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虽然是文章大家，但是毛泽东那时也是个年轻的作家，他早前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也颇有影响力。自己写出来的文章，自然能保证水平，但是却被陈独秀按照他的意思给做了修改，偏离了文章本意。

“我看还是改回来更好。”毛泽东很尊敬陈独秀，“改完之后，文理欠通，意思也变了。”

“就这样改，耽误了出版怎么办，快去刊印吧！”陈独秀坚持己见，语气有些独断。

几天以后，陈独秀翻阅着最新一期的《新青年》，发现毛泽东发表在《每周评论》上面的文章，竟然又原封不动地印在上面，大为恼火，将杂志摔在地上......

年轻时的毛泽东

陈独秀性格的执拗，为他悲剧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正是因为他身居高位却又固执己见专断独行，后来也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以致最终不得不离开党中央。

1932年，陈独秀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一直拘押在监牢，直到抗战爆发才被释放出狱。此后他寓居江津，和三子陈松年一家住在一起。

陈独秀的一生中共育有四子两女，在众多子女中最为出名的当属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了。1919年底，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赴法勤工俭学。法国邮轮从黄浦江畔起锚，在海上颠簸了足足40天，才抵达法国马赛。次年2月3日，兄弟俩进入巴黎，在凯旋门附近租了一个房间，开启了异国求学之路。

法国是新思想的起源地，在法期间陈氏兄弟积极参加各种理论社团，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相继结识了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思想深受触动。

1921年，周恩来陈毅等人因抗议驻法公使陈篆克扣留学生补助款遭到法国当局的驱逐。亲眼目睹事情经过的陈氏兄弟俩逐渐对无政府主义者失去信心，思想方面逐渐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于192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延年

回国后，陈延年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中，不仅协助周恩来组建了叶挺独立团还派出一大批我党的优秀党员进入黄埔军校深造，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

1927年，中央任命陈延年出任江苏省委书记。此时正值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戮我党党员和进步群众。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都危如累卵。就在中央代表王若飞开会宣读任命决议的时候，突然接到密报，有一个交通员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会场地址！王若飞当即宣布散会，让大家尽快撤离。

不过陈延年还是低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狡诈残暴。就在他们撤离后，陈延年和几位同事在附近的一个茶馆中喝茶，等到下午时分，看到外面已无军警搜捕，他们就返回省委机关所在地转移机要文件。结果只有一根烟的工夫，大批军警迅速包围了屋子，陈延年同其他几位同事遭到逮捕。

陈延年

陈延年被捕之后，自称叫做陈友生，坚称自己只是个茶坊伙计，受雇于人来送茶叶的，不知何故横遭拘捕。早年陈延年兄弟俩曾干过苦工，经常风吹日晒导致皮肤黝黑，再加上他一贯朴素爱穿苦工的粗布短衣，这副模样叫敌人想当然地相信了他的话。毕竟在国民党眼里，哪有大领导长这副模样，穿成这德行？

陈延年被捕之后，组织上得知他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抓紧开始营救。最后办理此案的国民党人员同意陈延年花800银元“换个清白”。正在等待钱款到账的陈延年就给好友汪孟邹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帮忙买一套衣物送来，落款是陈友生。

没成想正是这封信，让陈延年的出狱希望破灭了。得信之后的汪孟邹一眼就辨识出了陈延年的字迹，得知他被捕后大感吃惊。于是他找了胡适帮忙，胡适是陈独秀的多年好友，交情深厚，在新文化运动时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当胡适得知陈独秀的儿子被抓，就找到蒋介石跟前的红人吴稚晖帮忙捞人。

胡适

结果，让胡适想不到的是吴稚晖早年和陈乔年有间隙，当他得知该陈延年被捕后，立即报告给了蒋介石，还给拘捕陈延年的上海警备局发去贺信，祝贺他们“抓到了大鱼”！

不久，经过严刑拷打的韩步先率先叛变，指认了陈延年。这下证据确凿了，1927年7月4日晚上，陈延年被押赴刑场。受刑前他誓死不肯下跪，刽子手手握屠刀没法动刑，最后恼羞成怒的监斩员，下令将陈延年乱刀砍死。壮烈牺牲的时候，陈延年只有29岁。

陈延年死后不过一年，弟弟陈乔年也被国民党拘捕杀害。1928年2月，陈乔年等人在上海英租界内的一个秘密据点召开会议。结果遭到叛徒唐瑞林的告密，使得参会的陈乔年、郑复他等11人被捕下狱，中共江苏省委在陈延年被捕牺牲后，再次遭受重创。

陈乔年

一开始被抓的时候，陈乔年就笃定了死不松口。他自称叫王某某，敌人认不出他，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同时被捕的人里，有个叫周之楚的年轻党员，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自告奋勇要为陈乔年“顶包”：革命可以无我周之楚，不能没有陈乔年！英勇的周之楚就这样和陈乔年互换身份，他成为了陈乔年被敌人严加看管，而陈乔年成为了周之楚，给家里写信求保释出狱。

周之楚的父亲是活跃于东南亚的富商，常常来上海做生意。得知儿子被捕后，他也花了大笔金钱四处疏通关系，最后终于得到允许去监狱探监。商海浮沉的精明商人，不成想在这种事情上显得如此幼稚而沉不住气。当周父被狱警引到一间牢房，说是关着你儿子周之楚时，周父却瞥见了铁栏之内的人，并非自己的儿子，当即告知了狱警。

就这样，各方煞费苦心的营救计划终告失败，陈乔年在狱中备受严刑拷打，但是他始终横眉冷对，咬紧牙关，未曾吐露任何有关党组织的秘密。1928年6月6日，穷尽了拷问手段也榨不出任何情报的敌人，将陈乔年、郑复他以及许白昊三人枪决，陈乔年仅有26岁。

陈松年和两位哥哥一样，都是父亲陈独秀和原配所生，一奶同胞。相比于两位投身革命的哥哥，陈松年也追求进步，但是没有走上革命道路。1913年的时候，陈松年只有三岁。当年他的祖父病逝，灵柩还停放在家中，正在进行葬礼的时候，袁世凯的走狗、安徽督军倪嗣冲却派了一批人来打砸，指名道姓要抓陈独秀。

没抓到陈独秀，他们就把陈独秀家里值钱的字画古董给带走了。当时在家的陈延年和陈乔年，听闻官兵抓人，翻墙逃遁前往上海寻找父亲。陈松年只有三岁，被扶着翻墙而过时，掉在隔壁邻居家的澡盆里。邻居和陈家人关系很好，看到陈家有难，便施以援手。见到陈松年掉入澡盆，就赶紧倒满水，给陈松年擦洗身子，装作是自己的孩子。

就这样陈家三兄弟相继躲过了敌人搜捕，可是伯伯的儿子陈永年，却被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了起来，后来在牢里关了四年才得以获释。17岁时，陈松年在安庆家中，得知了大哥陈延年被处决的噩耗，母亲和祖母都哭得晕厥过去，他不得不和大姐陈玉莹一起动身，去上海为大哥料理后事。到了上海后，蒋介石下令不准家人收尸，他们连陈延年的尸首都没有见到，只能在他牺牲的地方，烧点纸钱，倒一壶酒，大哭一场而回。

陈延年遇害带来的悲痛笼罩着陈家还未散去，一年不到，又传来了二哥陈乔年被捕即将处决的消息。待到他和姐姐陈玉莹再次赶到上海，见到的只是一具倒在血泊里的尸体。回来之后，姐姐陈玉莹深受刺激精神失常，最后卧病在床，没几个月也病死了，年仅28岁。

1938年，日本人即将攻克安庆，陈松年雇佣了几只小船，把家产从县城大宅转移到乡下掩埋在祠堂中。结果日本人的扫荡连乡下也无法避免，祠堂里的财物被日军扫荡一空。无奈之下，陈松年只好去找已经获释的父亲陈独秀，从此，一家人就寓居江津。

陈松年夫妇和父亲陈独秀、继母潘兰珍以及祖母谢氏住在一块，一家人大难之后破镜重圆，只求能平平安安过日子，让父亲陈独秀安度晚年。然而祖母谢氏病逝后，1942年，陈独秀也因病离世。

时值抗战，陈松年没法让两位老人叶落归根，只好就地安葬在江津。1947年时，才在一位好心的木材商帮助下，利用木排将父亲和奶奶的灵柩沿江而下运回安庆安葬。因为害怕国民党的破坏，陈松年一直没敢给父亲的墓碑用“陈独秀”的名字，而是用父亲年轻时参加科考的名字“陈乾生”代替，陈松年也就留在家乡继续生活。

1953年，毛泽东视察长江途径安庆，忽然想起陈独秀曾是安庆人氏，对于陈独秀这个人，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很高。

“陈独秀要辩证来看，他有过功劳的。早期传播马列主义，创建我们党，都是有贡献的。他还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打，我是他与李大钊等那一代人的学生。后来他犯了错误嘛。”

在和傅大章谈到陈独秀的时候，主席突然问道：“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据说有个老母亲（即1939年病逝的谢氏），还有一个后来结婚的女工（即1949年病逝的潘兰珍），现在不知道下落。我们比较具体知道的，他还有个儿子陈松年，现在在安庆窑厂工作，家里人口挺多，工资不高，生活比较困难。前些年听说把北京的一座房子给卖了。”

从傅大章的回答也可以看出，当地领导对陈独秀后人的情况掌握并不多。

“那座房子，是不是陈独秀北京的住所，《新青年》的编辑部啊？”

“应该是！”

“唉，何必卖了房子嘛！”毛泽东听后颇有些感伤，“陈家人生活困难，地方上可以给他一点补助嘛！”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道：“他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都是我们党早期的革命家，后来被蒋介石杀了。他们是革命烈士，陈独秀这个家庭也应该以革命烈士家庭对待嘛！”

傅大章一直记着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这次谈话等于给陈独秀后人定了个调子，让长期因为父亲陈独秀的问题，而没有得到烈士家属待遇的陈松年一家迎来曙光。自毛泽东1953年到访安庆之后，安庆地方上就加快了对陈延年和陈乔年烈士身份的认定工作。后来安庆市委统战部按照规定每月都按时给陈松年家补助30块钱。

当统战部的同志第一次通知陈松年去领补助金的时候，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毛主席竟然还记着他们，还能对他们家如此关怀，激动地热泪盈眶。在他签字领完补助金后，他还向着办公室中挂着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躬致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并被分配到安徽文史馆工作。

晚年的陈松年，对毛主席当年的关怀依旧十分感激。本以为自己的家庭会因为父亲陈独秀的缘故，注定要倍加艰辛，但是主席批示给的补助，却让他重拾希望。靠着这笔补助金，陈松年的4个儿子中，有3个先后从大学毕业。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加上陈松年的几个儿女相继有了工作，经济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陈松年就向组织申请希望能暂停这笔补助金的发放，让国家将这笔钱放到有用的地方去，但是他的申请不仅遭到了有关部门的拒绝，还在1989年的时候又将这笔补助增加到了60元。“感谢毛主席，我们一家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这是陈松年常常向街坊邻居念叨的一句话。

毛主席百忙之中专门抽空关切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指示有关部门尽快落实烈士家属的待遇，早已传为美谈。这样的事情或许微不足道，但恰恰见微知著，表明了我们党向来是实事求是的，任何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人们，党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