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吕春盛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夹在秦汉帝国与隋唐帝国之间，一段动盪不安的年代，常被形容为历史曲线两次高峰间的低潮，在传统的治乱史观之下，甚至被认为是一个黑暗的分裂时代，好像是一段只有战乱、複杂难懂又没有光彩的年代，因此在一般大学的历史课上，不是完全被漠视，就是被三言两语简单的带过。然而，历史毕竟是连续不断的，每一段历史都是承先启后的，换言之，要暸解全体而完整的中国历史，无论如何是不能忽略魏晋南北朝的，何况真实的魏晋南北朝史，其实是多彩多姿的。

日本出版界经常规划推广学界研究成果的系列丛书，其中堪称出版界巨擘的讲谈社，已数次邀请学界名家，撰写一系列深入浅出的中国历史全集，如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中国の历史》全十卷，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新书东洋史》全十二卷，都广获各界好评。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五年间，讲谈社为庆祝创立一百週年，又筹画出版了《中国の历史》全十二卷，由专业史家执笔撰写面向一般大众读者的中国史读物，本文要导读的即为其中第五卷，由川本芳昭教授执笔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这本书可以相当程度的改变过去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刻板印象。

川本芳昭先生为九州大学的教授，是已故九州大学教授越智重明先生的得意门生。越智先生曾受邀来台湾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当时笔者为博士生，亲受聆教，也因越智先生的介绍，认识川本先生，至今已是三十年的老朋友，现在川本先生的著作要在台湾出译本，笔者试为之导读，深感与有荣焉。

川本先生的专业为东亚古代、中世的民族问题、国际交流、政治史，已出版数册专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为《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1]、《东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诸民族と国家》[2]，本书作为面向日本读者的大众性读物，一方面要广纳各方研究，儘量兼顾全时代各领域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又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呈现其自己在专业领域上的研究成果。整体而言，诚如阎步克先生在本书简体中文版的「推荐序」中的评语：「深入浅出，文笔兼平实与活泼之致，颇具可读性；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叙述和解说，来自川本先生长期研究的个人心得，也能反映日本学界对此期历史的许多看法」。[3]

本文做为台湾繁体中文版的导读，一方面希望儘量符合原著本意，以一般大众为对象，介绍全书要旨，避免学院式的理论争议，另一方面为让读者摆脱以往教育所留下的刻板印象，介绍笔者所思索的几点「基本认识」，希望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要旨。最后再列举数点本书精彩论点，与读者共享。

二

首先，关于魏晋南北朝是黑暗的分裂时代问题，这一种观点，虽然不能完全说错，但至少是相当偏颇的。相较于秦汉与隋唐为统一大帝国，魏晋南北朝可以视为是「分裂的时代」，问题是这种思维背后可能是受《三国演义》所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影响，预设有个固定领域的「天下」，进而认为中国历史演变是依循「统一」与「分裂」而循环，而成为一种以大一统为常态的分合史观，这种史观只囿于形式而完全忽略历史的实质内涵（如国家形态之差异等），进而掉入「历史宿命论」或「历史循环论」的错误之中。

至于把「分裂的时代」，进一步认定为「黑暗的时代」，则可能是受孟子「一治一乱」说法的影响，或是因这个时代常被视为是中国的中古时代，而被比拟于西洋的中古黑暗时代，事实上西洋的中古时代，早已不再被视为是黑暗时代，而孟子「一治一乱」之说，也未必妥当。不论政治体制是否维持统一的秩序，或政治权力是否一元化，都不必然决定历史其他方面的走向。换而言之，政治上的动盪不安，不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黑暗。譬如孟子自认所处是周道衰微（封建体制瓦解）的「一乱」时代，但当时在文化上却也同时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古典黄金时代，同样的，魏晋南北朝虽然在政治上确实是动乱不已，但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在文化发展上辉煌灿烂的时代，不论是学术上玄学兴起，突破僵化的经学，宗教上道教、佛教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乃至文学、史学、书法、绘画、彫刻艺术等方面，都有画时代的成就。文学上，曹丕《典论．论文》一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无异是文学独立宣言，陶渊明的田园诗，更是流传千古；史学上，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已占四史中的二部，更别说还有其他更大量与更多样性的史著；书圣王羲之的书法，画圣顾恺之的绘画，云冈、龙门等佛教彫刻艺术，都是千古的成就，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本书的「前言」对此时期文化上的成就，也有清楚的说明，限于篇幅，在此无法一一详述。[4]

其次，关于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代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承汉帝国崩溃之后的后遗症，民族（或称族群亦无不可）非常複杂，衝突对立非常严重。传统的观点，多从汉族本位出发，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野蛮「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利用西晋八王之乱而起兵做乱，所谓「五胡乱华」，其后五胡诸国皆因仰慕中国文化而汉化，即「入中国则中国之」，最后融入汉族，而永嘉之乱后逃到江南的中原汉族，则带来先进技术开发江南，教化蛮越，最终南北再统一为隋唐帝国，同时完成中华民族再一次的大融合。虽然从最后结果来说，或有见仁见智之论辩，不过其对过程的论述，显然是过度一厢情愿的。

基本上，「五胡」起兵带来的永嘉之乱，以及随后牵动的南北民族大移动，可视为是汉帝国对外扩张带来的后遗症，或者说是汉帝国对四边扩张作用力的反作用力。两汉帝国对外的扩张，从今天的眼光看起来，可说是标准的霸权主义，但是教科书上却美化为对外「经营」的所谓「武功」；而周边被征服的族群，沦为「少数民族」，接受被奴隶般压迫的命运，却被形容为接受王道文化的教化。就是这种歧视性的压迫统治，导致二世纪中叶的「羌乱」，东汉帝国因而下衰，而西晋的永嘉之乱，更带来全面性的叛离，因此旧史所谓的「五胡乱华」，实际上是被奴隶的「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只是他们从塞外进入华北已数百年，长期接受汉文典籍的影响，已具有大一统的中华思想，因此他们的起兵叛离，并不是要回到塞外再过游牧生活，而是要在中原建造统治胡汉的大一统帝国。然而，胡汉之间长期累积的矛盾与仇恨，并不是那麽容易化解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族群衝突此起彼落，如何超越胡汉之间的藩蓠，反而是有为的胡族君主的历史课题。从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北魏孝文帝到北周武帝，无不致力于所谓「族群融合」的政策，但其中薀涵著许多迂迴曲折的理念演变，川本先生在本书中，对这些迂迴曲折的理念演变有精闢的分析，其精彩过程绝非旧史一句所谓「仰慕中华文化」可含糊带过的。话再说回来，不论胡族君主如何的「汉化」，胡族国家的主体性在「胡族」，这一点无庸置疑，因此当汉族势力威胁到胡族统治时，其血腥镇压绝不手软，如北魏太武帝屠杀汉族名门崔浩的「国史之狱」，「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魏书．崔浩传》）。不过检视华北的胡汉衝突，固然屡见胡族视汉人为「汉狗」的迫害事件，但不可忽略屠杀最惨烈的，反而是汉族夺权之后的报复，如汉族冉闵自后赵夺回政权后，亲自带兵屠杀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馀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晋书．石季龙载记》），甚至一些高鼻多鬚的汉人也遭到误杀，可见其屠杀之滥。另外，华北之族群衝突不限于胡汉之间，各胡族彼此之间的衝突，亦非常複杂，这些在川本先生这本书的第二、三、七、八章，都有非常精彩的深入探讨。

华中、华南的族群问题，又是另一番景象。华中、华南的非汉族土著族群（包括被称为蛮、越、俚、獠、溪等各族群），在总人口数上远多于汉族，[5]但由于地形多山川沼泽，部落组织鬆散，缺乏集中化的政治组织，大多处于被汉族统治的命运。早在三国时代的孙吴政权，即对土著山越展开大规模的征讨，掠夺其土地与人民，动辄数以千计的斩杀，大肆搜括人口，「彊者为兵，羸者补户」（《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永嘉之乱后大举南逃的北方汉族，在大致上是孙吴旧境的华中、华南地区建立东晋流亡政府，其领导阶层被称为侨姓士族，把持政经大权，直到南朝，南方之吴姓士族亦受其压抑，而居于社会最底层的非汉族土著几乎是永不得翻身。因此，华中、华南的族群问题，最严重的是，汉族政权以开发之名对非汉族土著进行无止境的搜括与屠杀，其惨烈之状，梁代沉约在《宋书．夷蛮传》载：「（刘宋朝廷）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盪谷，穷兵罄武，繫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如此惨烈的屠杀，沉约写到这裡想必也是流著眼泪的，这就是民族大融合的真相吧。本书作者川本先生，在本书第六章对此一主题有深刻的探讨。

再其次，关于门阀贵族制的问题。两汉四百年大致和平的统治，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地方社会形成拥有大量土地的各种形态的豪族阶层，又由于独尊儒术，推行儒教国教化之后，出现大量「通经致仕」，进而「累世经学」成为「累世公卿」的知识份子官僚群，其结果是一君万民（或说编户齐民）的扁平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产生许多具有地方势力或深具民望的中间领导阶层，这个阶层可稍为细分为地方性较浓厚的豪族，以及中央官僚性较浓厚的贵族，不过有很多人物是两者兼而有之。传统史书对其较上层者多以门阀、门第或士族（还有甲族、膏腴等）称之，日本学界则多以贵族称之，其地位稍次者，则又有豪族、豪强、大姓等等用词。由于从东汉中后期到唐代中期，这一社会中间阶层普遍存在，日本以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学派，以此特色把这一时期界定为中国史的中世（中古），这种历史观点在战后的日本史学界有正反不同意见的激烈论战，论战的焦点在于这一中间阶层（门阀贵族）是自立存在于地方社会，或依附皇权的寄生官僚，此一论战直到二十世纪末才渐趋缓和。[6]本书作者川本先生的老师越智重明先生，并不属于京都学派，不过川本先生此书也有不少参酌京都学派的观点。盖此论战基本上是理性的学术对话，在论战过程中产生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后继者乃能兼採并用，另成体系，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在此无意对此一学术论战做细部介绍或评论，只想对门阀贵族常被误解的刻板印象，稍作说明。一般对门阀贵族最常见的联想是：他们是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的特权阶级，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奢华无度、压迫无产阶级的大地主，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倡导「士庶之别，如同天隔」、「门当户对」婚姻的阶级论者等等。以上确实是这个时代门阀贵族常见的部分负面现象，但并不是全部。在这个动乱不安的年代，有许多门阀贵族秉著知识份子的良知良能，批判腐败的政治，或带领民众逃离战火的蹂躏，散尽家财救济生死边缘民众，保存经典文物致力于文化传承，甚至探索新的文化出路等等，这些也都是不可抹灭的事实。[7]这是阶级斗争史观经常忽略的事实。总之，门阀贵族阶层是经过长久的演变而形成的，在当时的历史同时具有正负面的影响。

另外，与此门阀贵族制密切相关的选用官吏的制度：「九品官人法」（旧称九品中正制并不妥当），也有许多被误解的地方，经常被朗朗上口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即批判这一制度维护了门阀贵族的特权，不过这是这一制度运作之后被权势扭曲的负面结果，并非制度创立之本意。平心而论，在一个教育未普及的年代，政府要如何公正又有效的选拔人才任官，并非易事。与汉代选用官吏主要办法的察举秀才孝廉相比较，九品官人法算是比较进步的。盖汉代地方州郡长官向中央推荐人才的察举秀孝制，只凭地方州郡长官一人之荐举，通常都是荐举自己的学生或部属，所谓门生故吏，其循私情形绝不会少于九品官人法，而且是更方便于权势的干涉，如东汉末年何南尹田歆本欲推荐六名孝廉，但迫于宦官的压力，五名被内定，他只能说「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相对的，九品官人法在创立之初，每郡设一中正官及其助手人员，依簿世（谱牒家世）、状（个人行状）、辈目等标准，专责评定人才等第（乡品），再依制度任用，比较上是较客观的，至于在门阀贵族势力盛行的时代，该制度被扭转成保障门阀贵族之工具，那又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最后再谈谈学术思想问题。这个时代最常被误解的是清谈玄学。两汉经学发展到最后，失去了生命力而僵化，解经之文，极为烦琐，「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因而有玄学的兴起。玄学并不是否定经学，也不是否定儒家，而是以道家的态度与思维，重新解释经典，当时最被重视的是《老子》、《庄子》、《易经》三部书，称为三玄。这种学术思想的大转变，余英时先生认为是知识份子的新自觉与新思潮，[8]而这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汉末党锢之祸，汉帝国的人才「气节之士」，多被捕被杀，黄巾之乱、董卓乱政，经学中心被摧毁殆尽，如此变局自然会刺激知识份子，重新检讨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儒教意识形态，而曹操主政发布「唯才是举」的求才令，「盗嫂、受金」之徒，亦加以重用，无异是对人们数百年的精神依托给予沉重的打击，因而重新思索人才的标准，所谓「才性问题」成为玄学清谈重要的议题。曹操谋臣荀彧的少子荀粲更倡言：「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三国志．魏书》卷十注引何劭《荀粲别传》），因而大谈性与天道之类的人生、宇宙哲理，流传到曹魏第三任皇帝曹芳正始年间（西元二四〇～二四九年），有所谓「正始之音」的清谈。司马懿夺权政变之后，有竹林七贤抗议司马氏的清谈。

清谈与玄学的关係，简单的说，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而玄学则是清谈的内容，因此清谈绝不是漫无边际的空谈，而必须逻辑清晰，攻防有序、言之有物、推陈出新，才能在士大夫之间博得声誉，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裴頠的「崇有论」、到郭象的「独化论」，都对传统的宇宙论有学术上的突破，至少比起两汉停滞的经学有重大的学术贡献。虽然东晋以后，玄学思想发展到了瓶颈，清谈也逐渐流为名士之间的社交活动，但随著佛学思想的传入，学术思想也再转往佛理的探讨，而整体学术风气的转变，思想束缚的解放，也促进知识青年对佛学的鑽研，以及佛教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

清谈与玄学被污名化，主要是肇因于永嘉之乱的打击。魏末竹林七贤抗议司马氏的清谈，传闻许多放达不守礼法的言行，在西晋清谈名士或贵游子弟中，广泛的宣扬与仿效，而西晋清谈领袖人物王衍，职掌朝中大权却无所作为，导致永嘉之乱，临死前自责：「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王衍传》），东晋士人也因而经常反省清谈之弊，范宁甚至直指何晏、王弼：「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宁传》），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裡，亦直言：「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此后「清谈亡国」说几成定论。然而，有一次王羲之劝谢安不要清谈，以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谢安却直接打脸：「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言语篇》）实际上，不只打胜淝水之战的谢安是清谈高手，中兴晋室的名相王导，也是重新倡导清谈的灵魂人物，清谈与亡国实在没有必然的关係。[9]

三

以上是笔者所思索的几点「基本认识」，主要是澄清一些以往对本时期的误解，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更容易理解。以下则想摘录几点本书精彩的论点，与读者共享，并略做省思。

诚如川本先生在简体中文版的自序所说，本书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了整体的简单描画，特别是中国北部的胡汉问题、中国南部的蛮汉问题，以及东亚全境内的国际关係，这几项都是作者长期鑽研的核心，而本书用浅白的文字呈现给非学院内的一般读者。

就胡汉问题而言，川本先生补足了京都学派内藤湖南所说，这时期是外部种族的自觉反过来影响中国。五胡各族之起兵叛离，并非只是寻求独立，而是要取代汉人成为统治包括胡汉民众的帝王，这是胡汉问题的核心。汉族士大夫怀著传统的偏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倡言：「自古以来，诚无戎狄为帝王者」，胡族君主则直接反驳：「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晋书．刘元海载记》），此后胡汉关係的发展，即沿著两极端的自我认同意识而相互转变，从起初汉族心中对胡族有著文化优越感、鄙视感，以及在政治及军事上遭到打压的屈辱感与恐惧感，而胡族心中对汉族有著军事上的优越感，却又对汉族文化抱持著互相矛盾、衝突的自卑感与反抗心态，不过华北汉族士大夫也不全然认同东晋王朝，呈现正统性多样化的面貌，到后来迂迴曲折而逐渐转变到承认胡族统治，并加入胡族政权试图改造胡族政权成为贵族制的王朝。胡族统治者的心态与理念，也是多样化的，刘渊、慕容廆、石勒、苻坚、拓跋焘、拓跋宏（北魏孝文帝）、宇文邕（北周武帝），都有自己独特的认同意识，不过终极目标，都是怀抱著一种新的中华意识，要实践成为统治包括胡汉民众的理想中的帝王，隋唐帝国的出现，即是延续此一历史轨迹而来的。以上胡汉双方各种认同意识迂迴曲折的演变，正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

就蛮汉问题而言，川本先生特别强调这是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当时的华中、华南遍布著各式各样的非汉民族（蛮），其总人口数应多于从北方南下的汉族，但始终受汉族的统治。汉族王朝以国家公权力名义，对非汉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战争，非汉民族要不是被屠杀，就是被编入户籍、成为士兵或奴隶，远离自己的家乡或同胞聚落，逐渐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而被迫汉化。但由于其人数众多，非汉民族的汉化，使得后来的汉族融合著许多非汉民族的成分，同时原来的汉族也不可避免的会有蛮化的情形，本书精彩的部分，即指出此时期南方各地到处存在著非汉民族（蛮）的元素（如畜蛊、洞），以及蛮汉交流、融合的具体事例等等。

最后，就东亚全境内的国际关系而言，川本先生指出在这五胡入华所展现的东亚动乱年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包括朝鲜、日本都受到影响。从五胡到北朝，胡族统治者怀抱著一种新的中华意识，要实践成为中华世界正统的帝王，而这种中华意识也扩散到朝鲜半岛与日本，使得当时的高句丽、百济、新罗，都有某种形态的中华意识，这些中华意识都表现为皇帝尊号、天下观、採用年号、产生中华和夷狄等概念上，其形成都是来自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简单的说，汉帝国的崩溃，意味著传统中华世界的崩溃，然而此一崩溃却促使受中国政治思想所影响的胡族君主怀抱著中华意识，再造中华世界，而随著整个东亚的动盪与人民的移动，中国的政治思想更扩大影响，连带著中华意识也传播到朝鲜半岛与日本，而从北朝的基础发展起的隋朝，灭了南朝，以南朝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崩溃了，由五胡、北朝非正统的王朝发展成了中华的正统王朝，其主导的世界秩序扩大到东亚各地，比起秦汉时期，整个中华世界更为扩大了。川本先生在本书最后的两章（第九、第十章），对以上过程做了细腻的论述，这又是本书另一精彩的部分。

由以上可见，川本先生毕生的学术精华，都浓缩在这一本普及性的读物，其真知灼见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做为读者同时又职责导读的笔者，最后想对这一时代的历史意义，略陈己见。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秦汉帝国对当时周边各地域，虽亦有文化传播的正面意义，但其带有霸权主义的中华思想及天朝体系，无疑地也为周边各地域带来重大的灾难，五胡各族未起兵前遭受中原王朝统治的悲惨命运，即为明证。从这一观点来说，中华的崩溃对整个东亚各地域的民族，未必是一件坏事，整个东亚政治秩序若重新洗牌，不论是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或因「势力均衡」而持续各种形态的国际秩序，或许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思想与天朝体系，早已改观，至少多元体系的相互制衡，可减少霸权主义的祸害。然而隋唐帝国再起，中华世界扩大了，同时也意谓著带有霸权主义的中华思想与天朝体系的复活与扩大，往后更进一步出现君主独裁专制体制，其负面影响直到今日。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胡族君主受汉籍经典蕴藏的中华思想的影响，起著关键性的作用，思索至此，不得不对汉籍经典蕴藏的影响力，敬畏三分。

参考书目：

1. 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一九九八年）。

2. 川本芳昭，《东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诸民族と国家》，（东京：汲古书院，二〇一五年）。

3. 川本芳昭著，余晓潮译，《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

4. 可再参见川胜义雄，《中国の历史．3魏晋南北朝》（东京：讲谈社，一九七四年），页一～五；郑钦仁等编著，《魏晋南北朝史》（台北：国立空中大学，一九九八年），第一章〈导论〉，页五～七。

5. 关于此时期华中、华南非汉族土著，总人口数远多于汉族（华夏），参见鲁西奇，〈释「蛮」〉，收于氏著，《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页二三～五六；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二〇〇九：2，页四～二〇。

6. 相关研究回顾甚多，可参考葭森健介，〈中国史における贵族制研究に关する觉书〉，《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7》，（一九八一年），页六二～八三；川合安，〈六朝隋唐の「贵族政治」〉，《北大史学》39号（一九九九年11月），页八四～九九；谷川道雄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一九九七年），谷川道雄执笔〈总说〉，页三～三二，此书有中译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二〇一〇年）。

7. 参见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係〉，原刊于《新亚学报》5：2（香港，一九六三），页二三～七七，后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七七年）；谷川道雄著，邱添生译，〈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收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二》（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页一五四～一七六。

8.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收于氏著《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〇年），页二〇五～三二七。

9. 关于「清谈误国」说之商榷，可再参见前引郑钦仁等编著，《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三章〈魏晋南北朝的清谈与玄学〉，页四三三～四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