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著作。书始撰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历时30年，逝世前尚未全部完成。如《浙东学术》篇，成于逝世前一年，而很重要的《圆通》《春秋》等篇，是早有计划，终未撰成。著作由章学诚次子华绂在道光十二年（1832）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后有《粤雅堂丛书》等本。1921年刘承干刊《章氏遗书》，另据王宗炎编目收此书，是为嘉业堂本。后有《丛书集成》本、《四部备要》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文史通义》品评古今学术，纵论文史，中心侧重于史。全书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大梁本5卷，嘉业堂本6卷。外篇两本皆3卷。内篇中，《易教》等11篇阐明六经皆史之旨；《史德》《申郑》等篇论史学；《浙东学术》篇探讨学术源流；《诗教》《古文十弊》等篇讨论文学流变及文章得失，对桐城派有所批评。外篇大梁本多论方志纂修，嘉业堂本则多为序跋书说。两本因内容有异，须相互补充。《文史通义》在史学上多所创见。它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知古而不知今，反对空谈义理，也反对只埋头于故纸堆中去“妄求遍物”，而不知“大义”。在作者看来，史学是记载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门学问，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实际。“学术固期于经世也，得一言而致用，愈于通万言而无用。”（《说林》）作者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力图在当时盛行的汉、宋学外另辟一条治学之路，纠正不良学风。《文史通义》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观点。它以为，六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传于后世。作者根据历史事实申述道：“古无经史之分。”“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经解下》）揭去了六经神圣的外衣，阐明了六经原本的性质，也肯定了六经的价值。作者还进一步指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报孙渊如书》）认为六经古史之遗，后人不尽得其渊源，故觉经异于史，其实，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这就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在史书的修撰上，《文史通义》按其功用，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或“著述”和“比类”）两大类（《书教》）。“撰述”是著作，自成一家之言，如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注”是纂辑，系材料的排比，如刘歆、贾护的《汉记》。指出两者缺一不可，各有用处，同时肯定“撰述”的价值高于“记注”，“作史贵知其意”（《言公上》），提倡编著通史。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主张史书修撰者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的基础上，《文史通义》更倡史德。指出治史者必须有史德，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它最根本的是指“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史德》），即尊重客观事实，而不掺杂以个人的主观成分。《文史通义》还较系统地提出了一套编纂地方志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突出了方志的史学性质，“志乃史体”（《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志属信史”（《修志十议》），并阐明其内容与体例。指出方志必须包括人物传记、典章制度和文学记载。另外，《文史通义》对学术源流、文学流变、文章得失等亦有论述，颇具裁识。总之，《文史通义》汇集了作者研究文史的心得，是作者一生精力的结晶。是书被史学界公认为刘知幾的《史通》以后，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史学论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易教》清代章学诚撰写的史学论文，分上、中、下三篇。约写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道光十二年（1832）作为《文史通义》内篇一之第一篇于开封刊印，正式公之于世。

《易教》讲述《易经》的教育，作者阐述了其对《易经》起源、成书及性质的基本看法。章学诚以为，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非圣人以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他描述了《易》的成书：“今观八卦起于伏羲，连山作于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于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归藏不名为《易》。”但文王未尝得位行道，故不能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复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为创制。“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进而，章学诚对《易经》的性质做了阐述：“《易》以道阴阳”，为先王之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体现了“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六经皆史的一贯思想。在《易教》中，章学诚还通过对《易》义的诠释，肯定了《易》所记录的政典、制度，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尽管有其一定的继承性，但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必然发生不断的更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宪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易》始羲农，而备于成周。宪始黄帝，而递变于后世。”他举周公制订的《官礼》为例，说明它的产生虽鉴于夏殷，而必“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并说：“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最后，章学诚强调了《易》在六艺中的重要地位：“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宪，同出一源。”“《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易》辞通于《春秋》之例。”“《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君子于六艺，可一以贯之。提出了“学者之要，贵乎知类”的治学方法。

《原道》清代章学诚撰写的史学论文。为《文史通义》内篇二之第一篇。道光十二年（1832）于开封刊印，正式公之于世。

《原道》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释道。“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它自己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每个社会阶段的出现，是“势使然”而“不得不然”。认为从“三人居室”到“部别班分”，从“作君作师”到各种礼法制度的出现，绝不是“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由此，他反对英雄史观，指出无论帝王将相、圣贤豪杰，都不能以主观意‘志创造历史。“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故周公之伟大，在于时会使然，使之能集古代典制之大成，并行其道。孔子之圣，在于他“尽其道以明其教”。

中篇论述道器关系。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据此，否定宋学离事言理，以六经为载道之书的错误思想。他说：“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不知《六经》皆器也。”指出六经是具有实在内容的“史”，是“器”，是先王的典章制度，而不是“道”。孔子测定六经，目的在于取先王典章，借此存道，垂训后世，绝“不敢舍器而言道也”。因此，人事之外，别无所谓“道”，“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下篇进一步论述道与六经之关系。提出：“文章之用，或已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已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对汉学家们终日“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的考证补订，予以无情抨击，指出，如“溺于文辞之末，则害道已”。应“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至于如何研究六经，怎样从六经中求道，章学诚提出应从六经具体事实中去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不能泥古不化，硬搬其中成法，必须联系现实生活，特别是联系当前的国家典章制度加以研究，方能求到真正的“道”。当然学六经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代，故“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原学》清代章学诚撰写的史学论文。为《文史通义》内篇二之第二篇。道光十二年（1832）于开封刊印，正式公之于世。

《原学》分上、中、下三篇。作者对治学中的学思、知行等问题进行了阐述。首先肯定了学习的意义在于把握“道”。他说：“《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夫子曰：下学而上述。盖言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至于学，并非只是诗书诵读。他指出：“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他分析了古人不以行事为学，而以诵读为学，是因为他们以为，不格物致知，则不可以诚意行，但并非谓此外无学。提出了“专于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依据“学皆信而有征”，“必见于行事”的思想，章学诚论述了知行关系，提出：“知易而实行难。”“其知易入，其行难副，则从古已然矣。”何况“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迹哉”。认为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学、思应该结合。指出：“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进而，反对宋学的空谈义理，反对汉学的专务考索，强调重视现实，认为如此才能把学术研究引导到有效地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轨道上去。他大力提倡学术要经世致用，“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要求学者面向现实，重发挥，重创造，反对死守章句，力主通经致用。章学诚的这些思想，从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来说，无疑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