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学术界展开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历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奴隶社会何时解体，封建社会何时建立这一重大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人民日报》1956年7月4日发表署名“江泉”的文章《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对这场大讨论进行总结和概括。文章称：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国史学界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认为自西周开始，已经进入封建社会。西周封建论的代表人物是范文澜。（二）认为西周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开端是春秋战国之交，或是秦汉之际。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秦汉封建论的代表人物是侯外庐。（三）认为汉代也是奴隶社会，把奴隶制的下限定在东汉末或魏晋时代。汉魏之际封建论（又被称为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是尚钺和王仲荦。

我上大学时，孟祥才老师给我们讲中国通史先秦两汉史，讲到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有四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江泉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所述的观点。当时我对这种高屋建瓴式的总结甚为佩服，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同时，又感觉非常自豪，因为这影响深远的三大观点（或四大观点），其中的一大观点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王仲荦先生是我们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他的有关魏晋封建论的文章，就发表在山东大学主办的杂志《文史哲》上。

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王仲荦先生和郑佩欣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随着学术阅历的增加，我知道了魏晋封建论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代表人物何兹全先生。对王先生和何先生我都打心眼里敬重，并与二位先生多有接触，但从未听他们讲过关于魏晋封建论的问题。

“何兹全先生于2011年2月15日晚8时许仙逝。”接到北京师范大学宁欣老师的告哀邮件，我的心里非常沉痛。随后，我接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终身教授路遥先生的电话，路先生说：听到何先生去世的消息，想到一个问题。何先生是我国史学界最早提出魏晋封建论的学者，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江泉的文章，这个江泉应该就是中国社科院的林甘泉先生。你问问他，为什么在文章里讲到魏晋封建论，不提何兹全先生，是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考虑？

路遥先生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我想弄清的，所以，一放下电话，我就立刻拨通了林甘泉先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林先生。他正沉浸在何先生去世的悲哀之中，听了我的问题，不免激动起来，说：你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位老先生，现在他们都已经去世了。林先生回忆道：1956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确实是我写的。尚钺先生的文章并没有直接地提出魏晋封建论的观点，是我根据他的文章总结提炼出来的。王仲荦先生发表在《文史哲》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魏晋封建论的观点。

至于为什么没有在文章中提及何兹全先生，林先生回忆道：何先生主张魏晋封建论，我在写文章时是知道的，没有在文章中提及，是由于在解放后这场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中，何先生没有发表文章，我不知道他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我在《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是对当时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的总结，何先生那时没有文章参与这场大讨论，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提及他的魏晋封建论思想。这其中没有任何政治的因素。后来，何先生陆续撰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也曾在文章中指明，何先生是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我也曾当面对何先生说过：魏晋封建论，你是第一人！话虽如此，林先生还是沉痛并带有歉意地说了一句：多年来，何先生是受了委屈的。

何兹全先生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正式鲜明提出魏晋封建论的文章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刊发于《文史哲》1956年8月号（第8期），距林甘泉先生1956年7月4日在《人民日报》文章的发表，只差一个月的时间。历史有时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据林先生回忆，王仲荦先生的文章，起初是投到《历史研究》的。当时，编辑部要求王先生加以修改。王先生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内容，写成《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分三期在《文史哲》1956年第三、第四、第五期刊发。这是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中，第一篇全面系统旗帜鲜明地阐述汉魏之际封建论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此，林先生讲，王先生做学问功底扎实，过去注重制度史研究，不大做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他所以能写出如此有分量的古史分期问题文章，与解放后史学界掀起的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热潮密不可分。必须承认，《文史哲》在中国史学界推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后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马列的气氛非常浓厚。林志纯老师翻译了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用笔名日之在《文史哲》1953年第3期上刊发，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何兹全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一文，就曾多次引用这篇译作。据路遥先生回忆，苏联学者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看法，倾向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魏晋封建论。苏联学者的观点对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影响很大，在系里组织讨论古史分期问题时，童书业先生就持魏晋封建论的观点。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童先生没有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相比之下，王仲荦先生就比较有胆识，成为了在解放后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中第一个旗帜鲜明全面阐述魏晋封建论的学者。

解放后，何兹全先生就魏晋封建论先后发表过三篇文章，对此，何先生曾有过比较详细的回忆：

50年代,我写了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论文从四个方面论述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一、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二、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三、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从民流到地著。当时我还不敢提这是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我只是用史料说话,论述变化的客观情况,画龙不点睛,不说变化的性质。既说出了思想认识,又不提分期。这篇文章,不怕被人抓辫子。

稍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我才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东汉以来奴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才又正式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1978年长春中国社会史分期研讨会,我提出论文《汉魏之际封建说》,并以此为题,在大会发言。这篇文章随后于1979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刊出。这篇文章的内容大体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一文的缩写。（何兹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从何先生的回忆可以看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是何先生关于魏晋封建论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的发表，经过了一番曲折。何先生2004年为《何兹全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史论》写了一篇《自序》，对这件事做了正面披露：

50年代中叶，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气氛比较活跃起来。就我来说，当时的心态是：既高兴，又害怕。一高兴就写出了《关于中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那篇文章；害怕，是老心情，害怕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翻脸不知道又会出现什么招。这篇文章，我先送《历史研究》。据说尹达同志曾拿给郭老(沫若)看，也不知是郭还是尹给了一句评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呗!”后来，我拿回来，在山东《文史哲》上发表。（《何兹全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页。）

由何先生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在魏晋封建论的问题上，他是有顾虑的。至于《历史研究》为何没有刊发这篇文章，个中缘由，我们不好探究。这篇文章得以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文史哲》刊发，与《文史哲》创刊初期杨向奎等一批学者的学识、胆识密不可分。由老一辈办刊人奠立的学术第一，不唯上，不跟风的办刊方针，沿用至今，已经形成了优良的办刊传统。今天的《文史哲》，旗帜鲜明地提出“走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就是对《文史哲》办刊方针的继承和发扬。

何兹全先生胸怀宽阔，为人宽厚，身为中国魏晋封建论的第一人，从不倨傲，对王仲荦先生一直很尊重。有一次，何先生来到山东大学，两位大师见了面，何先生对王先生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这面大旗还得由山东大学来扛，我们在边上摇旗呐喊！”

《文史哲》编辑部的历届领导和编辑，对王仲荦和何兹全两位先生都非常敬重。2007年，何先生的博士生刘蓉寄给编辑部寄来一篇稿子，题目是《何兹全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观》，论述何先生的学术思想，我拿到稿子，与王学典主编商量，主编当即拍板，马上安排在2007年第3期上刊用，为何先生96华诞献上一份礼物。《文史哲》创刊50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邀请何先生参加并讲话，何先生欣然前往，认真准备了讲稿，做了精彩发言。

2011年是《文史哲》创刊60周年，为此，编辑部邀请与《文史哲》有密切关系的我国学术界的泰斗题词。2009年10月，我受编辑部派遣，赴京请何兹全先生题词。何先生那时已号称百岁老人，因病右手握笔困难，仍提笔写下了“嘉惠学林”四个大字。经过思索，他还写下了以下的话，勉励《文史哲》全体同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文史哲在学术出版界独领风骚的时代，希望现存和未来的文史哲能继续发扬这种精神。”现在，文史哲编辑部将何先生的题词“嘉惠学林”制成木版金字，悬挂在会议室里，与季羡林先生的题词“继绝开新”相对应，熠熠生辉。来到来《文史哲》编辑部的人，无论是前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还是老师同学，都满怀敬意驻足瞻仰。

在《文史哲》创刊60周年庆典筹备期间，王学典主编多次提出想请何兹全先生出席，因考虑到何先生年高体衰，只得非常遗憾地放弃这一打算。庆典尚未举行，何先生逝世的噩耗便已传来，《文史哲》编辑部发去唁电致哀。唁电全文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先生治丧办公室：

惊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因病逝世，我们不胜悲悼，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何兹全先生的家属致以沉痛的哀悼！

何兹全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生追求真理，爱生乐教，学贯中西，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等领域造诣精深，成果卓著，道德文章，并世罕俦。何先生力倡的“魏晋封建说”，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作为《文史哲》的学术顾问，何先生长期以来始终关心和支持《文史哲》杂志，对《文史哲》的成长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何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在学界影响甚巨。何兹全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文史哲》杂志的重大损失。哲人已逝，德音永存，何兹全先生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激励后人，何兹全先生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何兹全教授永垂不朽！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

2011年2月17日

以上，追述了王仲荦、何兹全两位大师与魏晋封建论的一段往事，这段往事的发生，与《文史哲》密切相关。《文史哲》60多年的辉煌，离不开老一代学术前辈和后起之秀的鼎力支持，很多人的成名作、代表作或处女作就发表在《文史哲》上。《文史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新中国的学术发展史。当我们回忆往事，那些或沉重或欢快的话题，都令我们久久回味，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