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广东十三行“天宝行”第六代梁经国的传人；他受教于蒋廷黻，也为陈寅恪、朱希祖所赞赏；他以八年时间完成《广东十三行考》，一举成名，旷世独创，远迈前人，后无来者。他是梁嘉彬。

■蔡登山

梁嘉彬（1910－1995），原号文仲，后改号文重、文钟，广东番禺人。生于北京。出身于名宦世家，太高祖梁经国，入广州十三行为行伙。

梁嘉彬

梁经国第七子梁同新，清道光十六年（1836）中进士，官至顺天府尹。

梁嘉彬的父亲梁广照，日本东京法政速成科肄业，归国后，在刑部任主事，民初后迁回广东，在香港设立中学两所，并在香港官立中学任教。

梁嘉彬胞兄梁方仲，原名嘉官，后以字行，为著名经济史学家。

梁嘉彬自幼好学，三岁自北京返回广州，六岁在香港开学，嗣后受家塾私塾教育，晚间别延教师在家中学习英文。

一九二二年，梁嘉彬的书法作品获刊上海《少年杂志》。是年随父亲至南京，途经上海，遵父命拜康有为为师。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汇文中学。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逝，梁嘉彬任童子军小队长，曾扶榇入北京碧云寺。一九二六年，转学天津南开中学。

梁嘉彬

一九二七年，“五九国耻”纪念，梁嘉彬发表《大黄种族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一文于《南中周刊》，以主张须先斩除日本叛族蟊贼。一九二七年夏，考入南开大学预科。当时南开校长张伯苓曾组织“满蒙问题研究会”，梁嘉彬参加研究会，而蒋廷黻为南开教授，专长外交史，梁嘉彬深受其影响，因此奠定日后对史学研究志趣，也促使他早年的研究偏重于国防及外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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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夏，梁嘉彬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政治系。此时，梁嘉彬已偶在《益世报》《庸报》等报刊发表学术性时论，又得学长张荫麟介绍，在天津《国闻周报》发表《日本在满洲两路侵略主义及应付方略之研究》一文，揭发日本对满蒙的野心。清华大学同学为了响应南开大学“满蒙问题研究会”，亦组织“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梁嘉彬自然参加。

一九二九年，蒋廷黻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担任历史系主任。梁嘉彬在南开时，对蒋氏醉心已久，便由政治系转入历史系。蒋廷黻问其转系的原因，梁嘉彬答以：“政治不过是历史的果，历史才是政治的根。”

梁嘉彬论文《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致许地山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在《华北日报》上开辟“边疆周刊”，每周三出版，梁嘉彬从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担任总编辑，他自己也发表有关满蒙及西藏的论文，包括《东三省自筑铁路史略》《英国侵略西藏史略》《日本在满蒙势力的进退》《安奉吉长两路权利之丧失及急应收回之理由》《锦爱铁路与满洲铁路中立问题》五篇论文。

一九二九年七月间，中苏因中东铁路问题发生军事冲突，此时梁嘉彬刚好完成《中东铁路问题之研究》一文，文长三万字，即寄至《国闻周报》。该刊通常不欢迎数万字的长文，就是几千字的文章，发表也极为缓慢，而此文寄去，不到两周便分四次刊出，编者并在文前加以推荐。后来上海华通书局出版《日本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一书，便收录此篇论文。

蒋廷黻见梁嘉彬才气纵横，就劝他研究“广东的国际关系”。梁嘉彬自此虽未完全放弃研究满蒙问题，但自一九三〇年起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广东十三行”的问题，可见蒋廷黻对他影响之大。

梁嘉彬著作《番禺黄埔梁氏五世传略》

另一位对梁嘉彬影响甚大的是陈寅恪，他独特的授课方式，引起梁嘉彬的注意并在以后的教学中多次模仿。不仅如此，梁嘉彬认为陈寅恪知识渊博，是史学界泰斗。梁嘉彬在《陈寅恪师二三事》一文中谈到：“寅师授课，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复论证，数满黑板，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堂皆自己立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又说，陈寅恪在课堂上博古通今，各国语言、各种史料信手拈来，凭一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讲出大千世界，而且“创见（Discovery）极多，全非复本（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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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梁嘉彬在《清华周刊》第三十五期发表《Lampacao考》一文，考证外人所称的“Lampacao”即浪白澳，亦称浪白洲、浪白滘，民国后改名飞沙岛。这是以中西交通史为专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一九三二年三月梁嘉彬发表《广东十三行序篇》，即得到蒋廷黻、陈寅恪、向达等之称赞。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时，完成《广东十三行考》初稿一部分。

梁嘉彬著作《广东十三行考》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电聘朱希祖为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十月十五日，朱希祖抵达广州。朱希祖到校见校长及文学院院长吴康（字敬轩），始知因学校开课已久，史学系主任一职已另聘朱谦之担任。朱希祖只得专任教授。

中山大学对朱希祖是十分重视的，来的当天，邹鲁就聘朱希祖为《广东通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十月二十二日聘其为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十一月十九日又聘其为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所长。

梁嘉彬为朱希祖在清华大学时的学生，此时已毕业，乃受聘于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担任编辑丛书的工作，并主编该所年刊。据朱希祖《粤行日记》记载，他到广州后，因水土不服，时常生病。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日日记云：“十二时梁君（按：梁嘉彬）来同至医院，步行不过数百步即抵院长室，访院长欧阳蕙芬，乃亲为诊视，谓脾肿，颇是疟疾之征，又取血及小便试验，而小便分化，而其中亦有疟疾之状，惟血不能当时即分晓，乃约星期一再去诊视，此两日内先以防疟药片服治，每日五片，每三小时服一片，即购药回寓。”梁嘉彬在中大文史研究所继续完成《广东十三行考》的大部分书稿。

梁嘉彬原想去法国留学，曾在清华学习法语及日语两年，但因受蒋廷黻的鼓励，决定去日本留学，而且一定要考进东京帝国大学。

一九三四年，梁嘉彬到日本后，先恶补日文一年，翌年四月，考上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受东洋史主任和田清教授指导，一九三七年二月，完成《广东十三行考》书稿，前后费时八年。同年出版《广东十三行考》，年仅二十七岁，得到朱希祖、蒋廷黻等人之赞赏，并为之序。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梁嘉彬研究期满，取得博士学位候选人的资格。

“七七事变”后梁嘉彬要回国时，他的老师和田清教授是天皇的义讲，非常赏识梁嘉彬，不断劝他留下。

老师越劝，梁嘉彬就越急，他投笔从戎心切，后来与其兄梁方仲（时在日本考察）于八月间背着老师偷偷坐船回来了。当时博士还没读完，但到一九七一年，日本东京大学还按旧制补授梁嘉彬文学博士学位。

梁嘉彬返国后，只身自香港经广州、汉口到达南京，投入“留学生归国服务团”，身为小队长。此时日军已占领大场（地名），乃随队自南京撤入江西庐山星子岭，继续受训，竟以代同学争伙食费之事而下狱，最后离团走长沙。

陈寅恪为之函介，前往重庆中央大学，见校长罗家伦，校长告知目前中国近代史已经有人教，因此无法再聘任，后经中央大学史学主任朱希祖介绍，在重庆南岸的私立广益中学任教。

一九三八年，蒋廷黻从驻苏联大使卸任返国，力荐梁嘉彬于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受中英庚款协助，转往昆明西南联大做研究工作。不久，刚抵达香港的陈寅恪致函电给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吴晗，询问梁嘉彬现在何处，并请其转达“已与浙江大学张其昀先生谈妥，请梁先生即往广西宜山该校教授日文。”吴晗并愿代向蒋（廷黻）、杭（立武）两先生道歉，促梁嘉彬前往。据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出版的《浙江大学校刊》记载：“本校新聘日文讲师梁嘉彬先生，业于最近到校授课。”梁嘉彬到该校后，除教授日文外，亦教授中国近代史，并兼师范学院导师，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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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一月，梁嘉彬来台湾，原是受其在日本帝大同学卢冠群社长好意，应台南《中华日报》主编之聘。但到台北，便由另一位帝大同学介绍，任职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曾奉命视察台湾东部山地教育。其后调省编译馆，其时省编译馆馆长是许寿裳，他用人不拘一格，更无地域之分，这与他对文化再建构的恢弘气度有关，他任用了李何林、台静农、黎烈文、李霁野、梁嘉彬、朱云影、袁珂等文化界知名人士。

梁嘉彬为编审委员兼历史组召集人。省编译馆裁撤后，调教育厅编审委员会任编审兼委员，负责教材供应。梁嘉彬以内地教材为蓝本，修订平地中小学校教材，并创办山地小学教材。嗣后又兼主编《新生报》“史地周刊”及《中华日报》（台北版）“海岛问题双周刊”（后改名“海岛学术双周刊”）。梁嘉彬在此期间（至一九五一年止），发表的论文达三十五篇，大多为有关台湾及琉球历史正谬之论著。

一九五一年九月，“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公超派梁嘉彬为侨务委员会简任视察。一九五二年七月起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后得叶公超的介绍，杭立武董事长的支持，自一九五五年八月起至一九六三年七月止，梁嘉彬担任台中私立东海大学专任教授。除了讲授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中外交通史及台湾史外，并对琉球问题继续研究。

一九六〇年冬至一九六一年春，得到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之助，梁嘉彬访问琉球大学，环游冲绳、久米、宫古、石垣各岛广收资料。

一九六二年六月至七月，梁嘉彬到夏威夷大学史学系夏令营班任客座教授。同年九月至翌年七月，任东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高级访问学人，和阪卷骏三、小叶田淳、比嘉春潮三位教授共组琉球研究所，研究琉球问题。在此期间发表不少论文，一九六五年三月，东海大学将其有关琉球的重要论文二十篇，辑成《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一书，约三十万言，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出版。这是继《广东十三行考》后梁嘉彬另一个学术上重大的贡献。

梁嘉彬著作《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梁嘉彬执教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一九七二年在《大陆杂志》发表《宋诸蕃志流求国毗舍耶国逐句考证》《隋书流求国传逐句考证》及翌年发表的《吴志孙权夷州亶州考证》，以科学方法，用逻辑推理，细心谨慎，考证隋炀帝派人所求之流求，孙权派人所求之夷洲，都是指今日之“琉球”，而非一般人所谓之“台湾”。

国科会曾补助使其完成《隋书流求国传逐句考证》一书。其实梁嘉彬是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发现这个问题的，当时日本准备侵略中国，梁嘉彬目睹一些日本历史学者歪曲历史事实，将不少中国领土诬说是日本的，其中包括把台湾标记成日本的琉球。于是他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潜心研究琉球问题，并于同年六月三十日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发表了题为《隋代琉求国确非台湾考》的论文。之后直到一九七二年，不断搜集历史资料和深入研究，共发表了关于琉球问题的论文三十一篇，并写成专著《朝鲜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先史丛考》（未出版），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隋书》琉球为台湾说的虚构过程”，证实当时的琉球实为今日日本的琉球群岛，绝对不是台湾，并附带从中日两国关于琉球的文献中论证了钓鱼岛亦是中国的领土。

梁嘉彬著作《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

此外，在近代史方面，他一九七五年在《大陆杂志》发表《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提出精辟的见解，发他人所未发。同年他从政治大学退休，继续在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任教，仍继续研究，直到一九八六年还见其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刊载。他还曾为业师蒋廷黻写一“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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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彬一生著述甚丰：专著十种、论文一一三篇，颇受中外学界的赞扬。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博士致函梁嘉彬，谓其“琉球见闻考实”，拜读数次，激发他的愚蒙；而金关丈夫亦说，对其《夷州亶州考证》甚表敬服。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赞其谓：“琉球文化研究又系专长，经悉心研讨以后必多有发现，将来必能于本国历史所未载者多所引证补充，可为学术界之扩荒者树一规模。”而清史专家萧一山对其《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一文，认为“史料充分，论断精擘”，表示钦佩。

《广东十三行考》是梁嘉彬的成名之作，一九四四年一月，山内喜代美将其译为日文，于序文中称赞“其参考资料之丰富，实包罗东西两洋而无余，其评论之态度亦极为稳当。”一九五九年三月，蒋廷黻由美国归来，梁嘉彬请他在书上题字。他题道：“一个老朋友的旧著作，至今仍是朋友，仍是权威著作。”并非过誉。一九六〇年，梁嘉彬将此书增订再版，由二十余万字增为三十万字，更为充实。因此书之成就，东京大学在一九七一年授予梁嘉彬博士学位。

梁嘉彬认为历史的终究目的是求真，历史的正确方法绝不可以伪乱真，故研究历史要注意史料真伪和撰写者的用心。他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注意收集资料；（二）注重著作来源的调查；（三）耐心逐字逐句比较研究，使用众多的工具与方法，将问题加以解剖，评定正反两面的证据，然后下一结论。就《广东十三行考》一书而言，学者王树槐说：“梁先生对学术的贡献，与其研究方法有密切关系。……为了找寻答案，又不免至各处找资料。他从北平南返广州，又亲至澳门、香港、厦门、汕头、宁波等地调查；所涉及的史料，有故宫档案、政府官书、史料丛辑、私人文集、类书、地方志、家谱、传记、碑记、年谱、日记、专著等，商人家藏文献及手稿，稗史、小说，以及十三行后人的口述，均在搜集之列。”

学者王尔敏认为《广东十三行考》有几大成就：其一，此书小题大做，虽小而具重大意义。此书系持深而精，又能博而要，自具永久参考价值。其二，参考广泛齐全，又能取精用宏。其三，小注详备细致。其四，著作体制，合于现今专论形式，出于三〇年代，代表论著前驱，今日论著形成亦不过如此，可知其先进。王尔敏又称赞说：“至梁氏大著之后有无后续相同著作，自然有彭泽益、汪宗衍、章深三人各著文讨论此题，但决未能超越，只可小作补充。于此更能证明，梁书具永恒价值。”

梁嘉彬于一九九五年十月六日病逝于台北，享年八十六岁。

来源|晶报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