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作者李守信。原标题《我和德王由张家口溃逃的狼狈相》

正文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前夕，我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正在张家口。由于日本封锁消息，对于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和在以前美国向日本广岛扔下原子炸弹这两件大事，我和德王全不知道。迟至十四日裕仁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十五日上午十时，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司令官板本博，才把真相通知给我们。八月十日裕仁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抗战地区的各城市均响了胜利炮，傅作义派孙兰峰率领接收人员，十一日从陕坝出发，十二日到达王英司令部所在地的公庙子（在今乌拉特前旗境内），十三日进入包头的这几天，我们还昏头昏脑地在张家口举行会议，研究伪蒙古军的扩军问题。就是：日本人应许蒙古军扩编为十二个师，另把蒙疆境内的警察编为八个独立旅，亦归蒙古军总司令部指挥，以应付蒙疆的紧急状态。究竟因何而紧急，日本人没有向我们说明，我们一听扩充队伍都很高兴，也没有注意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张家口日本驻蒙古军军部不仅对我们封锁消息，对他们的中、下级人员也欺骗隐瞒，不过他们的高级人员,都沉不住气了。八月初，他们开始把家眷打发走的很多，十一日以后也尽往平津溜跑。伪蒙政府的蒙奸汉奸，特别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中国特务和张家口的警官，睹此情况感到不妙，也纷纷开小差离开张家口。过去我的上堡蒙古营子的家里，每天晚上高朋满座，可是这几天来客一天比一天减少，门庭逐渐冷落起来。

我在日本投降前夕，仍想升官发财，这时他们叫我兼任了蒙疆政府新设置的军政部部长，好象把蒙疆的枪杆子全交给我执掌。另外，在这不久以前，日本驻蒙军给我拨了十一万两烟土，叫我打发人去包头换成物资，运到天津套购黄金，再赴上海购买枪械弹药。我派秘书唐成良带了三千两前去包头，向达拉特旗的森盖林沁买了一部分药材，剩下的十万零七千两，还堆在我的家中没有处理。我只顾在这十万多两烟土上打小算盘，没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八月十日至十五日中间一天，蒙疆政府举行最后一次正副主席和部长会议，讨论把警察改编为蒙古军的问题。由于蒙疆政府的小顾问们，这时也对时局摸不清楚，会前据民政部长丁其昌和我说，他们很反对日本驻蒙军军部给了我这么大的兵权。开会时众人都出席了，会议上把蒙古军十二个师的师长的委任状通过后，接着蒙疆政府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提出了把警察改编为军队的问题。这时我便怀疑起日本为什么如此碗大汤宽，把警察也编给蒙古军扩大我的队伍？当然我高兴，但我又怕贪多嚼不烂，于是以军费没有着落为借口，表示负不起这项重任，想将他们一军，再要些烟土。由于大桥忠一没吐口，众人吵了一阵，未做出决议，即行宣布散会。德王的政治嗅觉比我还要迟钝，会后和我说：“日本人把警察交出，为什么你不要？”我说：“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咱们得研究一下。”蒙疆政府的另一副主席于品卿和司法委员会长官兼经济部长杜运宇，以及陶克陶等人，就在会后的当晚，悄悄离开张家口躲往北平。他们所以听到风声不告诉我们，是怕我们把他们留下无法走脱。这几天我如堕入五里雾中胡思乱想，但不往日本投降上面设想，因而十五日一听板本博向我们说出那个“噩耗”，真象晴天打了一个闷雷。

十五日吃过早饭，我接到日本驻蒙军军部的电话，叫我赶快前去开会，说是有要紧事商谈。当我步入板本博的会客室的时候，德王已坐在那里，不大一会板本博走进来。他的头脸非常阴沉，劈头就和我们说：“天皇昨晚下诏宣布投降，你们怎么办？”板本博见我和德王都不吭声，他接着说：“你们要是跟上我们前去日本，我们可以保护你们。”我说：“你们保护我们，谁保护你们呢？”板本博被我问住，但又说：“蒙古军怎么办？”我说：“军队由你们的顾问掌握，我又被你们弄到张家口，出了错我不负责任。”他随即叫大桥雄熊参谋给归绥的小仓顾问挂电话，让把军队交给我的参谋长鲍贵廷，电话回来说小仓已不知去向，日本人慌成一团。板本博对大桥说：“叫顾问代理小仓，军队保护机关，侨民往张家口集中。关于蒙古军的行动，听李总司令的电话指挥。”大桥走出去又回来，说是电话已经打通。板本博去他的办公室，取来一张图纸递给我，他说：“这是张家口地下仓库的图纸，里边有装备三个师团的武器弹药，原来是准备防俄用的，现在交给蒙古军。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即往北平撒退，你们把这些武器弄上，投谁也有出路。”板本博把事情安排完毕，德王还痴痴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不走。我对他说：“等啥？走吧！”德王被我提醒辞出，竟不商量大事，而是都跑回家中，先去办理自己的善后。

我回家以后看了看手表，是十点多钟。于是就让秘书唐成良指挥众人打包行李，并到车站交涉车皮，尽快装上汽车，往北平疏散和转移家属财产。我赶忙给鲍贵廷挂电话，询问厚和的情况，鲍说：“日本人正准备装车逃走，咱们怎么办？”我说：“张家口有三个师团的东西都交给咱们了，在厚和切勿拣他们的洋捞，先把包头和厚和附近各县的人都集中到一起，叫他们在路上遇见谁也不要打，绕开道往厚和开拔，晚上听我的电话，再决定下一步行动。”鲍说：“中央的人已经过河到了托县。”我问：“是谁？”鲍说：“王匡一。”我说：“赶快派车去接。”打完电话，我也卷起袖子和卫士、勤务兵、大师傅、老妈子们在一起拾掇财物。十万两烟土和其它箱笼，即装满两辆大卡车，两辆小卧车上面也装潢了细软东西。还有我在察北宝昌县买了一道三十多里长的山沟，约有十万多亩土地，这年共收了二百五六十石地租，磨了一百麻袋白面,还整装着三百麻袋小麦，以及拆开箱子的七千两烟土，都装不上卡车。每一麻袋粮食都是一百七八十斤，我的那些卫士和勤务兵,被我平日都惯成了少爷，他们都干不了扛麻袋的重活。我一看卡车上的皮箱，非常的耀眼，便把一百麻袋面粉，一个一个地从地上扛起，由他们众人舁(yú，共同抬东西)上卡车，才将皮箱遮盖起来。剩下的三百袋小麦和七千两烟土，我索性解开七十条袋子，把麦子倒出一半，每袋塞入一块烟土板子，将倒出的麦子再装入麻袋缝好，准备第二批往车站运送。全家二十余人把东西打点停当，已经下午一点多钟，我的蒙古军总司令大将制服上，全挂满了灰尘。

草草吃完午饭，那能顾上午睡，因为日本驻蒙军恐怕影响张家口的人心，让日伪家属一律于夜间撤退，我此时无事，便琢磨起心事：苏联对日宣战，出于我的意料，现在张家口北面虽然还听不见炮声，黑龙江那一方面一定已经打起来了。我和玛鸣周前一年所议定日本投降时，往外蒙边境集中伪蒙、伪满军队的计划已成泡影。当前我在张家口赤手空拳，除了几个卫士没有一兵一卒，队伍大部留在厚和附近，小部驻在宣化一带；在察北和绥东的几个蒙古师，由德王和达密凌苏龙掌握，到了这个时候，不会跟我一致行动。为了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还得依靠日本人。因为他们把散布到平绥路上的一个厚宫师团，都集中到张家口以后，仍有很大的力量，伪军很难扯他们的后腿。和他们把关系弄好，倒能接收不少东西，况且我的家属、财产弄往北平，亦脱离不了日军的保护。至于我的部队到了张家口，下一步该往何处走，那就是依然要脚踏两只船，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联络，和谁也不冲突，绝不防守张家口。打算将日军的地下仓库的武器起出，先上赤城、龙关一带的大山，站在高山顶上看二虎相斗，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最要紧的是，首先须把蒙古军集中起来，所以我一方面盘算，一方面叫卫士们给厚和挂电话，可是叫了好几次，都没有把线接通。

我正在愁思焦虑的时候，看门的人进来向我报告，他说外边来了一个八路军的代表，拿着一封信等待答复。我叫看门的把信要来，封皮写着：“日本驻军司令官、蒙古军司令官亲启”字样，信口没有封着，里边的大意是叫我们准备投降，他们要派员进驻张家口接收一切。信是由现在的陈毅元帅署名，我对此记得非常深刻。我以此事关系重大，便向看门的人说：“你告诉他，就说我主不了事，可以把信送给日本驻军军部。”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溜到门房的窗前，偷看八路军是个什么样子。原来是化装成张家口市民的一个青年。八路军的送信人走后，我也去了日本驻蒙军军部，向板本博报告了接到了八路军来信的经过，请示对此应当如何对付。他说：“我们投降美国和蒋介石，绝不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现在我们已在张家口北面的坝上布防，掩护机关和侨民撤退。俄国人和外蒙军如果来到，我们就要抵抗；八路军要进张家口，也不允许。我们走了以后，希望你们把张家口交给国民党，千万不要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他们不讲信义。”板本博和我说完，又把他的副官叫来说：“把咱们的那二百支比斯尼步枪，并装一大卡车汽油，送到李总司令公馆，拨给蒙古军用。”说完话我离开日本驻蒙军军部，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日本侨民的女人，都摆开拍卖东西的地摊，男人都缠着臂章，代替了警察的职务，持着枪来回巡逻，秩序维持得还很好。

晚上我把家眷财物，用四辆大小汽车，由唐成良带着四五个卫士，连人带车都打发上车站，即给厚和又挂了电话。这次总算叫通了，鲍贵廷向我报告：“日本军民全上了火车，连夜往张家口撤退。厚和至包头的铁路，已被八路军挑了，王匡一已接到了司令部，队伍也从外县撤了回来。”我说：“队伍集中起来后，不要指望坐火车，八路军对厚和以东的铁路一定也要破坏。并且装车费时，要从厚和经过集宁的黄旗海子，直线奔张家口，今晚保护上家誉和炮兵出发，明晚就可赶来。”我正要往下说的时候，电线即被切断，从此和厚和失掉联络，后来听说他们开到旗下营后又折回归绥。我刚打完电话，德王和金永昌与丁其昌先后来找我，德王说：“我从电报局接到蒋委员长来电，叫咱们各守岗位，他决不咎既往。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办？”我说：“蒋固然要应付，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日军一退，咱们便在八路军包围之中。应该派人和八路军联络，双方互不侵犯，他们不打咱们，咱们可以把张家口让给他们。”德王问我：“叫谁去给联络？”我说：“乌勒吉敖喜尔。”金永昌说：“关于联络八路军的事，可得好好研究。”我说：“金永昌，你少插嘴。”金一听我呛他，便挟着尾巴溜走。丁其昌一看我们俩商量大事，也跟着躲了出去。德王又问我：“乌勒吉敖喜尔怎能和八路军拉上关系？我不清楚。”我说：“乌给外蒙掩护过电台，俄国、外蒙和八路军是一家人。”德说：“对！对！对！”说完即回去给乌勒吉教喜尔去打电话。乌的蒙古军第九师在百灵庙驻防，他本人在厚和住家，德王不知用什么办法把电话叫通，乌坐着日本人撤退机关、侨民的火车到了张家口，和德说完话又坐火车回了厚和。乌回到厚和向鲍贵廷、包海明等说我暴露了他的身份，主张把绥远的蒙古军投归外蒙，鲍贵廷和包海明等主张投归傅作义的十二战区，他们不便把我扔弃，并且分成两派。结果，鲍贵廷因为大青山的八路军下来要进入厚和，就替傅作义守了厚和，抗拒了八路军。乌勒吉敖喜尔把他的蒙古军第九师和正黄旗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合到一起，也未配合八路军接收厚和与集宁，全投靠了在乌兰察布盟的外蒙军队。以上这些事当时我全不知道，是逃到北平之后人们告给我的。德王把乌勒吉敖喜尔叫来，没让和我见面。十六日他瞒着我抓补英达赖、王宗洛和陈国藩到察北欢迎苏蒙军队，他那时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甩下，带着蒙古军去投降外蒙。

苏联虽然八月八日已经对日宣战，但是外蒙的军队集结到边境，等待观望了一个礼拜，听见日本天皇下诏投降，于十六日始南下，当即把西苏尼特旗王府占领，将德王的家属、财产完全弄往乌兰巴托。这天德王接到西苏尼特旗的告急电话，召开了紧急会议，我没有在场，决定派补英达赖、王宗洛、陈国藩、宝建新等四位代表前去和苏蒙军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接回德王家属、财产。补、王等四人于下午三时乘汽车出发。我等到晚上，还不见鲍贵廷把队伍带到张家口。这时我的家中仍有三百袋小麦和七千两烟土未曾运走，我期待队伍心急如火，只有绕着这些麻袋直转圈子。转到十七日天亮，也听不见队伍到来的音信，我知道出了岔子，便去寻找德王。坐了一辆人力车，竟胡里胡涂地走进蒙疆政府，里边鸦雀无声，已经没人前来上班。院中堆着日本驻蒙军军部拨给的三十万两烟土，叫丁其昌散发给所有的人员。丁不敢负这个责任，所以堆在当院没有处理，上边落瞒日本各机关焚烧文件的纸灰。他们十六日烧文件整整烧了一天，十七日早晨还未烧完，故纸灰从东山坡一带随风往下堡的街道上直飞。我一看蒙疆政府只剩下几个门岗，这才出来去德王公馆。那里的人很多，见我进去都不说话了。正在发怔的时候，来了两架苏联飞机，盘旋在张家口高空，不敢往下低飞，扔下一颗炸弹，炸死一个妇女，撒了一些传单，即向北飞去。德王打发人出去把传单拣回，上边骂他是卖国贼和蒙奸。他说：“这条路看来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们都回避我，我没问他们传单上写些什么话，况且人家在背过我讨论事情，我呆下去很不合适，遂和众人招呼了一下辞去。回家挂电话向日本驻蒙军军部的大桥雄熊参谋和丁其昌等打听外边的消息。

外蒙军队于十七日这天，由苏联的一个中将指挥，上午乘汽车到达张北以北的白城子和公会一带，派出两辆摩托车，到张北城外侦察。守城的日本军队开枪打坏一辆以后，旋即放弃张北，往南面的坝上撤退。日军退走不久，该地的伪县长和商务会会长，打着白旗出城欢迎苏蒙军队。苏蒙军硬说，刚才的摩托车，是伪县长指挥警察打的，故把伪县长商务会会长就地枪毙。从西苏尼特旗连夜乘着快马前来给德王报信的家奴也说：“苏蒙军在半道上把德王的代表截住，将补英达赖和宝建新放脱，把陈国藩用飞机载往乌兰巴托，把王宗洛和到察北不知去干什么的吉尔嘎朗交给当地活动的八路军，带往阿巴嘎旗看管。”我睹此情况，开始感到走外蒙和八路军的路线都没有希望，认为还是投靠蒋介石比较可以苟延残喘。这时崔兴武的侄儿崔玉昆给我担任副官，他不知听谁说张砺生已经进了张家口。我因和张的代表郑立安有过联系，忙叫崔去调查张住在哪里，崔玉昆出去跑了一趟回来，原来是人们胡扯。到了晚上我对鲍贵廷已经绝望，于是产生了两个念头：一个是自己从张家口骑马转山头回厚和；一个是到北平坐飞机回厚和。可是沿途及厚和的真实情况不明，又不敢前去冒险，所以这一夜仍是辗转反侧，终宵没有阖眼。

十八日白天，苏蒙军由张北向张家口发动进攻，在北面的坝上展开炮战。同时八路军的接收部队，也从东、南、西三面围上。因为日本人是由军队护路撤退，他们边走、边修、边打，从厚和和大同撤下的列车，不断开进张家口车站。大同省省长李树声，感到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车过张家口时，他没有下车看我，就到宣化去找宣化省省长刘继广。蒙古军的掘顾问和兽医处长杨海轩，这天也从厚和到达，他们是十六且白天出走，一共走了两天两夜，下了车即相随着来找我。他们都说：“鲍贵廷变了心，要把队伍留下给傅作义守城。他们怕被八路军活捉，所以跟队伍脱离，劝我赶快离开张家口，往北平逃跑。”我说：“我跟板本博司令官同进退，苏蒙军和八路军马上进不了张家口。”把掘顾问送走，将杨海轩留下，不大一会，丁其昌来跟我告别，他说他要走了，可是扔不下我。我说：“你先走吧，我得跟上日本军军部一齐走。因为我们到了北京，还得依靠日本人保护。”丁其昌走了以后，我把那三百袋小麦，叫杨向日本驻蒙军军部要了一辆卡车，都搬到一家熟惯的粮店寄存起来，因为车站上尽往火车上装人，怕被日本宪兵给扔了下来。打落完毕，天已昏黑，突然有驻防察北的蒙古军第五师的两个团长郭景春和郭新德跑来，他们说：“第五师已在阿巴嘎旗被苏蒙军解决，我们两个今天光身跑到张家口，德主席把他的卫队交给我们，叫我们于他走以后，维持张家口的秩序，等俄国、外蒙军或八路军进来办理交代。我们有人有车，您有带不走的东西，我们可以帮助您往车站上运，我们已替德主席把车装好。”我说：“我的东西全走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你们留在张家口，不怕俄国人和共产党吗？”郭景春说：“我给外蒙送过电台，我不怕他们。”他们又和我扯了一些闲话。走后，我即给大桥参谋打电话，问询白天坝上的战况，看张家口今晚有无危险。大桥说：“外蒙军很孬，已被皇军用大炮顶住。因为西边的侨民还没有完全到达，明天仍要继续抵抗，张家口的城防非常巩固。您安心睡觉吧，多会退却我来电话告您。”大桥叫我安心睡觉，我怎能睡着，又是一夜失眠，嘴干得生满了口疮。

十九日天一亮，来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低空盘旋，上边的架驶员高喊“中国人闪开”，扔下一个空汽油桶，射出一排示威性的机关枪子弹，把一辆火车头打穿了几个窟窿，即向东南方向飞去。空汽油桶里可能装着给德王和我的信，我没有派人去拣，因为我没有了部队，一切都是白搭。上午九点多钟，大桥来了电话，说是日军今天撤离，叫我准备马上上车，他们给蒙疆政府拨了三个车皮。这时我的几个卫士，都保护着家眷去了北平，身边只剩下一个名叫安慕卿的随从，其余全是大师傅和本地的听差。我给了他们每人一百两烟土，叫他们把我带不走的东西按股均分，赶快搬到各自的家中，尽速离开这里。此时我的副官崔玉昆也不知去向，新来了一个兽医处长杨海轩，算是尚有一官一兵，三个人全换上便衣，每人腰中插了好几支手枪，带了五六百发子弹，乘着日本驻蒙军军部给派来的汽车，由上堡到了火车站。因为下着连阴大雨，街上布满污水泥浆，天空是一付灰暗头脸，越发使人感到精心异常。商店都关了门，很少老百姓来往，坝上炮声隆隆，日本兵在十字路口站岗。车站月台外边，排着五列车皮，中间夹着十几个冒烟的车头，长达四五华里，两边都有日本兵持枪著戒。这些车皮大都是敞车，里边尽坐着日本的妇播，全被雨淋成落汤鸡，用帆布或雨衣盖着脑袋。因为流离失所，不知走向那里，加之饥渴冷冻，故患病死亡的很多，尸体顾不上火化，全界到道旁的田野扔弃，日本人忍痛不哭泣。我看真是惨不忍睹。

给蒙疆政府拨的是三辆三等客车。两边的椅子当中和过道上，全堆满德王的金条银元和烟土，最少也有两千多箱。我坐的那辆车，叠了好几层箱子，人们头顶着车篷，爬在箱子上从过道上来往。德王比我后到，他的那些秘书们早已逃走，只带着给他开汽车的喇嘛和葛兰芳等三四个听差。他见我坐在车上，许是怕我知道他带了这么多的财产，到达北平以后要要赖跟他伙分，所以把头脸放下，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要车皮，坐在我的车上？”我说：“我一共是三个光杆，要车皮干啥？这又压不坏火车，况且不是叫你背我。”他听我呛他，没和我坐在一起，到一个拐角上，随从给他铺了一块毯子躺下，我亦把眼睛闭起，各怀起心事。这天上午，张家口到北平的铁路，还没有被八路军破坏，跑了一个多礼拜的于品卿，返回张家口，又要出来维持地方的秩序。他听说德王和我全部上车，跑进车箱寻找我们，板起人民代表的面孔，质问我们因何逃跑？他说：“你们守土有责，扔下老百姓谁管？”德王被于品卿问住，低头答不出话来。我对于说：“给他妈的巴子谁去守土？你能管了老百姓吗？”于知道我很野蛮，便再没说啥退了出去。接着伪张家口市市长崔景岚上来送我，因为他给我当过好多年军需处处长，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行李带来？这是最后的一趟车了。”他说：“我有责任，得办理交代。”我说，“你的官瘾还没有过足，政府的高级人员早都跑了，我和德王一走，一切就都轮上你了。”他嘴上虽说：“我回去安顿安顿。”可是表情仍对张家口恋恋不舍，他和我握手告别后，被于品卿勾引上又当他的张家口市长去了。

崔景岚走后不多一会，我的二太太的父亲也跑了上来。在十五日夜晚我送他回家时，他们老俩口还说不怕，可是他是一个居住在北平的满族人，非常胆小，见我一走就沉不住气了，将老伴扔下让我领上他回去。这时车上的人越来越多，因德王和我坐在那里，都不敢高声说话，各找空隙坐下。车上倒很安静，容许我继续闭目沉思。我想到了北平以后，先化整为零疏散人口和财产。北平的社会非常复杂，短时间内还显露不出。至于我今后怎么办呢？那只有再拉“杆子”（意为当土匪）。到绥远也好，回热河也好，如果国共合作起来惩治汉奸，和我同命运的人很多，我挑起来一干，不愁没有人跟我。如果国共从此分家，只要有人有枪谁也要我，我更有活动空隙，可以左右逢源。我投敌十二年多，总算把命捞住了，虽然在察北扔下三十里长的一道山沟、四百匹马、五千只羊，在厚和和张家口扔下五十万伪币买下的两处房屋；可是北平还有十几处院子，除了运去整整十万两烟土，尚有换成美金两万元的财产，以及其他贵重衣料皮衣和不少值钱的东西。所以我感到我当蒙奸，非常够本而且有赚头。想到此处，心安了许多，于是万念顿消，便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

睡到黄昏时候，被安慕卿把我叫醒，睁开眼睛一看，仍躺在德王的洋钱箱子上边。安说：“日本军队从坝上退下来了，街上也有了枪声。”我从车窗上向北一望，汽车象两条火龙一样，在后边的隆隆炮声中，朝张家口的市区蜿蜓滚下，最后都排到铁道两旁。到了这时，火车响起汽笛，才在汽车掩护下，缓缓向前开动。由于入夜之后，八路军把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路轨挑了，并且炸了好几座桥梁，所以火车就走就修，比牛车还慢，四五十里地，竟走了一夜，于二十日早晨，才爬到宣化车站。停车以后，先跑上国民党的一个军统特务找我，他说：“我是王野人，热河抗战时咱们在开鲁见过面，前天我从重庆坐飞机首先到达北平，听陶克陶说，你不在厚和，和德王都在张家口。蒋委员长把你和蒙古军已经改编为十路军，让你担任总司令，我特来给你送委。我昨夜就到达宣化，因铁路破坏，不能前去张家口，只好在这里等你。现在你来了，咱们研究研究怎么办？”我见了王野人和接到“十路军”总同令的委状，精神为之一振，对蒋介石撒出的钓我的鱼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弄到一个救身圈。同车的人也都大睁起眼睛，不象在张家口车站停车时那样对我冷淡，均对我笑脸相迎，精神亦兴奋起来。接着宣化省长刘继广，大同省长李树声，蒙古军第三师师长宋鹏九，都上车来接我和德王，并欢迎王野人，蒙古军的那个掘顾问，不知他怎知道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的委任状，也从别的车上跑了过来，向我道喜祝贺。刘说“日本军队在南口和八路军打上了，战斗结束，把路修好车才能开。先下车到城里去吃饭，好好休息休息。”掘顾问亦说：“咱们先去吃饭，开车时有人通知咱们。”德王听见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对他没有安排，心里很不高兴，不想下去吃饭，被刘继广上去拉了一把，才随着我们进了宣化城。

刘继广和李树声都是我在崔兴武东北军十七旅的旧同事，后来跟上我任了省长。开饭以前，我把他们和宋鹏九叫到一边，背着德王和王野人，四个人开了一个小会，决定让宋鹏九留下一团人，交给刘继广，收罗察东的警察，带上两团人，护送李树声回大同，收罗晋北各县的警察，弄起人都绕道往厚和集中。我到北平坐飞机回去。他们对我的指示，虽然嘴上没有表示不同意，但是脸上却有忧虑的表情。我说：“俄国人和外蒙军队要占张家口，八路军也在接收城镇，乡下全是真空，路上很好走，你们要鼓起当初拉杆子的勇气。”我那时应该带上第三师向西开，但我不放心北平的财产，并且不愿西去冒险和受罪，故而执意去了北平。由于我本身腐化堕落，结果把蒙古军弄了个四分五裂，否则，宋鹏九的人不会在南口附近瓦解，鲍贵廷的人也不会被傅作义吃掉。所以后来我光杆一人出关给蒋介石去组织“伪东北民众自卫军”时，认为在宣化非常失着。

我们计议完毕，便去吃饭，正吃的时候，又是十五日给我送信的那个人，走进刘继广的门房，给德王和我送来八路军陈毅司令员的一封信，叫我们派代表跟上此人前去谈判。德王和刘等听见八路军的人来到跟前，都为之一怔。我这时已被蒋介石勾上，不愿跟共产党走，便叫刘继广的勤务兵，把那人打发回去，说是“信看完了，等研究考虑以后再答复。”这是共产党再次争取指引我们，可是我们执迷不悟，认为蒋介石能保我们的大烟土和洋钱箱子，还想跟上蒋介石借尸还魂，继续骑在蒙汉人民头上，兴风作浪和作威作福。一切反动派都是失败以后，仍要捣乱，捣乱失败以后再捣乱，直至最后死亡。我和德王两个人也不例外。

因为众人发现了八路军的人，都心惊胆战，慌忙把饭吃完，连茶都没喝，就匆匆离开刘继广的省公署，在宋鹏九的军队保护下回到车站。上车等了两个多钟头，于中午十二点钟开车，由于也是边走边修边打，到了北平的西直门，已是二十一日上午一两点钟。北平亦被八路军围上，由日本兵担任防守，下车以后秩序大乱，我与王野人、杨海轩和老丈人等也被挤的互相找不见了。安慕卿好容易跑出去给我找到一辆人力车，由于雨仍下着，街上水深过膝，道路非常难走，洋车夫在前边拉，安慕卿在后边推，穿街涉水走了好几里，才把我拉到什锦花园。德王到平后，没住他在北平买下的房子里，带着东西都到了雍和宫下榻。我和德王就这样结束了蒙奸生涯。

（刘映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