛患”。先生以能为桑梓服务，有益于人民引为快慰。

热衷教育事业

1931年，胡蒙子先生调往浙江省教育厅任秘书。1934年，又一度调任浙江大学文学股主任。旋又应浙江省立四中（即宁波一中）校长沈其达之聘先后担任训导主任（即：教务主任）、语文教师等职。

日寇南侵，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为了心中的宏愿，胡蒙子先生决意离开自己熟悉的江南，转辗赴滇，1939年来到昆明应西南联合大学之聘任总务处干事，主持学校行政工作。众所周知，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日寇横行，国土被侵，内乱不休，生灵涂炭，民怨沸腾；反饥饿运动风起云涌，爱国志士无辜被害，大好的祖国山河满目创痍。先生感慨万千，常与南社旧友柳亚子、余十眉等诗书往回，用以发泄胸中块垒。

柳亚子先生乃胡蒙子先生多年来的知交。民国初年，柳亚子先生组织爱国文学团体南社时，先后有余十眉、胡蒙子等17位西塘籍人士参加，结成社友，诗词唱酬，杯酒联欢，感情深笃。往年春申江头、西子湖畔、鸳湖烟雨常有他们的足迹，南社刊物也是他们，更重要的是志同道合、民主革命的爱国思想，把他们真正地连接在一起。1932年，先生之子胡节在上海结婚，先生特邀请亚子先生为其子证婚，亚子先生欣然莅临。胡蒙子先生到昆明后，亚子先生也在柳州小住，昆明与柳州相迩，俩人书信、诗文勤于往来，互勉互慰，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中国人民终于冲破了层层铁幕，胜利的曙光普照大地。那时先生已年近古稀，心情却何等舒畅！

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时写的《六秩述怀》诗中，胡蒙子先生总结一生经历有句云：“忝拥皋比三十载，却栽挑李六千枝”，先生在引以自慰之余，但也深感不足，总认为要以有生之年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切力量， “身教常羞毋自欺”。多年的教育实践形成了先生一整套的教育理论：教育为立国之本，必须实事求事，脚踏实地，要以教、学、做三者联系在一起，就是要做到知行合一。教育宗旨在政治上应以爱国主义为本，以三民主义为准则（当时推行三民主义），达到格物致知，才能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精神方面要做到诚能格天，以仁为出发点，戒浮躁，崇节俭，绝虚荣，重气节，达到天下为公。先生常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与陶行知、沈钧儒、黄炎培诸先辈意气相投，做到严以律已，他认为：“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明确了教育培养一代新人极为重要的一环。

潜心佛学

胡蒙子先生除热衷教育事业外，毕生笃信佛教，对佛学造诣颇深。早岁曾与范古农居士及印光、太虚法师等交遊，闲来常与好友切磋宣扬佛学。先生的大半生伴随着黑暗的旧社会，对社会最低层的民生疾苦有着最深刻的感知，你抢我夺，尔虞吾诈，钩心斗角，损人利己，真是苦海无边，只有以佛法来改造人心和挽救这个世界。佛学的积极意义是舍已为人，普济众生。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过去的知识分子中有同样信念的也不乏其人，如苏曼殊，李叔同等都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先生所以崇尚佛教的另一原因——即佛教可辅助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之不足，他倡导日行一善，促使民众向善，改良社会风尚，减少犯罪。

1946年，西康唝噶活佛呼图克图，来上海访问，继往嘉兴楞严寺开“时轮金刚法会”，并将访游杭州。已从西南联大退休返回故里、素信佛教的胡蒙子先生，特请活佛便道来西塘卓（驻）锡。至日，先生到嘉善亲迎，下榻于西塘家中之西园“观月轩”，先生之女胡亚龙任活佛翻译。活佛属佛教密宗，不茹素食，故就当地应时鱼鲜及肉类作菜肴，待以上宾之礼。活佛体魄魁伟，仪表丰满。在举行讲经、授戒等法事时，由镇上佛教绅士及信仰群众，借用七老爷（护国随粮王）的出会座轿，请活佛坐着，由八人抬轿，前面有人提着香炉前导，炉中燃着檀香，后面则善男信女执香随从，在全镇兜了一圈，形同迎神赛会。神座一直抬到位于镇西塔湾街上的雁塔禅寺（俗称长庵）佛教会内，活佛才离轿进内举行佛教仪式——讲经授戒法事，盛况连续数天。其中有一仪式，系在信徒头顶上种草（唝噶从西康带来，形如稻柴蕊样）。这是一项新鲜仪式，信徒跪在活佛面前，由活佛助手给信徒摩顶种草。据说，能在头顶上种牢的人有“地志”（与佛有缘的意思），将来必定有福又有寿。

西康唝噶活佛卓（驻）锡西塘，成为西塘近代佛教的一桩美谈。

西园和嘉善县修志馆

西塘有西园，位于西街计家弄内，园北即为胡蒙子先生故宅。西园，明代系朱氏别业，后出让给孙氏。园内有树木、花草、假山、亭池、曲桥之胜，历来可谓镇上风景幽美之处，亦是西塘文人雅士聚会休闲、津津乐道之所。1920年，柳亚子先生偕同陈巢南先生来西塘时，与西塘的一批南社社友们在该园吟叙合影，仿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诗人黄庭坚的“西园雅集”，将照片题名“西园雅集第二图”。之后，西园便成了西塘人文荟萃的标志。遗憾的是，那年先生因在南通任教，无缘此次聚会。

1935年，孙氏将西园典给胡蒙子先生，先生便入住西园。西园的景色依旧，只是当年柳亚子先生和南社社友们早已离散，只是整个中国社会依旧处于一片阴霾之中，花好月难圆，先生遂将原西园茶厅“听涛轩”改为“观月轩”，以期盼“云开月出”的那一天。

1946年抗战胜利，胡蒙子先生顿觉神清气爽，决定辞去西南联大之职，回家乡发挥余热。1947年，国民党嘉善县党部召开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讨论《倡议筹组县修志馆，重新增修我县地方志》议案，案由为：“旧版《嘉善县志》已经失修了五十三年，历史必须连贯，重修旧志已刻不容缓。” 不久，嘉善县修志馆正式成立，鉴于先生的学识和威望，国民党嘉善县政府正式聘任胡蒙子为馆长，郁慎廉、江雪塍为编纂，主持重修《嘉善县志》工作，与此同时，相应聘请大约三十位熟谙乡情的地方人士担任特约撰稿员。

是年夏季，嘉善县修志馆在西塘镇开馆成立，馆址即西园“观月轩”。先生等人虽欣然应聘，但亦感负此重任，非比寻常，唯不懈工作。同年十一月，县政府召开第一次修志工作会议，由先生主持，县长陈诫、县党部书记长章奇生、参议长许甸原出席会议，各特约撰稿员约二十多人与会，县志编纂工作初步开展顺利。1950年, 热心于文化事业的胡蒙子先生将珍藏多年的《二十四史》古籍珍本捐赠给浙江图书馆。1953年，先生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第一批馆员。

解放后百业待兴，有着崇高威望的胡蒙子先生先后出任土改陪审员，西塘文化馆馆长，又被推选为嘉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抗美援朝慰问团团员。不料，有一次在嘉善车站集合赴吴兴慰问志愿军时，先生摔了一跤，不慎伤及筋骨，受伤折返，从此便体力不支。1955年5月17日，先生患肝硬化病逝杭州，终年七十五。归葬故里时，嘉善金树珉县长亲临致祭，各界代表宣读祭文，故里乡亲依依难舍一路相陪送别先生，绵延数里不绝。

“一尘不染绝纤尘，尽瘁教育四十年。”一代教育家胡蒙子先生，其高尚的道德品行、渊博的学识阅历，及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已永远载入了西塘的文化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