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词史，自隋唐而生，抵民初而止，迤逦宋、元、明、清已逾千年之久。而于其流变衍展间迹，历代不乏有推陈出新之力，唯讫明代，穷三百年国祚，以比隆两宋之数量（词人/词作），却成了历代公认的词学幽壑。近代词学名家吴梅便认为明代是词学中衰时期，而龙榆生甚至在《中国韵文史》中将明代词打入尘埃之中，其云“元代文人处于异族宰制之下，典雅派歌曲，既不复重被管弦；激昂悲愤之词风，又多所避忌，不能如量发泄；凌夷至于明代，而词几于歇绝矣！”

当然，明代词学虽然并不是龙榆生所言的一般是“几于歇绝矣”，但在时风与时政的织逼下，词学的式微与衰落，却是足堪定论的。

“艺非专习”的创作态度

文体如要得到长足的发展，最为紧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文体的流行程度。宋词之所以繁花锦绣，便是得益音乐的盛行，而使得词学创作得到了诸多文人的注意，并衍生开来。故而，词在宋代虽然“别是一家”，但却依然没有脱离音乐文学的属性，换而言之，宋词与音乐体系是紧密依存的。但随着朝代的更迭与异族的入主，南北曲盛行开来，便逐渐取代了词与燕乐的地位，自然而然，词学在元代的衰颓是必然的历史进程。

明词确实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元代的影响，但其衰颓的原因却远不及此。即是以宋论词，词依然算不得能登大雅之堂的文体，虽然宋代词学昌隆，但词人作手却是在“阳讳其名，阴奉其实”的进行创作，两宋词人词作集，鲜有以“词集”为定名的，或是假托于《乐府》，如苏东坡的《东坡乐府》、王沂孙的《碧山乐府》；又或是托逾“琴曲”的，如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篇》，又如秦观词集名曰《淮海居士长短句》、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于宋如此，何况是词乐不存的明代？而词因音乐性的消亡，其地位在明代就更低了。明人俞彦《爱园词话》便说“诗词，末技也，而名乐府”，甚至更进一步的表示“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词何以名诗馀，诗亡然后词作，故曰馀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明代便少有专注词学的文人。即便是刘伯温、高启、杨基、杨慎等词名显特，都并非以‘词人’居其名要，而其词作都远少于文。似王世贞一般，词作仅96首，诗作则多达万首；高启词8首，诗则近千首；刘基词作稍多，词253首，但诗也是近千余首。

其次，明人对于词既“技非专习”，其理论发展进程自然也尤为凝滞。明词数有两万余首，词学理论研究却寥寥无几，甚至在《爱园词话》、《词品》等有限的几部词话中，其篇幅也简略至极，内容上也是如北宋词话一般是以资闲谈者居多，并没有出现如南宋《乐府指迷》与《词源》一般理论严谨，体现严明的词学理论书籍来。

“复古拘陈”的词坛风气

除去理论发展的裹足不前，明词在如此繁复的创作数量中也鲜有自成面目者。究其原因，便是自诗坛余毒的“复古风气”所致。

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家人，莫不争效其体。梦阳欲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四库空同集提要》）

“欲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的文坛号召使得明中词坛放弃了最为盛极的两宋词。在整个明代，影响最深的两本前代词选一则是《花间集》一则是《草堂诗余》，且又以后者流传最为广泛--------今时尚在的明传版《草堂诗余》便有二十余种之多，足可见其泛滥。非如此，如杨慎、李攀龙、沈际飞等文坛名家或领袖，或笺、或题、或跋，皆纷纷注目其中。故而，《草堂诗余》便能很明确的反映出彼时文人对于词学创作的审美趋向与批评标准了。

《花间集》为五代词的总集，其中词作内容多偏于宴席狎兴，风格也是旖旎冶艳。欧阳炯《花间集序》所谓“交之佳人，轻启朱唇，缓缓而歌。使闻者熏熏，舞者飘飘”；陆游《花间集跋》所谓“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所以，明代重《花间集》，便是认定了“词为艳科”的特点，明人为词，也多描摹情态，内容绮丽之作。滋录王世贞词《望江南》示下：

春睡足，钗玉自欹斜。立傍镜台还胍胍，枕痕纤甲印桃花。来试雨前茶。《望江南》王世贞

《草堂诗余》虽然以宋词居多兼收部分五代词，但宋词却又多以秦观、柳永等北宋作家为主，南宋则鲜有录入。而明词重《草堂诗余》，实际上也算是对《花间集》的再发挥---------即立词在“艳科之属”，而以“重情”为主。张师绎提《草堂诗余序》云：

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然吾辈也。夫子删诗裁赢三百厥为风始，彼所谓房中之乐，之言耳。推而广之，江滨之游女，陌上之狂童，桑中之私奔，东门之密约，情实为之，圣人宁推波而助之澜?盖直寄焉。以情还情，以之情还正行之情，要其指归，有情吻合于无情，斯已而已矣。”

又，在众多明刻本的《草堂诗余》中，大部分的分类都是以“应歌”为分，如四季、春夏等等。宋翔凤《乐府余论》云：《草堂诗余》一集，盖为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随时节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这种应歌的分类方，恰恰又反映了明人将词当成了“借以抒情”的态度来了。

然则明词这种“重情”而不重“技法”的风气则将时人创新的意识一扫殆尽，更衍生出如明诗坛一般的抄剽之风。陈霆《渚山堂词话》有记载云：

欧公有句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陈大声体之，作蝶恋花。 落句云：〔千里青山劳望眼，行人更比青山远。〕虽面目稍更，而意句仍昔。然则偷 句之钝，何可避也。予向作踏莎行，末云：〔欲将归信问行人，青山尽处行人少。〕 或者谓其袭欧公。要之字语虽近，而用意则别。此原作比，疑误，从钞本。与大声之 钝，自谓不侔。

陈霆讥讽陈大声“偷句之钝”，但他为词依然仅是在欧阳修词意的矩矱之中。陈词“欲将归信问行人，青山尽处行人少”与欧词“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不过一反句意，便自诩“用意则别”，说到底，不外乎倦怠于斯思，更无新意。又刘克庄《摸鱼儿》结句：“漫绿叶成阴，青苔满地，做得异时恨”，瞿祐作《摸鱼儿》结句则写作“怕绿叶成阴，红英结子，留作异时恨”，如此种种，便是彼时词坛不体苦思崇尚复古带来的最败坏的风气。

结言

虽然明代词学中衰，但我们却不能如龙先生一般将其一竿子打死，正如孙克强所言，明词既是词史中的一段，同时明代之后又承接着“词学中兴”的清代，而明词对于清词中兴的作用，是决然有不可或缺的影响。诚如言，在明末清初，确实出现了如陈子龙、屈大均等起振前代之衰，下启后代之兴的词人，若以此观之，明词倒也并非无一是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