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

明清时期，关于《清明上河图》有一段流传甚广的故事，其梗概大致如是 ：严嵩（1480— 1556 年）父子掌权时，喜好搜罗古玩书画，听说《清明上河图》的大名后，千方百计想要得到它。彼时，《清明上河图》真本流传吴中， 王世贞（1526—1590 年） 的父亲王忬（1507—1560 年）求购真本不得，遂将一赝本呈上，不幸却为人所告发，严嵩父子因而记恨，后寻到由头发难， 王忬因此获罪身死。

这个故事版本众多，以沈德符（1578—1642 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续编完成的《万历野获编》所述最详，为现代学者引证最多，故而本文中以沈德符所述“伪画致祸”一词指代这个故事：

伪画致祸

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 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钜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属苏人黄彪摹真本应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狱，严氏之罪固当诛。但张择端者，南渡画苑中人，与萧照、刘松年辈比肩，何以声价陡重，且为祟如此。今上河图临本最多，予所见亦有数卷，其真迹不知落谁氏？

除沈德符的记述外，这个故事，在明代还有田艺蘅（1524—？年）《留青日记》、徐学谟（1522— 1593 年）《世庙识余录》、詹景凤（1537—1600 年）《詹东图玄览编》、孙鑛（1543—1613 年）《书画跋跋》、徐复祚（1560—？年）《花当阁丛谈》、李日华（1565—1635 年）《味水轩日记》、顾起元（1565—1628 年）《客座赘语》、焦周（生卒年不详）《焦氏说楛》、范守己（生卒年不详）的《御子龙集》、陆人龙（生卒年不详）《型世言》等 ；在清代又有徐树丕（生卒年不详）《识小录》、彭孙贻（1615—1673 年）《茗斋集》、谷应泰（1620—1690 年）《明史纪事本末》、姜宸英（1628—1699 年）《湛园集》、陆时化（1714—1779 年）《吴越所见书画录》、顾公燮（生卒年不详）《消夏闲记摘抄》、王士禛（1634—1711 年）《古夫于亭杂录》、赵怀玉（1747—1823 年）《亦有生斋集》、陈昌图（生卒年不详）《南屏山房集》、索绰络·英和（1771—1840 年）《恩福堂笔记》、叶廷琯（1791—？年）《鸥波渔话》、陆以湉（约 1802—1905）《冷庐杂识》、徐时栋（1814—1873 年）《烟屿楼笔记》、李坤元（生卒年不详）《忍斋杂识》、平步青（1832— 1896 年）《霞外攟屑》、陈作霖（1837—1920 年）《可园诗存》、张荫桓（1837—1900 年）《三洲日记》、金武祥（1841—1924 年）《粟香随笔》、陈浏（生卒年不详）《匋雅》、陈田（1849—1921 年）《明诗纪事》、叶昌炽（1849—1917 年）《缘都庐日记抄》、佚名《寒花庵随笔》、孙璧文（生卒年不详）《新义录》等诸多文献论及。

尽管梗概大致如是，但在具体细节上，诸种文献却众说纷纭。譬如，有关《清明上河图》真本的下落，就有在王鏊（1450—1524 年）、陆完（1458—1526 年）、顾鼎臣（1473—1540 年）家等多种说法，亦有说王忬自藏的。赝本的绘制者，一般认为是黄彪，亦作“王彪”“王生”等。告发者，则一般认为是汤姓装裱匠，然而他的名字有汤勤、汤翰、汤九、汤臣、汤曰忠等多个版本。一些文献还有格外戏剧性的桥段，如赝本如何绘成，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给出的答案竟是背临：“每一出必屏去笔砚，令王生坐小阁中，静默观之……王生归则写其腹记，即有成卷”；又如汤姓装裱匠何以识破赝本，徐树丕《识小录》说是根据“汴人呼六撮口，而今张口是操闽音”；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则解释为“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凡此种种，纷繁复杂。

因为版本众多，这个本身即已曲折离奇的故事，更显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在明中期以后的数百年间，它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甚或当作历史事实。明清时人几乎形成这样一种共识 ：严嵩曾费尽心力，收藏的却是《清明上河图》赝本，而这引发了一场人命风波。

学界近百年来的争议

明清时人普遍接受并言之凿凿的“伪画致祸”故事，现代学者对此多有争议。

早在 1931 年，吴晗就有雄文证伪，他给出的核心证据是，王忬之子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续稿》中有《〈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二 ：

《清明上河图》别本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俱获寓目，真本人物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发，而绝老劲有力，初落墨相家，寻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赝本乃吴人黄彪造，或云得择端稿本加删润，然与真本殊不相类，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间力耳，今在家弟所。此卷以为择端稿本，似未见择端本者其所云，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第笔势遒逸惊人，虽小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辨，盖与择端同时画院祗候，各图汴河之胜，而有甲乙者也。吾乡好事人遂定为真稿本，而谒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记、文徵仲苏书、吴文定公跋，其张著、杨准二跋，则寿承、休承以小行代之， 岂惟出蓝，而最后王禄之、陆子傅题字尤精，楚陆于逗漏处毫发贬驳殆尽，然不能断其非择端笔也， 使画家有黄长睿那得尔。

又

按择端在宣政间不甚著，陶九畴纂《图绘宝鉴》搜括殆尽而亦不载其人，昔人谓逊功帝以丹青自负，诸祗候有所画皆取上旨，裁定画成进御，或少增损，上时时草创，下诸祗候补景设色， 皆称御笔，以故不得自显见，然是时马贲、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至泯泯如择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直而后得，嘻亦已甚矣。择端他画余见之殊不称。聊附笔于此。

此二跋作于万历三年（1575 年）以后，从内容来看，一则王世贞明确说，严嵩收藏了《清明上河图》真本，二则如果王忬确因《清明上河图》之事而身死，王世贞谈及此事“决不至于如此轻描淡写”。由此吴晗得出结论：“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的。”此后， 2006 年戴立强撰文支持吴晗的论断，并强调了一条有力的证据リ，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有二诗， 序记“汤生装潢为国朝第一手，博雅多识，尤妙赏鉴，家其别余也，出古纸索赠，拈二绝句应之”：

钟王顾陆几千年，赖汝风神次第传。落魄此生看莫笑，一身还是米家船。

金题玉躞映华堂，第一名书好手装。却怪灵芸针线绝，为他人作嫁衣裳。

如果汤姓装裱匠真的是揭发赝本导致王忬身死的罪魁祸首，王忬之子王世贞绝对不可能为其作赞美诗，更不可能将之收录到自己的文集中。由此，戴立强更确信王家并不曾发生与《清明上河图》有关的悲剧。

虽然吴晗的论证已然雄辩，戴立强的论述也十分有力，然而还是不断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1958 年徐邦达、1993 年刘九庵都曾撰文，他们的根据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一通明人尺牍：

凤州被诬，已有大老从中调护，大都可无虞。昨二客过我，其一要道也，问凤洲事甚悉。初云闻使酒难近，生对云：“高兴则有之，若醉后更了了，且较柔和无难近也。”又问市名画一事，生不知当如何答。但权辞云：“向闻严氏托其乃翁觅一画，适为人所欺，市其赝本，因而致憾，不闻王氏自市，且非凤洲所与也。”又问及《艳异编》，生答云：“此乃其族人所为，欲令大行，且索高价，故托名凤洲。凤州初知时亦甚怒之，但有名分，无可奈何耳。”……看过即火之，名不具。两位先生怀疑尺牍中“市名画”一事即指王家与《清明上河图》事，刘九庵更通过笔迹鉴定认为尺牍为张凤翼（1549—1636 年）所写，张凤翼与王世贞有交往，因而他的话颇有可信度。

所以两位先生得出结论：“也有人疑心《清明上河图》事基本上与王氏无关，那恐怕不一定”，“《清明上河图》确曾发生过一幕因尤物而贾祸的悲剧”。

此外，许建平、叶康宁等多位学者，也认为“伪画致祸”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吴晗论证中的核心证据王世贞的跋语，以及戴立强所补充的王世贞为汤姓裱匠所作的诗文，作了反向的语意解读。对于王世贞的跋语，他们强调其中“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直而后得”的说法， 认为这正是《清明上河图》引起风波的佐证；而对于王世贞为汤姓裱匠所作的诗文，则觉得这正说明汤姓裱匠与王家熟识，具备告发条件。此外，叶康宁在刘九庵所述张凤翼尺牍外，还特别论证与王世贞或王世懋（1536—1588 年）有往来的詹景凤、孙鑛等人的有关记载，认为他们与王家有交，所言必定不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晗虽然力证王家并未因《清明上河图》贾祸，但却没有否定整个故事，他还曾另作文一篇，推测经历悲剧的可能另有其人，有可能是“昆山顾宏懋”，只是被附会至王家。许建平、叶康宁等也强调这一点，认为退一万步说，这个风波的基本情节应是真实的。

“伪画致祸”几乎成为《清明上河图》现代学术史中的一段公案，因此有必要就其真伪再作些许辨析。

“伪画致祸”再辨析

以往学者的讨论，无论是力证故事为纯属虚构，还是坚称故事有事实依据，基本都是以论证王家曾否因《清明上河图》贾祸作为切入点。或许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从故事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严嵩入手，进行探讨。

严嵩确曾收藏过《清明上河图》，因为文嘉《钤山堂书画记》和佚名《天水冰山录》列出了籍没严嵩家产的清单，其中都明确记载有《清明上河图》。《钤山堂书画记》中还附有一段说明：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图藏宜兴徐文靖家，后归西涯李氏，李归陈湖陆氏， 陆氏子负官缗，质于昆山顾氏， 有人以市廛之景，亦宋之寻常画耳，无高古气也。）

但严嵩收藏的是《清明上河图》真本还是赝本，却很难依据两份清单判断，因为其中并未提供任何有关画面、题跋和款印的确切描述，无从与现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般认为是北宋张择端真迹的宋本《清明上河图》（图 1）进行对照 。从文嘉的说明来看， 其所记从徐文靖（生卒年不详）到李东阳（1447—1516 年）再到陆完的流传经过与宋本相合，但“亦宋之寻常画耳，无高古气也”一说， 则与今天人们对宋本的评价并不一致。清末学者俞樾（1821—1907 年）就曾疑惑：“不知即王氏使黃彪所摹之赝本邪？抑严氏别觅得张择端之真迹也”。

图 1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宋本），绢本设色，24.8cm×528.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局部）

不过，此前学界并未注意到，其实在严嵩籍没家产清单之外，还有一则文献清晰记载了严嵩收藏《清明上河图》的情况。许论（1495—1566 年）《许默斋集》中收录有一则跋语：

跋《清明上河图》卷

嘉靖丙辰四月十九日，于严公处借观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刻丝装裱，白玉笺，轴首有徽宗书“清明上河图”五字，下识以双龙印，图之所藏川原、林麓、市井、舟车、人物走集之盛，及历代转藏者姓氏具见于大学士西涯李公，及金张公翥、元高公准所叙矣，画诫神品，尤难者舟车舍宇皆手写圆匀些小界文而已，图末有大宅扁书赵大丞家，往来者方骈阗，似非市井尽处，或后人有截去者未可知也。西涯身后，陆公水村购得之，云价凡八百两，今又不知几何矣。严公好古，所藏李伯驹《桃源图》、李昭道《海天落照图》、摩诘《辋川图》，萧照《瑞应图》、李龙眠《文姬归汉图》，皆称世宝，余并获观云。

从跋语所记来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许论在严嵩处借观了《清明上河图》卷。这卷《清明上河图》，“轴首有徽宗书‘清明上河图’五字，下识以双龙印”，这与李东阳正德十年（1515年）所记宋本当时的情况“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 完全相符。此外，“历代转藏者姓氏具见于大学士西涯李公及金张公翥、元高公准所叙矣”“西涯身后，陆公水村购得之”等描述，也与如今宋本后张著（生卒年不详）、杨准（生卒年不详）、李东阳及陆完的题跋一一印证（图 2—5）。更重要的是，许论说：“图末有大宅扁书赵大丞家……似非市井尽处，或后人有截去者未可知也”，现今宋本卷末结束于“赵太丞家”，即许论所说“赵大丞家”（图 6），结尾之仓促也曾有现代学者疑心它可能并非全本 。由此可知，严嵩明明白白收藏的就是宋本《清明上河图》，即为真本。

图 2 宋本《清明上河图》后张著跋

图 3 宋本《清明上河图》后杨准跋

图 4 宋本《清明上河图》后李东阳弘治四年（1491 年）、正德十年（1515 年）跋

图 5 宋本《清明上河图》后陆完跋

图 6 宋本《清明上河图》卷末“赵太丞家”

许论是严嵩的党羽，《明史》记载：“许论辈，皆惴惴事嵩，为其鹰犬”。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兵部尚书杨博（1509—1574年）因父丧离京，许论赴京代职，他完全有条件在严嵩家观画 。一般认为“伪画致祸”事发生在“王时镇蓟门” 时，据《明实录》及《总督蓟辽保定都御史年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王忬正镇守蓟辽。既然其时严嵩已获《清明上河图》真本，那么“伪画致祸”事自然无从谈起。

相较于许论的记载是严嵩时代的同期文本，现今留存的所有有关“伪画致祸”的记述至早也在万历年间，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嵩籍没，其家产清单已经公布之后，可以说均是后期文本。学者们用以佐证“伪画致祸”可信的材料，无论是来自张凤翼，还是詹景凤，或者孙鑛，他们均是与王世贞、王世懋有交情，并非王忬的同代人。而为学界引证最多的沈德符的说法，则距严嵩籍没已然过去了54年。所以，许论的跋语与王世贞、文嘉的说法互相印证，不仅王家不曾因《清明上河图》发生悲剧，整个故事应该都是谣传。

明中晚期的文史语境

那么，“伪画致祸”的传言由何而起呢？这恐怕还需从严嵩籍没后，明中晚期的文史语境说起。有明一代，“国史未立，而野史盛”，官方记注制度和史撰工作的缺失，使得明代私家对撰修当代史有着极高的热情。特别是明中晚期，官方对民间修史全然不加限制，采取放任态度，私家史著愈发宏富。顾炎武（1613—1682 年）就曾评说：“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可见明中晚期野史之盛。

野史写作自然不如官修史书严谨、考究，而明中晚期的野史，其天马行空又在历代私史中为最。王世贞就曾评明代野史三弊：

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隙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牙呲；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遂述之；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核而遂书之。

龚自珍（1792—1841 年）也曾评说：

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归养望者，风气渊雅，其故家巨族谱系多闻人，或剞一书，或刻一帖。其小小异同，小小源流，动成掌故。使倥偬拮据，朝野骚然之世，闻其逸事而慕之，揽其片楮而芳芬恻悱。

野史的书写，当然不会放过严嵩这一著名的权柄人物，以及王世贞这一独主文坛二十年的文学巨子。事实上，王忬确因严嵩而死，但原因当然不是一幅图画，而是因为王忬、王世贞父子属于与严嵩对立的政治阵营。王世贞为父祈求平反的《恳乞天恩俯念先臣微功极冤特赐昭雪以明德意以伸公论疏》，以及给李春芳（1511—1584 年）的《上太傅李公书》中说得清楚：王忬、王世贞父子与先后弹劾严嵩的杨继盛（1516—1555 年）及沈炼（1507—1557 年）有深厚交情，又与严嵩的最大政敌，时任内阁次辅的徐阶（1503—1583 年）同出江南，关系匪浅，这是严嵩对王忬痛下杀手的根本原因。

王家为严嵩所害的惨状，在明代尽人皆知。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王忬因“滦河之警”入狱， 王世贞、王世懋兄弟长跪道旁，拦截权贵车辆，呼号求助。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王忬惨死西市， 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于刑场相泣号恸，持丧而归，这些都详载于史籍。王家与严嵩的矛盾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明隆庆年间出现的表现夏言（1482—1548 年）等“双忠八义”前赴后继勇斗严嵩的戏剧《鸣凤记》，以及被认为有暗讽严嵩、严世蕃父子情节的小说《金瓶梅》，均被附会为王世贞所撰。

此外，严嵩籍没后，其家产清单，包括至今留存的《钤山堂书画记》《天水冰山录》等，通过各种渠道或传抄，或出版，广为传布。汪砢玉（生卒年不详）《珊瑚网》、查继佐（1601—1676 年）《罪惟录》、王士祯（1634—1711 年）《居易录》等文献中，都可见对严嵩家产清单的节引，这充分说明明清时期士人对严嵩家产清单的持续关注。阅读过严嵩家产清单的人，很容易即会发现其中记载有《清明上河图》，进而自然将此图与当时市面上已颇成气候的诸版本《清明上河图》联系起来。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大致由明中期起，绢本大青绿面貌、风格近仇英一路的《清明上河图》开始成为“苏州片”一类作伪作坊最流行的产品（图 7、图 8）。史料表明，隆庆四年（1570 年），“吴中四大姓作清玩会”，藏品中已有这类图画；而至于万历年间，这类图画则已然泛滥，“京师杂卖铺”即有销售，一卷“定价一金”。

图 7 赵浙《清明上河图》，绢本设色，28.4cm×576cm，日本冈山林原美术馆藏（局部）

图 8 （传）仇英《清明上河图》，绢本设色，25.5cm×615cm，大仓集古馆藏（局部）

目前所能找到最早涉及“伪画致祸”的文献是田艺蘅（1524—？年）的《留青日记》，该书有万历元年（1573 年）刻本，其中《严嵩》条载：

巡按御史林润等抄没江西家产，略载其大纲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也……又直隶巡按御史孙丕扬抄没严嵩北京家产……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越王宫殿图》乃仁和丁氏物，《文会》等图乃钱塘洪氏物，皆总督胡公以数百金转易者。《清明上河图》乃苏州陆氏物，以千二百金购之才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其祸皆成于王彪、汤九、张四辈，可谓尤物害民也。

从田艺蘅的记载来看，他显然是阅读过某个版本的严嵩家产清单的，而在田艺蘅生活的年代，诸种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则已十分常见。家产清单中缺乏详细描述的《清明上河图》，与市面上真真假假的《清明上河图》相互联系，给予人们无限想象和解读空间。在明中晚期“挟隙而多诬”“轻听而多舛”“好怪而多诞”“小小源流，动成掌故”“闻其逸事而慕之，揽其片楮而芳芬恻悱”的文史语境中，这便是野史写作最好的素材。事实上，由明中期起，除《清明上河图》以外，“大小李将军画轴”、《辋川图》、《海天落照图》等，也被编排以类似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作一方面既出现在严嵩的家产清单中，另一方面亦都是“苏州片”一类作伪作坊颇流行的产品。

沈德符记载“伪画致祸”故事的《万历野获编》一书，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从某种程度上这正点明了“伪画致祸”故事的来源及语境。

余论

文坛领袖、权柄人物、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真假难辨的画作，诸种人们喜闻乐见的要素合在一起， 在明代中晚期的文史语境中，生成了一个剧情精彩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并非历史事实，却并不妨碍它于历史中持续地发酵，甚至以它为本事的戏剧《一捧雪》，自明崇祯年间起，先以明传奇的形式， 后改编为昆曲、京剧、晋剧、上党邦子、秦腔、河北梆子、弋腔、汉剧、闽剧、莆仙戏、滇剧、川剧等多种形式，一直流行至于民国时期。由此，传闻成为史实，“伪画致祸”也即成为围绕《清明上河图》的历史书写的重要部分。

清末史志学家陈作霖（1837—1920 年）曾几度为《清明上河图》赋诗：

观《清明上河图》漫赋

宣和往事那堪听，五国城边草不青。剩水残山留一角，可怜甘作小朝廷。此图好事收藏好， 竞宝遗民初度稿。豪夺曾经伏祸机，至今齿冷钤山老。

题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西湖甘作小朝廷，绕郭屏山分外青。寒食于今翻旧稿，家家上冢向兰亭。豪夺钤山亦太痴， 此中真赝有谁知。请看一幅山河影，妙手争摹老画师。

在他的诗文里，明显有两个《清明上河图》：一是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由作为真迹的宋本之上的后金张著（生卒年不详）的题跋起，这是长久以来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固有知识 ；另一则是由“伪画致祸”故事建构的明代的《清明上河图》，它因大量出现的伪作以及广泛传播的传言而生，然而它如此生动而鲜活，在之后的数百年里持续为人们所热议，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清明上河图》的声名。

原文刊发于《艺术探索》2022年第02期，此处为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