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群敢

1961年4月，我从中央统战部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刚来政协，领导交代我担负文史专员方面的事务，因为专员们1959年12月被特赦后，又去农村劳动了一年，1961年初才正式到政协来上班，很需要有人为他们做联络工作，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岗位。

杜聿明、王耀武等第一批特赦人员经过在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劳动，初到政协来担任文史专员，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新的工作当然问题比较多。

首先是安家问题。他们经过十年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生活，很多家庭已经破碎，也有人家属不在大陆，但是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与家人团圆的愿望，怎么帮他们安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的情况不一样，有人家属在大陆，虽然过去也宣布脱离夫妻关系，但实际上还是盼望能够跟丈夫团圆，这类问题比较简单，我们做做工作，就可以帮助他们破镜重圆。比如郑庭笈、李以劻，他们的妻子都年轻，很期待夫妻团圆。郑庭笈的妻子来北京后，我们就安排她学习打字，还专门配备一台打字机，摆在她家里，郑庭笈每天把需要打印的稿件带回家，由她打出来，我们按字数从优付报酬。既有工作可做，又可照顾家务，她很高兴。

那些家属在海外的，如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在日本，很早就提出想要来看望溥杰，我们便邀请她来北京，并告之来去自由，愿意在中国定居也可以。后来嵯峨浩果真定居北京，与溥杰长期团圆了。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在美国，对她的工作就做得多一些。赶上她的女婿杨振宁到欧洲去开会，曹秀清也同行并提出能否让杜聿明也到欧洲去见见面……又陆陆续续通过各方面做工作，曹秀清终于回来定居了。

其中的老大难是溥仪。溥仪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妃子李玉琴在解放后离婚再嫁，我们曾安排她来北京，同溥仪面商如何写伪满宫中生活史料，但两人终难再续前缘。溥仪来政协后临时住在政协大院的一个房间，每天在职工食堂排队买饭，但自己不会安排生活，也不会结交女伴。有人建议由组织替溥仪物色对象，我们也感到为难。后来还是溥仪的亲友介绍了厂桥医院工作的李淑贤，溥仪才有了个家。

对其他特赦人员，我们也尽量帮助他们安家，开始新的家庭生活，这对他们安心工作、学习改造都大有帮助。

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仪（左起）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

其次就是专员们的学习。他们在战犯管理所都经过比较长期的学习、教育，但那个时候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服输、认罪。他们开始对自己被解放军打败很不服气，甚至觉得都怪蒋介石和他人的错误才导致失败。他们在战犯管理所解决了认罪服输的态度问题，去农村对新社会、劳动人民有了深刻了解。到政协工作后，专员们需要进一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认识。当时分管文史工作的副秘书长申伯纯就提出，让他们主要学习胡绳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篇文章对中国近百年来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有比较好的阐述，能够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现代史。此外，还结合当时的时事、大事件进行讨论。专员们多以自学为主，每一两周讨论一次，自己主持，自己记录，我只是听听发言或提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不做记录，免得他们有顾虑。申伯纯有时候也来，对碰到的大事情作些讲解。自学以外，他们还参加政协学习委员会组织的专家报告会、到近郊区参观等。

在这期间，我们还组织专员们多次集体外出参观。比如去华东新安江水库参观新建成的发电站，去延安看看那里的新面貌，展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专员们可以带家属去，坐软卧。他们的待遇为每个月生活费100元，没有政协委员高，相当于科级干部的标准。中央这样决定很恰当，一方面是让他们有个逐步适应新社会，有个渐行进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让群众对他们改造后的状况有所认识，若一下子把他们生活提得很高，群众未必理解。虽然这样规定说不上很高，但他们到外地参观可以带家属、坐软卧，一般政协委员还不一定有此待遇。组织这样的外出参观很有好处，专员们确实感觉到现今跟旧社会相比确是两重天，大不一样。宋希濂（原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曾跟我谈起从不服输到后来的思想转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战犯管理所从报纸上看到成渝铁路通车。他说，从清朝末年以来四川总说要建成渝铁路，过了几十年，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都没有建成，而新中国成立仅三年就把成渝铁路修通了。他从中感觉国家的光明与希望，思想上颇有触动。所以，让他们去看看各地建设的情况和成就，对他们思想的转变是很有好处的。帮助他们安家，组织他们学习、参观，这样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就有了一定的物质、精神基础。

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最日常的是让他们写文史资料，把过去亲身体验过的事情，不管是战争经历或是特务活动如实写出来，留作史料，这是他们的“优势”。他们写文史资料大多很认真、很积极，也写了不少比较好的材料，如关于三大战役的材料、军统特务的材料，都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

他们写的材料比较一般社会人士写的更真实一些。比如孙渡（滇军将领）写的《贵阳救蒋记》，讲当时蒋介石把他急急忙忙从贵州的西北部调到贵阳阻击红军，蒋在贵阳还对他进行了嘉奖。忙活了半天，后来侦察发现红军却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发了……他写得很具体、很生动。我们过去仅一般地知道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入云南，用兵如神，如今有孙渡从反面提供的资料，更证明了毛主席的指挥艺术多么英明，蒋介石被搞得多么狼狈。所以能够从反面资料来印证我们所缺少的东西，很有价值。

同样，专员们笔下透露的许多历史事件内幕，也可以补充我们史料的不足。当时杨尚昆同志就曾特意指示要让沈醉写两个材料：一个是军统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对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机构的破坏活动；另外还有军统特务行动方面的技术问题等。让他们写这些东西，也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个方面。专员们一般都做得不错，比如宋希濂写杀害瞿秋白的经过。对瞿秋白牺牲的部分情况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在就义以前的表现具体怎么样，我们不大清楚，经过宋希濂这么一写我们就了解更全面了。

我们还动员专员们开展对台工作，因为这些人过去都是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台湾的“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郝柏村就曾经是郑庭笈任国民党军长时属下的团长；原“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对台湾的影响则更大一些。他们被特赦本身就是很好的对台宣传，说明共产党善待被俘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他们写文章、写信，对台湾方面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台湾方面对这些人的作为很头痛，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特赦人员中有个姓蔡的愿意回台湾，我们表示去留自由，还可以给路费。结果台湾却不让他入境，怕这些特赦人员影响军心民心。两相比较，人心自明。

不可否认，特赦人员的思想改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成功。当时很多国外记者都想见见溥仪，想了解以前的皇帝被特赦后究竟过得怎么样。面对外界对中国共产党改造政策的种种疑问，溥仪多次接受采访，会见外宾一年也有不少次。

当时毛主席有个指示，说溥仪最好还是参加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我们就安排他到香山植物园，有的时候去一个星期。由香山植物园负责人星期一乘小车上班顺便把溥仪带去，到周末再把他送回来。不是每个星期都去，只是天气好时去一两次，若溥仪在香山接待外宾和记者，就由植物园来做一些具体的安排。这类工作是很有国际影响的，也是相当有成效的，专员们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62辑，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文章原标题为《五十年前从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追忆》。作者吴群敢，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