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张元济旧照
前言
清朝光绪年间,张元济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曾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之后,他被慈禧太后“革职永不叙用”。
就是这样一个清王朝的官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毛主席奉为座上宾,不但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还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参政议政。为何张元济能够被毛主席如此重视呢?
前清进士受邀参加新中国政协会议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张元济对政治上的建树已经不抱希望,同时他也意识到,唯有改良教育、培养人才,才能够给变法一个稳固的基础。1898年张元济被罢黜之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
图丨年轻时候的张元济
译书院院长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出版西方书籍,张元济在联系印刷业务的过程中,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两人一见如故。1902年,在夏瑞芳的盛情邀请下,张元济辞去译书院的工作,加入商务印书馆,从此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于此。
20世纪初,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寄国家希望于教育的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能够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凭借自己的办学经验和对时势的敏感度,张元济抓住机会,主持编写了“最新”的系列教科书,极大推动了中国当时的教育改革。
这一套教科书不但以最新的教育原理,为中国的近代教育奠定了基本格局,同时教科书风行全国,也让商务印书馆在行业内的优势愈发明显,逐步将业务从印刷转为出版。
教科书的成功,让张元济更加坚定了出版对于教育的意义,同时也将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曾经清朝政府想让张元济重新回京任职,却遭到张元济的果断拒绝,而且这样的事情还不止发生了一次,在张元济的心中,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自己实现人生理想的好地方。
图丨商务印书馆旧貌
1926年,已经60岁的张元济坚决辞去自己在印书馆的职务,正式卸职退休,不久之后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担任印书馆顾问,但他的工作已经主要侧重于古籍的整理。
当时很多文物都被破坏,不少珍贵的典籍更是流落遗失,张元济认为,保存典籍的最好方法就是化身千百,而且要让用的人能够看到。因此他组织编印的古籍质量颇具盛名,不仅满足了专业人员的研究需要,同时还能够很好地流传于后世。
作为中国出版业的第一人,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让印书馆从一个单一的印刷厂,蜕变成为出版巨子,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而他本人也备受社会各界的重视。
1948年年初,张元济被邀请担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作为院士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被安排在第一次院士大会上率先发言。他的发言主要围绕停止内战展开,在发言的最后他说道:
“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图丨中研院院士选举后胡适与张元济、朱家骅
散会之后,胡适邀请张元济乘自己的汽车返回,在车里胡适对张元济说:“先生的发言似太煞风景。”张元济听完之后笑了笑,没有回答。随着国民党在大陆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蒋介石曾经多次邀请他到台湾,都被他严词拒绝。
1949年5月,陈毅率部解放上海,同时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张元济从陈毅的身上,看到共产党高级干部礼贤下士的作风,进而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因此他决心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贡献出一份力量。
几个月之后,张元济从陈叔通的来信中,得知全国政协会议即将召开,自己被列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张元济当即给陈叔通回信,表示自己“脑力衰退、健忘”,“若缄默不言,实蹈知者失人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浅言深之讥”。
图丨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
后来陈叔通再次来信,表示特邀代表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请务必来北平参加会议,张元济听说后应允进京。9月初,张元济正式接到出席政协会议的通知,经过医生检查之后,由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陪同进京。
“我一辈子没见过太平盛世,今天看见毛主席,有希望了。”
9月6日,在儿子的陪同下,83岁高龄的张元济抵达北平,陈叔通等人以及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经理到车站迎接,并下榻在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刚一进饭店,张元济就感慨地对儿子说:
“宣统三年,我参加全国会议,曾在此休息数日,这事距今已经38年了,房间依旧,可时代不同,社会大变了。”
图丨张元济与蔡元培等人合影
几日之后张元济设宴邀请了几位旧友,诸如郭沫若、叶圣陶、黄炎培等人,当晚周总理到饭店探访,并带去毛主席对他的问候。后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设宴招待各界代表。当天的晚宴共设六桌,张元济被安排在第一席,且居首座。席间周总理与他亲切交谈,体贴入微的举动令张元济倍感亲切。
9月19日上午,忙碌了一夜的毛主席没有立刻休息,而是到北平饭店看望程潜和陈明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李明灏、程星龄等人。午饭过后,毛主席邀请程潜、陈明仁等人到天坛一游,突然想到张元济进京之后,还没有见面,于是便想利用下午去天坛的机会,与张元济见见面。
陈毅受毛主席的委托,前往六国饭店接张元济同游天坛,恰好张元济刚刚午睡起床,听说毛主席邀请自己同游天坛,他立刻穿好衣服,与陈毅一同前往。
张元济抵达天坛时,毛主席等人已经先行抵达,刚一下车,毛主席立刻迎上去,与张元济亲切握手,并表示问候。见大家都已经到齐,毛主席风趣地说道:“这几天你们辛苦了,后天大会开幕,那就更紧张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我钻了个空子,请大家来这个地方,无非是调剂一下生活,喘口气嘛!”
图丨张元济(右)受毛主席邀请同游天坛
毛主席的一番话立刻引来众人的一阵笑声。这时从大门口跑来一位身穿西服的中年人,是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当时陈毅去接张元济时,他不在六国饭店,等他回去之后,才得知父亲已经去了天坛,便匆匆赶来。
张元济随即向儿子介绍毛主席:“这是主公。”然后转身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我的孩子。”毛主席点了点头。陈毅在一旁接过张元济的话,说由他来向张树年介绍:
“这是毛主席,这是程潜、陈明仁、李明灏、刘伯承、粟裕......我是陈毅。”
打过招呼之后,众人跟随毛主席开始在天坛中四处参观游览,当走到祈年殿的时候,导游向毛主席一行人仔细介绍了殿内的陈列和皇帝祭天的礼仪。毛主席认真听着,不时点一点头。导游讲完之后,毛主席风趣地对大家说:
“看来这个漂亮的殿堂,一是皇上在这里向老天爷讨好,二是用天命来欺骗老百姓,后来老百姓觉悟了,王朝也就散了。要不然我们今天能大摇大摆地进这个大门吗?说心里话,我们应该脱帽向庶民三鞠躬。”
图丨毛主席与众人在天坛留影
从汉白玉台阶走下来之后,摄影记者徐肖冰见大家都兴致勃勃,便走到毛主席面前,请示给大家照一张合影,毛主席高兴地点头同意。于是毛主席一行人背对祈年殿,排成两排,在天坛留下了游园纪念。
在中途喝茶休息时,毛主席邀请张元济坐在自己身边,询问起他参加戊戌变法时的情形,还详细询问了光绪召见他时的仪式。
“您在清朝做事每月多少俸禄?”
“10两银子。”
“不够生活吧?”
“另外还有两担米。”
图丨毛主席与众人同游天坛
当问到他以前在京城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这是皇帝敬天的地方,我那么个小官,岂能来此?”毛主席听罢爽朗地大笑起来,接着再次说到戊戌变法的事情:
“菊生先生是参加过戊戌变法的,你们几个读书人,关起门来变法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不发动群众。”
“那时想得简单,认为只要光绪接受就成功了。”张元济对于毛主席的看法也十分认可,毛主席将话锋一转,说到前几天的重庆舰起义,当时舰上的700多人,没有一个是共产党:
“所以,这次革命不但靠共产党,一定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起来了,革命才能成功。”
同时毛主席也肯定了戊戌变法,虽然流了不少血,但却给后人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张元济听完感慨地说:“那不能同这次革命相提并论啊!”
图丨毛主席第一次游天坛留影
之后毛主席对商务印书馆的功绩表示了肯定,并且说自己从商务印书馆出的《科学大全》中还获得了不少的知识,《辞源》也总是放在延安的案头,陈毅在一旁插话说:“商务服务于教育,服务于国民,功不可没。”
游完天坛之后,张元济回到饭店休息,夜里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自己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旧官员,居然能被请来参加新中国的政协会议,还受到毛主席的盛情款待,与毛主席同游名胜,令他心情十分激动。他感慨地对儿子说:
“今天见到毛主席,我非常激动。回想过去,我见过光绪,见过孙中山、见过袁世凯、见过蒋介石。光绪想把国家治理好,但是人太懦弱,结果变法失败了,后来死得不明不白。袁世凯是个枭雄,阴险毒辣,是像曹操一类的人物。孙中山,虽有伟大的理想和愿望,但不能实现。今天看到毛主席,我觉得毛主席有学问,有胆略。前几天周恩来,对人是那样体贴入微,想得多么周到!我这一辈子没有见过太平盛世,因为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今天有望了。”
9月21日晚,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在怀仁堂召开,张元济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再加上年高望重,备受新闻界的关注。当时报纸上是这样报道的:“83岁的张元济不要人家扶着,一个人笑眯眯地走进会场。”足以看出张元济当时的心情。
图丨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
10月1日下午,张元济在儿子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当看到毛主席轻轻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的时候,张元济的心中格外激动。在之后的阅兵式上,张元济看着一排排整齐的步伐走过天安门城楼时,激动地对儿子说:
“中国再也不是东亚病夫了,我们真正站起来了!”
十天之后,毛主席在颐年堂宴请张元济,饭后毛主席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文化教育,毛主席不断提出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张元济提议:
“一、应令下情可以上达,报纸宜酌登确有地址姓名之来稿,以广言路。二、建设必须进行,最重要为交通,其次为工业,再次为农业。抗战8年,内战3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进,民力实有不达,不能不权衡缓急。”
图丨1949年开国大典
毛主席对于这些提议非常重视,关于广开言路,毛主席表示可以先开辟一个专栏做榜样,至于先发展交通和工业农业,毛主席点头表示赞同:
“这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必须优先发展。”
“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张元济莫属”
张元济回到上海没多久,毛主席就签署了任命书,任命张元济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没想到仅仅半个多月之后,张元济在参加活动致辞时,突然跌倒在台上,送到医院抢救之后,才发现他得了脑血栓,工作也因此而耽搁。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张元济的病情有所好转,但左侧瘫痪已无法恢复,出院之后家里人为他的卧室做了少许改动,以方便他在病榻用餐看书,护理人员也能更好地照顾他。
图丨张元济与孙子合影
病榻上的生活自然是痛苦的,但当他听说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的时候,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四次给毛主席写信表示支持,毛主席随后复信表示对他病情的关心。
张元济受到毛主席的回信之后,将自己对于西藏建设的一些建议,诸如设立西藏语文学校和西藏语文专科,编辑藏文常识书籍等,再次写在信中寄给毛主席,毛主席对他的建议给予了充分肯定,有些直接接受照办。
1952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前往上海看望张元济,向张元济谈到政务院敬老崇文的精神,准备在上海设立文史研究馆,请张元济担任文史馆长,张元济当时因身体原因顾虑重重,没有表示同意。
次年上海正式筹建文史馆,陈叔通向张元济转达了当地政府希望他尽早就任的想法,陈毅市长两次亲自到访张元济家,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张元济莫属。”
从此张元济长住上海,但再也没有和毛主席有过直接接触与书信来往。
图丨毛主席给张元济信的手稿
1955年5月,张元济突发奇想,给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写信,引用钱武肃的故事为例,劝说蒋介石效仿钱武肃以民族大义为重,呼吁他尽快回国祖国。毛主席听说他的爱国举动之后,特地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了这件事,并请陈叔通代自己向张元济致念。
从1957年开始,张元济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张元济被送进了医院接受治疗,期间神智经常不清醒。周总理前往上海视察工作时,受毛主席的委托,特地到医院看望。在张元济的病榻前,周总理对张元济说:
“我是周恩来。”
张元济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想起来了,片刻之后用轻微的声音问周总理:“毛主席好?”周总理俯下身子,回答道:“主席很好,特托我来探望你。”张元济听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情。
图丨张元济90岁生日留影
1959年8月14日,92岁的张元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病重期间,他写下了一首告别诗:
“维新未遂平生志,解放功成又一天。报国有心奈无命,泉台仍盼好音传。”
这首诗既概括了张元济一生的追求,同时也表达了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张元济病逝之后,当地政府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两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公祭仪式由上海市副市长亲自主持,仪式结束之后,张元济的骨灰被安葬于联谊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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