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趣录

在清朝赋税制度的变化下，江西地区开始盛行“义图”。但是义图是民间组织建立起的民间机构，随着官方对于义图制度的插手，义图逐渐成为了官方征收漕粮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成为官方机制之后，原本的义图制度也失去了其灵活性，逐渐僵化。哪怕在民国时期，在“急公会”的建立下短暂地复兴了一段时日，但是很快还是被掩埋进了时间的尘土中。

里甲制度存在弊端，催生了义图制度的产生

义图，又称之为“议图”，是清代江南和江西各县用来协议赋税征收的民间制度，用一图作为征收单位，分为甲正、图长来负责征收税银和管理全图，而花户或者粮户则负责缴纳税款。

这种义图征收税款的方式出现在康雍年间，主要是由于里甲制度的弊端。其实这种弊端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出现了，早在那时里甲组织就已经分崩离析，于是不能够再及时地征收税款，同时因为组织遭到破坏，差役的负担也变得不均衡，这些都引发了很多问题。

里甲制度的文献记载

于是明朝的官员也一直在提出倡议，希望改变这一现状，但是遗憾的是，在官员集体上书之时，明朝恰逢国变，那些措施和改善的方案也未能施行。

到了康熙年间，里甲制度的弊端依旧存在，这是当时士绅和地方官员共同面临的困境。里长不仅仅要征收漕粮，同时还要筹集其他开销的费用，而这些费用此起彼伏，给纳粮的人家带来了极大的苦楚。

因此就出现了贫苦人家不能够承担里长的杂役费用，民众也苦不堪言。从各项历史记载来看，革除里长之役是大势所趋。

繁重的赋税与徭役压力

虽然革除了里长，但是征收漕粮却是陷入了困境，如何在里长不存在的情况下，创立新型的征收税款和漕粮就成为了新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义图这种制度，但是它的发起和组织人员大多都是乡绅，只是民间制度。

在《高安县志》曾经有乡绅组织义图的记载：

“刘基操，字启明，一都塘背人，生平孝友克敦，奉公惟谨，思钱漕为国家重务，纠众义图，依限输粮，使数十年无追呼之扰。”

这样的义图制度是建立在乡绅的执行力上，于是乡绅自己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地位就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乡绅自己的声望可以促进义图这种制度钱粮的征收情况。

义图在清朝中期运转良好并取得发展，但乡绅利用义图制度谋取私利

清朝前期，义图的大致人员结构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一般是每一甲会有一个甲正，而甲正是经由花户的推举而产生，每十个甲就组成一图，图有图长，由图中的十个甲正轮流担任。

缴纳钱粮一般会有一个固定的期限，超过期限就会惩罚花户，花户持续准时缴纳税款就能获得奖励。虽然在各地对于甲正和图长的称呼不同，或者缴纳钱粮的时限不同，但是总的运转方式和规章制度都是大致相同的。

百姓缴纳钱粮

同时为了能够约束义图中的各项人员，一般义图会有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又称之为“议图”或者“图规”，规定了甲正的职责、缴纳钱粮的时间、对花户的奖惩制度等内容。

这些条款是图内的公共条款，每个人都需要遵守。比如同样是高安县，它的图规上就规定了其花户必须在该月的二十号到月底之前缴纳钱粮，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随着社会环境和情境的改变，图规也会依照着改变。比如安义县就曾修改了图规的条例，增加了对于逃税的处罚条款，如果花户逃亡或者绝户，那么税款则就由亲属来承担。如果花户过期不交，就会征收当年三倍的税款。

义图在建立之后，肯定会有办公的需求，于是就建立了图会。支撑图会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来源于逾期的花户缴纳的两成到三成的罚金，这些钱财用于购置笔墨纸砚等物资，或者雇佣催促花户缴纳税款的人手。

在这种比较完善的图会组织和图规规章制度的管理下，乡绅积极催收钱粮，同时花户积极按时缴纳税款，于是两者之间良性合作使得义图成功实行，并且得到了地方官员的赞赏。

但是同时乡绅在义图中占据着绝对的领导地位，这样就催生了许多乡绅包揽漕粮的现象，或者乡绅利用义图和地方官员进行各种争斗，这些都破坏了义图制度的健康发展。

乡绅

比如在道光年间，就有武生在开征漕粮，哄骗花户缴纳的漕粮比较便宜，同时还可以缴纳米色不纯的漕粮，于是前去的花户络绎不绝。

县令知道后进行了制止，并且去除了其中一些人的武生身份，但是剩下的人拒绝听从县令的命令，而且纠集大批人员，并且打伤衙役，不准花户将漕粮运到漕仓里。但是县令无计可施，最终只能上告知府，知府才阻止了事件的扩大，并且逮捕了参与案件的人员。

但是同时社会组织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比如在道光年间，上高县出现财务亏空，不得不用税款来填补亏空，于是定下了一个和原先相比比较高的津贴。

对于税款缴纳的一系列规定

因此在原本数额的漕粮被府衙的书吏拒收后，这些图会就团结在了一起，集体上书控诉，一级一级直到上达了京城。虽然最终他们的津贴还是有所提高，但是相比之前县令设下的数额来说，已经是少了很多，并且上书的乡绅们并没有收单任何的惩罚。

晚清江西义图制度弊病频发，地方政府将义图纳入官方监督之下，义图由民间机制变为了官方机制

在晚清时期，乡绅包揽漕粮和对抗地方官员的趋势也来越明显，因此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其中的弊端主要是两点，其一就是花户往往通过改变户名等方式来逃避税款除外的各种甲税和差役等，第二就是因为战乱，担当本年甲长的“现年”往往逃避担当，因此现年的轮值十分的紊乱。

江西巡抚德馨在《确查江西丁漕积弊并设法整顿疏》中就说到义图制度的现状：

“此外各县义图一 隳八九，至近年收数递形减色，积欠日多，上年前抚臣所以有饬属举办义图、 期收成效、 藉杜丁漕积弊之请也。”

大多数的义图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哪怕是存在组织的功能也并不完善，征收的钱粮逐年递减。因此在太平天国之后，江西的地方政府对于义图机制进行了改进。

太平天国运动

首先政府对于图规进行了完善，加了数十条规定，为了解决甲费不足的情况。然后政府在原有的基础上设立了义图局，总局又分设分局，对于漕粮进行管理。

本身义图分为甲长和图长以及最高一级的都长，政府又给都长上加了一级总绅，总绅是由全县选举而出，其实就是在地方官的监督下完成选举。

下级的都长的选举又有总绅的参与，这样一级一级地义图的管理人员都是在官方权力的监督下选拔而出，整个过程也有官方力量介入，因此义图就由民间机制变为了官方机制。

晚清对于义图的实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强制措施，在民国元年江西的每个县都仍然留有义图机制。之后，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章程来强化义图的功能，同时也强化了义图的官方特征，但是同样也扼杀了它作为民间机制的灵活性。

后期，就连图长和甲长都不再是花户的推举，而是政府派遣。同时民国时期的书吏承担着作为钱粮征收的中介，而他们依仗自己的特殊位置，欺上瞒下，骗取了大量的钱财，最终导致官方推行的义图机制逐渐僵化腐朽，在贪污中分崩离析。

在义图机制衰败之后，江西出现了“急公会”，创立急公会的乡绅们希望以此来避免书吏的欺诈勒索。急公会其实还是征收粮款的组织，他们与花户签定图约。

希望花户能够准时缴纳粮款，不拖欠，不逃避，能让漕粮顺利上交。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和义图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差别。

急公会作为一个地方组织，它与当地宗族有很大联系。比如组织的发起人四名全部都是吴氏家族的人，并且十名赞成组织建立的乡绅中有九名也属于吴氏家族，从这一点来看，急公会和义图还是十分相似的，因为义图制也是依靠宗族制才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只是相对于义图制来说，急公会的家族属性更加强烈。

参考历史文献：

《确查江西丁漕积弊并设法整顿疏》

《高安县志》

《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