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

我在不同的大学讲了三四十年的课，也换着各种主题讲过很多门课，所以，准备课程和撰写讲义，要占去我大部分工作时间。不过，也因此从讲义到著作，出版了不少论著，包括我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和《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卷本，其实原本都是讲义。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葛兆光讲义系列”，也是我从教以来为学生们开授多门课程的讲义结集，分别是《亚洲史的研究方法》《学术史讲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中国经典十种》。

“葛兆光讲义系列”（《亚洲史的研究方法》《学术史讲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中国经典十种》） 葛兆光 著 商务印书馆

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

我对大学人文学科的教学，曾经有个说法，“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很多朋友都引用过，觉得我讲得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不过，说归说，做归做，真正能够按照这种方式上好课，却没那么容易。

我有一个基本固定的讲义撰写模式。为了准备讲课，我常常用纸笔先写详细的大纲，然后在这些大纲上，贴满各种抄录了史料或心得的签纸；在讲述一两轮之后，便把这些五颜六色、乱七八糟的纸本，转录成电脑格式的文本，接着再把它打印出来，在天头地脚、左边右边批注种种文字，并且继续贴满修补的签纸。这样经过三五轮增补和删订后，就成为最终的讲义，而我在完成了最终讲义之后，也就不再讲这门课了。为什么？因为既然已经完成，自己也已经没有新鲜感了，这就仿佛《世说新语》里说的王子猷雪夜访问戴逵，“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其实，好的讲课人自己讲述也是要“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那种凭一本讲义照本宣科讲几十年的事儿，我还真做不来。

讲义和著作毕竟不同。著作要有思想和新见，而讲义最重要的不仅要明白，还要有知识。“葛兆光讲义系列”，收录了我多年讲课讲义的最终修订稿。这个系列包括以下若干种讲义，即针对大学通识课程的《中国经典十种》和《宋代文学十讲》，针对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和《古代中国艺术的文化史》，针对硕士生的《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以及针对博士生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将来如果还有余力，那么这个系列中也许还会整理出版一本给博士生的《亚洲中古宗教、思想与文化的交流》。

重新给“学术”/“学术史”确定边界

《学术史讲义》这门课是我近二十年来给硕士研究生开“中国学术史专题”课程的讲稿，十几年里，我一直在反复修订这份讲义。我主要考虑的是怎样改变现在文史类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方式，怎么样才能让刚刚进入硕士阶段的研究生，了解什么是中国学术，什么叫作“学术研究”？当然，对不同领域的人来说，学术史是不一样的，但归根结底就是：观察前人做了什么，前人怎么做的，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谁的研究是典范，还有什么课题可以做。

我希望在这门课里，让研究生尽可能多地阅读最基本的历史文献和最经典的学术论著，也希望他们能够切实地理解以下三点：（1）目前学术界的心情和思路。这里所谓“心情”，可能是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它刺激着研究某个问题的冲动。这里所谓“思路”，包括了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预设、趋向和途径，分析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查找材料的范围等。（2）能够知道中国学术界有什么困惑和问题，将面对的学术瓶颈是什么。不了解这一点，就不知道从哪里用力。（3）想一想，在古代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史研究方面，为什么有些能够产生影响的问题和话题，不是来自我们，而总是来自欧美和日本。

我们有一种习惯，是不分“学术”和“思想”，笼统地把思想、文化和学术，都写进学术史里面。另外大体上，上古轴心时代思想学术的独立和繁荣，秦汉统一时代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中古佛教传入以及思想世界的变化，隋唐佛教成熟与禅宗兴起以及三教合流，宋明理学兴盛以及程朱、陆王之学的分歧，清代考据学的发展等等，这些在所谓“学术史”的书里有，在所谓“思想史”的书里也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传统中“经学即理学”观念的影响，好像谈论思想不能“游谈无根”，要有学术打底，所以学术与思想不能分开；另一方面是现代中国大学里，还没有对“思想史”和“学术史”做出一个理性、清晰和简单的界说。

不过，尽管古代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往往纠缠在一起，但是到了现代，学术和思想，却常常是分化的。这种分化可以把它称为“现代性”。正是现代，使得各种学科重新划分，使得不同领域的知识，重新呈现、组合、认识。所以，当古代中国的经史子集，在近代被重新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很多混在一起的古代知识、思想和信仰，就要被区分开来。所以我觉得，学术史应该有它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什么才是学术史？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有一个学术史热，现在回想起来，其间还有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人把学术史变成怀旧、抒情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比如对王国维的追忆，对陈寅恪的仰慕等等。这些有时代的合理性，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毋宁说是思想史（也有人说是“生命史”或“精神史”）。现在又出现一个新趋势，就是把学术史，变成学术八卦史，现在各种学者的日记、书信大量出版，更加引起一些人钻头觅缝、寻章摘句，当学术史的索隐派，拿着放大镜在巨人身上找瑕疵，仿佛成语说的嗜痂成癖。

第二个问题，就是学术史研究者，往往缺乏对学术本身的把握，好像总是在学术之外发议论。很多人研究王国维，关心的是他的大清认同、他的精神追求等。但是，很少人真正懂得他的学术。比如甲骨文研究，以及辽金蒙元史的研究。也有很多人研究陈寅恪，但并不真的理解当时学界对于中古史研究以及陈寅恪中古史研究的意义，更不懂得陈寅恪早期蒙古源流和佛教历史研究在所谓“预流”的国际学问中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现在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国际环境，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的国际意义，了解得太不够。其实，很多中国学术史上的问题，特别是现代的学术，不放在国际学术大背景下，是没有办法了解的。比如，满蒙回藏之学以及西北西南民族之学，为什么在二十世纪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等等。

第四个问题是，没有针对当下学术问题，提出新的领域、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学术史不仅仅是“历史”，是过去时的“历史”，也是为了当下和未来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一门学问。

因此，学术史研究的意义，既不是“怀旧”（批判现实），也不是“表彰”（见贤思齐），而在于知道“一代有一代的问题和方法”，大概是四个方面：

1.通过学术史，了解今天我们从事的“现代学术”，是怎样从“传统学术”中转型而来的？2.通过学术史，了解这一“学术转型”的背景和动力是什么？是域外刺激，是学术制度变化，是新资料新方法的推动，还是政治情势、国际环境的作用？3.通过学术史，了解当下学术研究的趋向、理论和方法，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应当改变的？4.通过学术史，看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学术问题，什么是“增长点”的学术领域？

我用了四个“通过学术史”，说明“学术史”也是“舍筏登岸”的“筏”，“得鱼忘筌”的“筌”。研究学术史，最终目的是懂得如何做学术，不是仅仅把学术的历史说一遍。

如何学习中国学术史？

学好中国学术史，要以基本文献阅读为中心，其实精读文献是老传统，可是现在学界心浮气躁。好多学生习惯了读各种“文选”、“参考资料”、教材，不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是他人筛过、拣过、嚼过的二手货。现在，很少有人细细地读完整的原始文献了，所以对于文献的常识就不多了。

我认为还是要去读重要的现代学术论著。因为第一，它们本身就是构成现代学术史的基本文献，现代学术史上像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都应当好好看看，至少要选择重要的、经典的东西看看，大体上就了解了现代学术来龙去脉。第二，还可以学习过去学者是怎样寻找问题、收集材料、撰写论文，“取法乎上”，学这些好的论著，写出来的哪怕“仅得其中”也行。

实际上，在各个研究领域里，我们都会涉及现代人的研究，所以还需要对现代学术史有一个系列的了解，否则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传统的学术领域，要用现代眼光、现代方法、现代取向和现代规范来研究。“现代学术”的阅读部分，我挑选八个重要的学者，分别作为新史学的提倡者（梁启超）、现代历史教科书的写作（夏曾佑）、用西方方式整理中国学问（胡适）、发现新史料和新问题（王国维）、现代性和客观性的历史学（顾颉刚）、史学就是史料学及民族主义历史学（傅斯年）、中国学术的国际预流（陈寅恪）、对传统的温情和强调认同的历史学（钱穆）等方面的代表。我想让大家看看中国现代学术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现代学术手段和眼光来研究古代思想学术和文化？仔细读读后也许更能理解，怎样把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传统和现代学术方法嫁接在一起。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0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