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华景杭 祁大钧

1946年，周恩来等人在上海合影。前排左起：黄炎培、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华岗

1949年8月，父亲奉命从香港乘船，计划途经上海，再赴北平，根据组织安排，到中央统战部担任领导工作。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继续北上。9月2日，父亲抵达青岛。相隔17年，同样是在9月，他再次来到青岛。时任军管会主任的向明来码头迎接，两位老友在胜利后重逢，格外喜悦。谈话中，向明得知他要去北平赴任，便极力挽留。当时，父亲肠溃疡发作，身体虚弱，经中央同意，暂留青岛养病。

受青岛市委和山东大学的邀请，从1950 年1月起，父亲以教授身份为山东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作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11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合并前两所学校的性质不同，矛盾比较突出，需要一位既有革命资历，又有知识、有能力、会办学的专家学者担任校长。中央认为，华岗就是最佳人选，他出任校长，全校师生都能接受。

周恩来打电话与父亲交换意见，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1951年3月中央正式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此之前，中央已内定父亲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行政级别为三级。他为了留在山大工作，甘愿降低级别、减少收入，只领取一名普通大学校长的工资。有人说他太傻，他却说：“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了培养有用的人才，我甘愿如此。”

要将一所文理工农医科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办出特色，这是任何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校长都要考虑的问题。面对合校初期的复杂情况和五院十八系的庞大规模，父亲运筹帷幄，以发展的眼光提出重点学科建设、发展山大特色，规划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宏伟蓝图，坚持民主办学、科学管理，很快把山东大学办成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当时，山东大学的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系云集了大批知名学者、教授，师资力量强，学术风气很浓，为了提倡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引领和推动学校教学与学术的发展，1951年5月，父亲拿出500元作为开办费自费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并任社长。

它的创刊，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是由于《文史哲》创办，在解放后全国高校中是头一家。二是由于《文史哲》的学术风貌和全新的理念，代表了新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父亲虽工作繁忙，却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并亲自编审稿件，但从不领取稿酬。在他的影响下，许多教授也自愿放弃稿酬，所有人员都是兼职的。他和编委们的努力，使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的刊物，在中国现代史、鲁迅研究、《红楼梦》研究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陈毅评价其“开风气之先”。

由于《文史哲》的提倡，一些学术问题经常引起国内相关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父亲经常参加这些会议，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发言，从不强加于人，更不以势压人。父亲曾规定：《文史哲》每期至少有一篇理论的文章，也至少有一篇现实的文章；在学术文章中既有思辨的又有考据的，既有中国的又有外国的，文、史、哲皆有，以期办成特色校刊。同时，每期还要尽可能推出一位新作者，以提携青年学者。他还经常给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老专家出主意、改文章，指导年轻人写作，通过《文史哲》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人才。

山东大学和《文史哲》在国内外的名望日益提高。《文史哲》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提倡学术创新和独到见解，直接介入中国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不仅校内专家多次投稿参加，而且还吸引了校外的大批知名专家学者争鸣讨论，如王亚南、顾颉刚周谷城、罗尔纲、黄药眠、齐思和、杨宽等，一时以《文史哲》为平台形成了新的学术中心。该刊先后展开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农民战争作用问题”等大讨论，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多个国家都来函索购《文史哲》杂志。

在父亲任山大校长期间，山大形成一个以专家学者为主的行政领导模式，配置的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都是知名教授，两位副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都是父亲提名推荐的民主党派人士，且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父亲不但敬佩他们的学识，也非常尊重他们的职权，学校的重大决策，都与他们共同商量，使全校工作有条不紊。

各院院长和系主任也由学有专长的教授担任，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父亲始终重视依靠集体的领导力量，自己除抓全面工作外，还腾出时间，深入师生中进行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山大出现了教学秩序好、工作效率高、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局面，学校的声望越来越高，在全国重大教学科研场所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成为文、史、哲领域学术问题的领军单位和第一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