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为董平，右为施星宏

腾冲市政协编纂出版的部分获奖作品

“有一句话令人回味:‘自然法则不可抗拒，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毁灭着一切’。而面对这种自然法则，今天的我们理应尽快捡拾历史遗留的碎片，以期修补和复原历史的原貌，使其闪烁自身的光彩。”这段话是腾冲市政协文史资料执行主编董平，在其著作《和顺风雨六百年》中的一段哲理之言。

董平，20世纪60年代初生于腾冲，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先后在原腾冲县图书馆、县文化局，和顺乡人民政府、县政协教科文卫体委任职，现为腾冲市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执行主编。至今已在全国各类报刊出版社发表作品二百多万字，曾获全国性奖励。1998年被评为地市级“外宣工作先进个人”。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保山市文联作协理事。

初闻其名，以文相识

我与董平都是腾冲县第一中学毕业的学生，虽然就读于同一学校，但我俩并不认识。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董平其名才真正嵌入到我的脑海里。

那是2000年仲夏，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和顺风雨六百年》一书，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对边陲小镇和顺起到了不同凡响的宣传作用，让读者对腾冲和顺六百年的历史沧桑、文化积淀、人物事件惊叹不已。作为该书作者的董平，也一下子成了备受关注的人物。那时，我对董平的初印象，仅限于他是一个热爱文学创作和热爱文化事业的文艺青年。除此之外，对他的了解不多，也没有机会在一起认识交往过。

2006年5月，我调任腾冲县旅游局副局长。那时，正值云南旅游二次创业的时期，为扩大腾冲旅游宣传，县旅游局决定编纂腾冲旅游文化系列丛书——《腾冲名联赏析》《历代名人与腾冲》《腾冲名碑集释》（简称“三名”）。在征稿座谈会和几次审稿座谈会上，我才真正与董平谋面。在参与“三名”系列丛书编纂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数次接触后，共同的话题让我们相谈甚欢，对董平的了解较前多了起来。我感觉他是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作为的年轻文化人，说起话来既有文化人那种彬彬有礼和举止得体的儒雅风范，谈笑中又有少数民族那种直爽豪放与诙谐幽默的鲜明个性。此时，我对董平的认识，已不仅限于他是一个热爱文学创作和热爱文化事业的人，而是一名对文化事业非常执着、对文学创作有着独到见解的文化人了。

再识其人，以文相交

2013年11月，我调到腾冲县政协办公室工作，与董平成为同事，相处的时间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2014年1月，我被组织上抽调到县拆迁办工作，工作之余，我一直在着手编撰《溯源腾冲民间习俗的历史文化》一书，我向董平咨询书籍出版的相关事宜。当他得知我花费了十余年的功夫收集整理腾冲民间习俗文化，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进一步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表示非常乐意为我促成该书的出版与发行，当即联系出版社协商办理相关手续，并着手替我审看样稿、提出修改意见，帮助我查找相关资料以充实其中的不足。在他的建议下，我将书名改为《腾冲民俗》。该书于2016年3月正式出版，很快便空库脱销，在董平的帮助下，于2016年12月再版印刷，以满足市场需求。

2015年4月10日，腾冲商帮文化研究会成立，董平当选为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我被聘选为特约撰稿人，第一次参与到文史资料的撰写工作中。由于我对文史工作非常陌生，不懂得撰写文史资料的基本要求，是他与沈福永老师（商帮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耐心地向我讲解写作的相关要素和基本要领。随着与董平的交往不断加深，我进一步了解到他的成长经历。

董平自幼受周恩来总理少年时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影响，非常喜爱读书，上小学时几乎每晚都要看连环画和故事书方能入睡。在腾冲县图书馆工作的十年里，每当新书上架，他都会先睹为快，借此机会博览群书，立志将来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文化人。其间，他还在《边疆文学》《章回小说》《山梅》《滇池》《天网》《九龙池》《高黎贡》等刊物上发表过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并获得奖励。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段工作经历和文学创作心路，为他后来的文史资料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2月，我结束了抽调拆迁的工作返回政协。由于我俩之前的共同爱好，董平向政协的领导提出请求，将我安排在商帮文化研究会协助做好文史资料选辑的编纂工作。我非常乐意此项工作，一来我能通过校对文稿了解更多的历史故事，二来可让我在退休前再充一充文化知识的“电”，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从此，我便成了腾冲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的一员，与董平的交往更加频繁和密切了。在之后的工作中，我有幸参与了由董平主编、腾冲市政协编纂出版的《腾冲华侨华人》《腾冲历史上的商号》《走出去·密支那篇》《走出去·曼德勒篇》《腾冲历史上的海关》和即将出版的《腾冲人在港澳》（暂定名）等选辑的编纂工作，这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真正达到了上述的两个目的。

以诚待人，不计得失

自古以来，人们对文人有很多诟病，诸如“文人相轻”“恃才自傲”“酸味呛鼻”等等。然而，我在董平身上几乎没有看到这些不良习性，我所感受到的他，是一个孝悌双全的兄长，是以诚待人、不计名利得失的朋友，是对事业有着热爱、执着与坚守的同志。

腾冲县政协自1963年12月成立以来，截至2002年，共编纂文史资料选辑四部。董平于2001年调入腾冲县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工作，从2003年起正式担任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执行主编。他接手后便开始了编纂《腾冲政协志》的工作，耗时近两年，该书于2004年12月正式出版，填补了腾冲政协自成立以来没有本单位史籍志书的空白。接下来他又将选题瞄准了对腾冲历史文化影响力较大的各种事件上，带领着编纂组的成员奔走于国内外各地，采访历史故事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人员，并聘请了多位云南文学界颇具分量的人物为文史资料把关作序，让腾冲的文史资料选辑从一开始便得到了文化艺术界的认可和接纳。此后十余年间，他团结社会各界文化名流，广泛吸纳热衷于文史写作的社会人士，相继编纂出版了十辑文史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经活跃在文史战线上的作者和特约撰稿人，因年事已高、记忆衰退和病痛折磨等原因，不再胜任文史资料编纂工作，充实文史资料创作人员队伍成了当务之急。每次面向社会征集文稿，董平都会重点关注新出现的作者，特别是农民作者。他会真诚地邀约作者恳谈，对其文章结构和文辞提出修改意见，由于他以诚待人，不论是从未接触过文史工作的机关年轻人，还是热心文史工作但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作者，都能从中得到收获和进步，最终真正成为文史编纂队伍中的一员。

作为文史资料选辑的主编和总纂，其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每当文稿收齐，董平要对每篇文章进行阅读、校对、修改、编辑，在他对所有文章进行审阅后，如果文章内容不能达到选辑预先设定的目的时，他会提笔亲自撰写“点睛”之文。为此，他常常通宵达旦地一写就是数千、数万字。《走出去·曼德勒篇》的编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文稿是由五位作者在几个小时内与腾冲籍缅甸华侨交谈后写下的，不可能全面介绍华人华侨走出去借土安身和生存的来龙去脉，于是，董平撰写了长达十万字的“腾冲与曼德勒文化交流史”，让该文辑具有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若平日里没有甘守清平、以文为乐的习性，没有博览群书、厚积薄发的功底，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腾冲市政协编纂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走出国门的腾冲人》获得云南政协首届优秀文史图书二等奖，《腾冲文物》获第十三届云南优秀出版物三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腾冲》获保山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专著类三等奖，《腾冲历史上的商号》获保山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专著类二等奖。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腾冲的文史工作成了云南省129个县级政协的佼佼者。对此，作为文辑执行主编的董平是功不可没的，堪称“腾冲政协文史第一人”。

清心寡欲，以文为乐

自参加工作起，董平便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文化战线上。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史资料编纂工作中，几乎放弃了他热爱的文学创作。他创作的《和顺女人》一书，已经向云南人民出版社上报了选题，出版社多次向他催要文稿，但由于一直忙于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时至今日，他依然无暇完成《和顺女人》的出版。

由于他的建树，他在文化领域内的名气与日俱增，许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乃至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找他帮忙，或修改文稿，或编辑文档，或编辑书刊。只要是有益于社会的事，他都热情相待，乐意帮忙，且不计个人得失。

腾冲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年已耄耋的卢彩文先生，为编纂《腾冲黄埔人》一书找到他，并提出给予一定报酬，他婉言谢绝了这位黄埔老人的好意，他说：“我怎能要你们的钱，能为腾冲黄埔军校同学会做一点事，是我这个腾冲人的分内之事。”

董平参与编纂出版的文史资料在很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效用。许多来过腾冲的知青，因那个年代档案缺失，无法证明自己参加工作的具体时间，很多人凭借着腾冲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知青岁月录》，作为自己落实政策的证实材料和依据，最终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改变了自己人生境遇。腾冲政协将文史资料《走出国门的腾冲人》《腾冲华侨华人》《腾冲历史上的商号》《走出去·密支那篇》《走出去·曼德勒篇》《腾冲历史上的海关》《腾冲人在港澳》等选辑，馈赠给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英、美、法等国家的侨胞侨属，重新唤起了他们尘封已久的思乡情结，爱家爱国之情愈发浓烈。

当《腾冲文物》“为腾冲的特色文化定位、人文旅游开发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桥头堡建设提供了基础资料和借鉴依据”（张永康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腾冲》选辑出版，董平带着深深的爱国爱乡情怀，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人们一道，由心灵深处迸发出骄傲自豪的爽朗笑声。他从执着与坚守中享受到了人生的快乐，真正实现了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对政协委员提出“要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目标。

我在编著《腾冲民俗》时，母亲常用“人要耐得住寂寞，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来教诲和激励我。这句话，不仅浓缩了我参与文史资料编纂的成长经历，也印证了董平主编文史资料的艰辛历程。诸葛亮曾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十分庆幸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能与董平如水般地相识、相知、相处和结伴同行,这难道不是一件快意人生的事情吗？

□施星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