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尺寸：12×9.5厘米

蝌蚪文龙玺 尺寸：通高121厘米 现藏于民间

彝文 直译：鹰眼守家 意译：鹰眼守护疆域 彝族学者阿余铁日2009年4月15日所破译的印文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去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 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 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 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 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 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 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 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 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 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 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 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 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 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 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 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 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 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 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 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 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 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 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 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 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 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 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 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 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 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 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 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 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 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 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 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 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 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 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图片，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 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 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 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 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 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 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 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 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 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 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 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 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 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 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 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 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 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 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 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 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 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 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 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 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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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殷朝之前的历法，就是以“大火星”的运行规律制定的“火历”，彝族“火把节”即“火历”的过年日。从夏商开始不断有彝人先民从西北分期分批迁往西南地区，“火历“就是那时由彝族先民从北方带到西南的；

卢央，彝族，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彝族天文史》、《彝族星占学》、《易学与天文学》、《中国古代星占学》、《象数易学》、《周易与天文学》、《黄帝内经的天文历法》、《京房评传》、《葛洪评传》等多部学术专著。卢央在文革时曾捡到一本古代占星术的书，与实际天文气候资料比对，书中的天象和气候灾难预测很准。卢央教授是彝族部落首领的后代，他研究了彝族的天文史，得出的结论是彝族天文学与华夏古天文学同源，彝族“十月太阳历”的源头是中国古代华夏的“火历”。

卢央认为，中国古代殷朝之前的历法，就是以“大火星”的运行规律制定的“火历”，彝族“火把节”即“火历”的过年日。华夏族的“火历”现在仍完整地保留在彝族的历法中。因此，彝人和夏人、殷人的关系是密切的。卢央认为，夏朝和殷朝都有彝族先民从北方迁入西南，夏朝迁入的是“黑彝”，殷朝迁入的是“白彝”。

据此判断，殷朝的“火历”应该在夏朝就有了，“火历“至殷朝时已发展的相当成熟，并且被彝族先民传承至今天。因此，彝人与夏朝和殷朝的关系的确是紧密的，从夏朝和殷朝开始，不断有彝人先民从西北分期分批迁往西南地区，“火历“就是由彝族先民那时从北方带到西南的。

很显然，如果中国古代殷朝之前的历法，就是以“大火星”的运行规律制定的“火历”，彝族“火把节”即“火历”的过年日。那么，彝族“十月太阳历”的源头就是中国古代殷朝之前就有的“火历”。

庞朴，字若木，原名声禄(1928年10月-2015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淮阴，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文化史专家、儒学泰斗，“火历”的发现者。庞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出土简帛方面的研究。专业领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曾提出在中国远古存在过以大火星纪时的“火历”说。对阴阳、五行思想多有独创性的解释，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重视。

庞朴先生1989年发现了一种按照大火星在不同时间出现在天空中不同方位的规律为授时标准的我国上古历法。大火为天蝎宫的α星，此星在我国，又叫做大火星或心宿二，商主大火，故又称商星，与商朝的名字来历有关。很显然，“来历”的历是指“历史”，言“历史”便先要有历法，商之前的历法是“火历”。

在以太阳和太阴为授时星象以前，古代中国人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大火（心宿）为生产和生活的纪时根据。大火昏起东方之时，被认作一年之始；待到大火西流，则预示冬眠来临。此外如大火晨昏中天、火伏、晨见，也都被作为从事相应活动的自然指示。

火历在文献中留有大量痕迹，在民俗中保存着浓厚的风习（如华人为何尚龙，龙为何戏珠，寒食、灶神，等等）；天文学史上不少费解的难题；如二十八宿的顺序何以逆反（天地反动，阴阳颠倒），太岁纪年法的旋转方向为何与日月五星相左（天地反动，阴阳颠倒），干支古代写法中为何有两个“子”字（前子时、后子时），也都只能以火历来澄清。

大火星系远离地球的一颗恒星，它和人类的关系不象太阳那样简单明了，不是天天不变，抬头便见；它在一年里只有半年时间出现于夜晚晴空，其他半年则隐在白天的天上。但也正因如此，在原始农事时代，大火对于生产的指示作用，却较太阳更见直接。

因为大火黄昏见于东方的时候，曾是春分前后，见龙在田，万物复苏，农事开始之际；而大火西没，又曾是秋分左右，收获完毕。准备冬眠的时节。在亘古时代，便据大火纪时了。

"火纪时焉“下一可考的时序是”大火中“。仲夏之月大雩帝。所记时间其实皆指大火昏见之际；盖以岁差之故，秋分点逐渐西移也。火中寒暑乃退，包括大火的昏晨两时南中于天。大火晨昏中天曾是冬至和夏至的星象。看来远在知道日长至、日短至即以日影来判分四时之前，古人曾以大火中天来表示寒暑。

大火黄昏中天以后的二三个节气，逐日西斜，整个心宿的形状也变得扁长，是谓“流火”。“七月流火”的诗句是脍炙人口的。诗人从七月开始来描述农夫全年的辛劳，显然为了移入自己的感情，凸现生活的苦难性。因为大火西流，寒来暑往，生活便一天天更加不易了。

“流火”以后将是太阳走入心宿，大火在晨昏都不再可见，这叫做“火伏”。“火伏而后蛰者毕”，一切昆虫随着大火西伏也都蛰伏完了。火伏和虫蛰这一天象与物候偕隐的自然联系，或许曾给古人以某种神奇的启示，使他们做出了“昆虫未蛰，不以火田”的规定。大自然充满了造物主的智慧，昆虫们有着各自微妙的天敌和天友关系，倘或蛰者未毕便去干扰，势将破坏它们已有的制衡。需待蛰者既毕，始可放火驱兽，张网田猎；而这一切的天意，便由火伏来示知，这与彝族火把节用火驱除五毒的习俗相合。

田合禄先生依《尚书-尧典》推算：火历是把一年定为360天。

大火昏见于东方地平线时，为火历正月；为春分时的天象，以春分为年首；

大火昏见于东方半空时，为火历二月；为立夏时的天象；

大火昏见于南中天时，为火历三月；为夏至时的天象；

大火昏见于西方半空时，为火历四月；为立秋时的天象；

大火昏见于西方地平线时，为火历五月；为秋分时的天象；

大火晨见于东方半空时，为火历六月；为立冬时的天象；

大火晨见于南中天时，为火历七月；为冬至时的天象；

大火晨见于西方半空时，为火历八月；为立春时的天象；

这是一种后天八卦结构的历法，是一种早期的不太成熟的历法，是一种没有节气，物候，闰朔安排的另类太阳历，但却是天阳历法的前身。很显然，火历在商朝之前就有了，太阳历即火历，火历把一年定为360天，夏至时为华夏古代过年节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节气，这个极为重要的的节气最后演变为彝族的火把节。

由此可见，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法”并非是在一日之内创造的，而是在华夏古老的火历即太阳历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经过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漫长的历史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只能从夏商之前就有的火历即太阳历中去寻求答案。

八、汉夷古文字均是在龙图（五指）五爻（木火土金水）符号的基础上形成的，夷汉文字越古越同源；

汉语言文字的演变有夏言汉语、伏卦苍字一说。现在应该再加上“伏龙羌虎，夷文汉字“。汉夷古文字均是在龙图（五指）五爻（木火土金水）符号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夷汉文字越古越同源。这是汉夷文化一脉分传的结果，无论是汉字或古夷文字，均是在“龙书”和“五爻符号“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认识将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所以，彝族古文字专家一般都能无障碍地解读大地湾、马家窑、良渚、半坡遗址等地出土的古文字符号，汉族的古文字专家反而根本无法识别出来这些古文字符号。因此，我认为夏代至少有两到三种、甚至更多较为成熟的方国文字体系。古彝文即应属西羌禹夏文字之一。除此之外，还应该至少有两种以上的其它文字，但都被历史的大潮淘汰了，只留下了古彝文和从苍颉造字时起就与时俱进、不断进化的汉字。但由于汉字进化的太快，现今的汉族古文字专家反而读不懂祖先们留下的古文字符号。

古彝文能完整保留之今，得益于其彝族先民较早南迁于西南高山峡谷的黔滇川西高原，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使古彝文和十月太阳历法得到了保护和冷藏，至今尚未发生较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