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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要作者，但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渊源很深。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我认识很多该社的编辑，老中青都有。

1985年初夏，我与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夏晓虹结婚，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曾任诗歌散文组组长的刘岚山（1919—2004）于是成了我的岳父。认识不久，夏君赠我诗集《乡村与城市》（刘岚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故第一次家访时，我便与岳父相谈甚欢。那时我们在校都住集体宿舍，每周末回家，晓虹帮助母亲做家务，我则负责与岳父聊天，聊文学创作，聊国际政治，也聊人生经验。此外还有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前世今生。可以这么说，我对人文社的历史及现状（还有诸多人事纠葛）的了解，一点不比该社年轻编辑差。

因我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岳父推荐我拜访早年同事及邻居舒芜先生，以及同住东中街的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偶尔也邀我介入他与老同事（如来访的龙世辉先生）的谈话，让我大长见识。多年后，我参加北京政协活动，与弥松颐先生频繁交流，也是因为岳父的缘故。但有一点，与这几位前辈的交往，只是增进了我对人文社的理解及认同感，与我在该社出书没有任何关系。

我与人文社的另一重因缘，来自夏晓虹在该社当编辑的四位同学，即龚玉、宋红、王小平和杨柳。我本科及硕士就读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到北京后孤立无援，于是被北大中文系七七级文学专业热情收编——夏晓虹的同学聚会，我常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可即便彼此很熟，龚、宋二位从未向我约稿。王小平八十年代后期约编林语堂文集，被我转化成“漫说文化”丛书，本可愉快合作，没想她华丽转身，跑美国念书去了。作为宗璞“野葫芦引”长篇系列的责任编辑，杨柳与我不无联系，但也只是邀我敲边鼓，帮助宣传《北归记》等。

真正促使我与人文社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其实是社长兼总编陈早春（1935—2018）。陈先生1964年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等。1988年8月11日至1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牡丹江师院中文系三家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畔，联合召开了“中国文学史（古、现、当代）研究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四十名学者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会议期间，陈先生以人文社名义召开了征求意见座谈会。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作者心目中地位极高，虽然社长礼贤下士，大家还是不好意思开口。那时还不流行给领导乱戴高帽，以为既然是征求意见，那就应该以批评为主。大概自以为知根知底，加上年少气盛，我率先打破沉默，批评人文社过分重视编纂老一代作家文集，而忽略了文坛及学界的新生力量。身处急遽转型时代，人文社须调整出版策略，不能老是论资排辈。面对年轻人如此挑战，温润儒雅的陈早春先生不以为忤，还连连点头，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参见李庆西《开会记》，《书城》2009年第10期；陈平原《遥望八十年代》，《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

其实，人文社对我是相当关照的，此前早已约稿，两个月后，也就是1988年9月，我与黄子平、钱理群合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该书属刚创立的“现代文学述林”丛书，未列责编，但我记得很清楚，是王培元在操作。他本来就是学现代文学的，1984年底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任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编辑室主任，著有《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在朝内大街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等。

据说陈早春先生回京后，曾专门召集会议，转述我的批评，并积极布置向年轻一辈作家及学者约稿。这才有我1992年3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此书出版很顺利，以至我都忘记是如何与责编打交道的。翻开版权页，责编是杨国良，实在记不起来，借助百度，方才晓得此君1987年至1992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1992年参与筹备创办《中国证券报》去了。

我2004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当代中国人文观察》，责任编辑是人大博士、后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李建军，这我记得，但似乎编辑过程很简单。因为此书属于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组织的“鸡鸣丛书”，共十册，丁帆主持，董健撰写总序。此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规定动作，而我是这个基地最初的外聘专家，故应邀加盟。

从策划、组稿到成书，过程较为复杂的是十卷本“漫说文化丛书”。此丛书编选及刊行于特殊的历史时刻，故多有曲折。虽然当初被评为最佳选题，但因不够畅销，人文社无意继续经营，于是有了日后另外三个版本，即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版，2018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版，以及2020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版。2018年10月，乘新版刊行，钱理群、黄子平和我三位编者相约燕园，举行了“漫说文化三十年座谈会”。其中，我谈及此丛书的出版机缘：“之所以做这个事情，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后来成为作家的王小平，她让我编林语堂文集，我谢绝了，因为投入那么多时间，似乎不太值得。我对编专题文集有兴趣，出版社表示支持，真正做的时候，负总责的是副总编李昕，他后来当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又成为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李昕对这套书很有贡献，所以首先要感谢。老钱刚才说外部环境很不利，可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顶住了。你想，1990年出版前五本，1992年出版后五本，都给做成了，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胆识，包括像李昕这样的编辑。”（参见《三人谈——落花时节读华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第2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此外，我还应邀为中国出版集团组织的“中国文库”编《王瑶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那书的责任编辑是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散文家杜丽。杜丽的妹妹杜玲玲恰好是我指导的第一个硕士生。去年的某一天，玲玲来电话，说人文社在处理杂物，杜丽发现一只老旧的四脚木凳，右边题“文学”，左边写“食堂”，背后贴着白纸条，上书“刘岚山”三字，问是否留下来。晓虹赶紧说要，到手一看，正是父亲熟悉的笔迹，估计是“文革”期间经常集中开会，每人固定一只凳子，那时留下的印记。

如今，这只饱经沧桑的凳子就大模大样地安放在我家客厅，虽与周边环境不太协调，却见证了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深厚交情。

2020年12月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