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是民进的主要界别之一，这种格局是由历史形成。打开中国的出版史册，民进前辈与中国的出版文化事业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出版界的民进前辈对中国出版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业绩与贡献，对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工作提出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建议。

徐伯昕

徐伯昕先生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为我国的出版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担任过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在《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6辑中，评价他“是韬奋同志得力的助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杰出出版家”。

1.他创造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服务典型

他与邹韬奋一起创办了《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1925年徐伯昕进入《生活》周刊，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年份。《生活》周刊杂志由黄炎培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他负责出版、发行及广告等方面的业务，这是他走上文化出版工作的第一步。1930年，他与邹韬奋一起创办了《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为读者代办书报文具等服务，这一创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种服务典型。

后来在《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又发展了生活书店，并于1932年成为一家新出版社。在《老出版人肖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一书中，就有徐伯昕的一副肖像，画像人王建辉同志说“生活书店的三位创办者也就是生活的灵魂，导航是胡愈之，船长是邹韬奋，总管是徐伯昕。”正是他们三个人的最佳搭配与组合，生活书店的出版事业空前发展。

2.在生活书店的两大业绩

徐伯昕在生活书店的出版文化工作有两大重要业绩。一是始终发扬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二是始终坚持进步立场。在他的倡导下生活书店提出了“好书皆备，备书皆好”。为便利图书馆、学校及读者购书，生活书店大力开展邮购业务；并首次创立生活书店“全国出版物联合公告”，请人编辑《全国总书目》。韬奋同志评价说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徐伯昕的创举给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注进了先进与时尚元素，给后来出版业的发行邮购奠定了示范基础。

生活书店在三位创办人的倡导之下，始终坚持进步立场，发扬进步文化，力办进步文化事业，成为进步出版业的一面旗帜。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生活书店更是成为一支重要的进步出版力量，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是当时出版进步书籍的重要阵地之一。为宣传与传播进步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唤醒民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徐伯昕就是由党领导的出版事业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生活书店的工作当作是党的文化工作的一部分。他认为自己是为党的事业，为革命事业工作。

1948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在香港正式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他说：“三联的正式成立，是新中国人民大众文化发扬的新起点，我们要全力巩固它。”为怀念这位优秀的新文化出版家，为让出版界与民进的后来人了解他为党的出版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辑出版了《怀念出版家徐伯昕》（书海出版社，1988年版）；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的《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6辑中也记有徐伯昕。

由于历史原因和工作需要，徐伯昕是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期成为中共党员，因秘密工作的需要，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才正式加入组织生活。他以自己的多重身份，为新文化出版事业工作了二十多年，为党的统战工作和民进工作了近三十年。人们评价他是中国杰出的新文化出版家。

叶圣陶

叶圣陶先生曾与马叙伦、周建人、徐伯昕等密切协作，为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1.出版战线的优秀编辑家

叶圣陶于1923年进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历时8年。1931年他进开明书店，主持编辑工作18年。期间他宣传民主运动，出版进步书刊，倾心致力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在商务，他主编或与人合编《新学制中学国文课本》、《学生国学基本丛书》。在开明，他编撰或主编的主要中小学教科书有：《小学语文课本》、《开明国语课本》、《开明国文讲义》等。1950至1956年，叶圣陶先生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期间，编辑出版了四套约五百多种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教科书、教育参考书等。此外他还编辑了众多的报刊杂志，如：《诗》（中国第一本诗歌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人民教育》、《中国语文》等等。

2.对待编辑工作素以严谨著称

叶圣陶从事编辑工作几十年，对待编辑工作素以严谨著称。他对自己编写的东西，总是反复推敲修改，精益求精。对审读稿件的各个环节，他都有严肃、认真、周密、细致的要求，这对保证书稿质量和出版质量有着显著的作用。他是编辑出身，对编辑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和高尚的祈求，他说：“（编辑的）事业真是重要且伟大！他们给人以精神的粮食，授人以心的锁匙，他们不是超乎庸众以上的群么？——至少也应是先驱者。”再看他对编辑的要求：“我们的编辑者都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能编撰出“适应各级学生的需求”的“现时代最合用的教科书”。他的这些论述阐明了编辑工作的性质、责任以及编辑在社会中的地位。

3.编辑工作者的楷模

很多人都知道叶圣陶的大名，知道他是著名作家、教育家，但对他在出版工作中的业绩却知之不多。在《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国当代出版社，1993年8月版）一书的“中册”里，第三十一章《出版家和编辑家的业绩》把叶圣陶先生列入第二节“编辑工作者的楷模”。其开篇就说“叶圣陶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也是教育家，然而他更是个编辑家。”他自己说：“自从进了‘商务’，编辑就成了我的主要职业。”他认为自己的职业“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还特别申明：“作家不是我的职业”。

4.抓了出版工作的三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出版总署担任副署长时，抓了三件大事：一是出版工作的专业化。为了发展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使出版工作专业化，他在字体的规范化、铅字的统一、铜模的铸造、标点符号的使用、印刷和装帧技术的改进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并专门撰写了《标点符号用法》一书，这本书使我们的编辑工作获益至今。二是对私营出版业的整顿和改造。解放初期，私营出版业占全国出版业的四分之三。对这些私营出版业进行整顿改造，把他们纳入人民出版事业的轨道上，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服务，意义十分重大，对新中国的出版文化事业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解放前都是民营出版业，经过整顿改造，成为党和人民的出版业。三是建立和健全了出版工作的法令、法规。为规范和推动新中国人民出版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他和胡愈之、周建人等出版总署的领导一起，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专业化与调整公司关系的决定》《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事业指示》等等。这些法令法规对解放初期的出版业起到了很好的规范和推动作用，有些法令法规在不断修改完善的基础上，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