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过，中国是有史学传统的大国，中国读书人是有写史传的传统的。在注经之后，中国学僧踏出了这一步，开始去撰写佛教史，所以在中国本土佛教著作中，佛教史类的出现是中国文化特性所决定的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只是时间的早晚，其中代表作就是梁朝僧祐写的《出三藏记集》。

梁僧祐写的《出三藏记集》他所记录的内容，就远远超出了此前注疏译经讨论义理这个范畴，他踏入提到的新佛学四框架理论中佛教历史框架。

《出三藏记集》，记述了佛教的传播史、佛经三藏的集结史、佛菩萨的传记、以及中国译经史，等等等等。中国作为史学大国，这种作品不出现就不出现了，不出现则已，如果出现了，一旦出现领头的，那后面跟着肯定就海了去了。紧接着什么《释迦谱》、《弘明集》、《广弘明集》，等等等等，它记录的内容范围几乎囊括了此后中国佛教发展的每一个侧面，换句话说，整个中国佛教的文档史全部被记录下来了。到南北朝时期，都不用太往后，佛教传入中国30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佛教史传类著作已经形成洋洋大观。

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对这一现象做了详细的描述和分类，他对这一时期以及前期中国僧人所写的历史类作品，做了七种分类。

第一类，就是僧祐写的，僧祐他们写的这种叫释迦谱系类，什么叫释迦谱系，就是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谱系展开的一类僧史。

第二类，印度圣贤记。除了本师释迦牟尼之外，还有其他圣贤，比如无著啊、世亲啊、马鸣啊这些菩萨，最著名的是真谛写的《婆薮盘豆传》，实际就是世亲传。

第三类，除了写本师、写外域的菩萨，那是不是得写写自己呀，第三类就是写自己，本土高僧传，比如《佛图澄传》、《道安法师传》，包括宝唱写的《名僧传》，以及开辟后来僧史洋洋大观的慧皎率先写的《高僧传》、到后面的《续高僧传》《后高僧传》。

第四类，除了人之外，就是记住事儿。前三类都是以人为主的，释迦牟尼、世亲菩萨，本土佛图澄啊、道安啊，就是以人为主的传记。第四类史传，就是记住事为主的了，比如《魏书·释老志》、齐竟陵王写的《三宝记传》。

记述完人，记述完事，该记述物了，物就是佛教的名山大川。佛教的寺院和名山大川，先写人、再写事、再写物，第五类就是佛教的名山大川记，比如慧远写的《庐山记略》，杨炫之写的《洛阳伽蓝记》，这就是记录寺院、名山。

记录完的寺院、名山之外，还西天取经呐，还西游呐，那就得记录外域的佛教游记，这就是第六类佛教史传，比如道安写的《西域志》、法显写的《历游天竺传记》、智蒙写的《游行外国传》，这就是记录外域风情的。

第七类，第七类就比较枯燥了，前几类都比较有意思，前三类写人，第四类写事儿，第五类写名山大川，第六类写外国的异域风情。第七类比较枯燥，叫文献史类。文献史类主要是一些高僧大德写的碑文、记叙、忏仪模式，比如说梁元帝写的《内典碑铭》、僧祐写的《诸寺碑文》，这叫佛教文献类。

汤用彤先生做了全面的统计，南北朝时期，在佛教历史框架里头，历史类著作就多达70余种，非常不幸的是大多数今天都已经失传了，就能看到个名字。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什么呢？流传至今的，恰恰是这些作品中的精品，还能看到的，比如常讲的《出三藏记集》、梁宝唱的《比丘尼传》、梁慧皎的《高僧传》、《魏书·释老志》（在讲日本佛教史的时候，会引用到《魏书·释老志》）、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法显的《历游天竺传记》，等等。不幸的是大部分已经遗失了，万幸的是其中最好的还是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