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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呀小儿郎呀，背起书包上学堂……“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首近似儿歌的《读书郎歌》曾一度风靡全国，还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上。那么，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1944年秋，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部队纷纷撤退。当时，广西抗敌演剧四队的队员们乘车撤往贵州，不料行至安顺地区时出了车祸，一个名叫宋扬的队员大腿负伤，被送到安顺陆军医院治疗。在住院期间，他一连创作了好几首深受人们欢迎、并广为传唱的歌，《读书郎歌》就是其中的一首。

宋扬，原名宋子秋，1918年出生在湖北省汉川县姜家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大哥闹过红军，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父亲在汉口帮人家制作蜡烛，二哥在汉川马口当制鞋工人，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宋扬，从懂事起就过着流动的生活。他在老家乡下读过私塾，在汉口上过小学，初中则是在黄冈仓子埠的正源中学读的。在老家读私塾的那些日子里，课余时间与小伙伴们一起放牛唱歌，玩耍嬉戏，这使本来就具有音乐天赋的他获益匪浅。日后回忆及此时，他说：“是家乡的放牛歌，民间小调、善书(大鼓)、花鼓戏等民间音乐，培养了我对音乐的爱好，充实了我以后的音乐创作。”

抗战爆发后，亦即1938年春，宋扬在正源中学毕业，旋即考入国民政府武汉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学习期(6个月)满后，被分配到武汉卫戌区政治部宣传队工作。从此，他与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同年10月，武汉沦陷，宋扬随队撤往长沙，先后在国民党九战区流动宣传队、广西国防艺术剧社、湖南弹痕剧团、抗敌演剧四队工作。不论表演、唱歌、还是美术绘画，样样都能“顶个角儿”。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后方的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广泛地接触到了大后方抗战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不断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认识与理解。从1941年起，在长沙相继创作出一系列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心声和愿望的歌曲。其中的《南山溪》，以讽刺的方法揭露了国民党部队在大后方抓丁拉亻夫，强征粮款的情形，真实地表达了劳苦人民的不满和怨恨。这首歌的曲子取材于湖南花鼓戏，故深受湖南农民喜爱。

再说贵州安顺地区，这里是苗族集居的地方，而苗族兄弟能歌善舞，这就为宋扬进一步从民间挖掘创作素材和吸取营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安顺陆军医院养伤期间，从能下地走路时起，他就一拐一拐地拄着棍子深入民间采风，了解苗族兄弟的疾苦和愿望，很快就创作出《苦命的苗家》一首歌。这歌一经唱出，就风靡一时。在《苦命的苗家》传唱的同时，1944年冬，他又一举创作出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两首歌曲——即《古怪歌》和《读书郎歌》。其中的《古怪歌》唱道：“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锅……”如果说这是寓嘲于讽、寓庄重于诙谐，那么“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读书郎歌》则欢快明亮，展现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似乎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一时间唱遍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许多地方，唱出国门、传遍南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两首歌在大陆似乎销声匿迹了，但却从南洋传到台湾。数十年后，《读书郎歌》却又从台湾传回祖国大陆。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事呀，当时还有人说它是“台湾校园歌曲”呢!

作为一个与祖国命运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音乐家，宋扬在各个历史时期几乎都有他的代表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创作了《人民的太阳》、《两口子对唱》等歌；在抗美援朝中创作了《和平歌》、《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杜鲁门他着了慌》；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又创作了《天池之歌》、《川江水妹子》等。这些歌曲都曾风靡全国，有的则成了一些著名歌唱家的保留节目，在中国文化史和近现代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宋扬先后担任长沙工人文工团团长、湖北省文化局创作室主任兼省音乐家协会主席。1995年调北京中国音乐家协会工作，曾任《歌风》编辑部副主编。晚年在中国艺术研究所从事歌曲创作理论研究。在这期间，他几次利用到湖北出差的机会，回汉川老家探望父老乡亲，并应邀为家乡的音乐工作者举办讲座。谈到音乐创作时，他说：“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生活中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然后寻找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可以打动人。”（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五辑，本文作者薛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