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出自，《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原文如下：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

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後，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

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

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我个人的理解：沈刚伯曾经在史语所做过名为“史学与世变”的演讲，王国维在这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是按着“世变与史学”的角度来概括清代学术演变的脉络。其结论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以国初、乾嘉、道咸观世变，以学大、学精、学新言史学。国势历初创至全盛再至衰微，学术亦随之由致用转专门再转经世。从正面说是，学大、学精、学新；从负面说，学大即是粗，学精即是小，学新即是杂。学大、学精、学新是就历史演变来看，就“世变与史学”的关系，其实就两种，以经世为目标治学和以治学为目标藉以经世，道咸以降之学，实际是二者的混合。

就全文来看，“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论述：

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

盖尝论之，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途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

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国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如龚璱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咸後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

我个人的理解是：在“世变与史学”的思路下，王国维又举不同世变下不同学术的代表人物，国初之学大，以顾炎武为代表；乾嘉之学精，以戴震、钱大昕为代表；道咸以降之学新，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这样，在“世变-史学”的中间，变加上了学者，即“世变-学者-史学”。这是在整体关照下来选择代表学者。代表学者只是该时代的学术风气的突出者，而非该学者开创该学术特征。

学者处不同时代，对时代感受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学术特征。王国维将此原因归结为“其途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时势不仅是政治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一个时代所能提供给学者的治学条件。不仅有制约的一面，也还有促进的一面。

王国维提倡二重证据法时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时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新材料与新问题，是时代对学术促进的一面。然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時，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这又是时代对学术的制约一面。

总而言之，这是一篇极佳的学术史论文，由于王国维本人的“遗老”倾向和本文的祝寿之意，对清代学术多言其美，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

“从正面说是，学大、学精、学新；从负面说，学大即是粗，学精即是小，学新即是杂。”

因而，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王国维的观点。至于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更为详细的著作，可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等专门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