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应邀为老朋友李庆西的新作《水浒十讲》撰写序言，对我来说，可是战战兢兢。为什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加盟《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新人文论”丛书、“学术小品”丛书，到九十年代起为《书城》杂志写稿，李庆西都是我的责任编辑。我深知这位朋辈阅读趣味广泛，不受潮流左右，且横跨文坛与学界，眼光很刁，评价苛刻。我给稿子时，都会加上一句：“可用可不用，尊重你的判断。”这回轮到我当评判，既不能“打击报复”，也不便“高抬贵手”，得向他学习，秉持公心才是。可要做到这一点，须对他的论题有足够深入的了解——恰好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把握。

在外人看来，既然是中国文学教授，你谈《水浒传》应是举手之劳。殊不知，正因为是经典，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反而让人不敢随便开口。像李庆西一样，我也是小时候特别喜欢读《水浒》（当然也是按金圣叹节本整理的七十一回本），山村插队时，春节期间给乡亲们“讲古”，说的正是梁山好汉故事。成为中文系教授后，因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和《中国散文小说史》，对此多少有所涉猎。

不过，真正下功夫是在2003年初春，为准备参加五月耶鲁大学会议，我正撰写《图像如何阐释小说——以〈水浒传〉为中心》。明万历（1573—1620）至清顺治（1644—1661）年间，章回小说《水浒传》曾广泛流通。在众多传世的版本中，不乏兼及图像与评点者，更有所谓“回各有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为论，搜翰苑之大乘”（熊飞《刊刻英雄传缘起》）。此前学界对此复杂的版本演变过程，多从追本溯源的角度立论，清理繁简两大系统，争执二者孰先孰后。至于文学批评史家，则对托名李贽的序跋或金圣叹的评点感兴趣，希望由此建立“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拙文拟另辟蹊径，注重的是章回小说在传播过程中新的意义的生成，故选择八种晚明清初出现的兼有图像与评点的《水浒传》，探索同一故事在接受过程中的变异、转移与增殖。论文准备从文学史而非美术史的角度处理图像资料，将其与评点、序跋等文学批评相对照，发掘图文之间潜在的对话，以及可能存在的极大缝隙。很可惜，SARS突然爆发，举国上下忙于应对，美国方面通知我不用与会了，论文于是束之高阁。多年后重读文章大纲，对自己那半途而废的研究工作深感遗憾。

正因有此特殊阅历，我对庆西兄的书稿不算太陌生。可还是几次拿起又放下，直到临近出版，不能再拖了——没想到，刚动笔又碰上了触目惊心的“新冠肺炎”疫情。猛然间想起，《水浒传》的楔子正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看来，谈《水浒传》这个话题，可真不轻松。

好在庆西兄别有慧心，居然将如此沉甸甸的话题，写成了一册轻松活泼而又暗藏机锋的著作。十多年前，我撰《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现代中国》第五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提及百年中国学术，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进展最为神速、成绩最为突出的，当推小说研究。此领域为何充满活力，就因为耕耘于此的，不仅有学院中人，更包括很多跨界的爱好者：

在小说研究领域里，不仅有专治此学的专家，更有许多“黑马”——后者自有主张，毫不理会原先的研究阵势与理论预设，随意发言，神出鬼没。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里，最容易遭受“突袭”的，莫过于小说。你可以说谁是小说史专家，但不能说谁不是研究小说的——不管他的身份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学家，你最好都不要下这一结论。就像政治学家萨孟武撰《水浒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三书，虽谦称“不是‘太太式’的，而是‘姨太太’式”的写法（参见萨孟武《水浒与中国社会·自序》，见《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水浒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你也不得不承认其别有洞天。正是这种任谁都敢插嘴、因而显得有些乱哄哄的局面，使得小说研究充满生机与活力。各路英雄纷纷登场，不管是专业的还是“爱美的”（amateur），谁都想表演一下自家拳脚，小说研究园地于是一片繁荣景象。

这种“别有洞天”的小说史著，如今又添了一部，那就是庆西兄的《水浒十讲》。

说庆西兄“非专业”，只是相对于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专业壁垒——任何一个稍为像样的话题，都挤满了亟待发表论著的博士及教授。这与三十多年前庆西兄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水浒传〉主题思维方法辨略》的状态已截然不同。就连我这样长期在大学中文系教书但不做明清小说研究的，若谈论《水浒》，也都被视为“业余作者”。

是否“专业”，单看引文及注释，当即可以判定。庆西兄除了偶尔引一点鲁迅、胡适、郑振铎、胡士莹，基本不与当下学界对话。不查中国知网，不引最新论著，如果写博士论文，这肯定会被挑剔。可作为作家兼评论家，庆西兄凭借丰富的文学经验，撇开众多二传手，直接与原著搏击，更能呈现自家立场及趣味。这让我想起北大中文系吴组缃、林庚两位老前辈，他们是小说家或诗人，谈《红楼梦》或唐诗时，更多凭艺术直觉，也不怎么引经据典。读多了教授们四平八稳、重床叠架的学术著作，再看这些作家兼学者直指人心的论述，顿觉神清气爽。后者虽有偏见，但多启迪——在我看来，这比连篇累牍的征引与转述更难能可贵，尤其是在专业化已成潮流的今天。

要说论著的贡献，有的讲究知识积累，有的追求人生智慧。宗旨不同，路径自然有异。《水浒十讲》也会讲讲版本演进与历史溯源，如谈论宋江形象及水浒食笺时，特别辨析元剧水浒戏与日后小说定本的差异，但这明显不是作者用力的方向。此书最大价值，还是在对小说主旨的辨析。

作者对《水浒传》的解读，从“文革”后期的政治寓言，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主题探寻，再到近年“努力从文本本身去理解作品的叙事意图”，几十年的“水浒阅读史”，照作者自述，乃“是一个正反合过程”。在作者看来，书中重建伦理秩序的救赎之义至关重要：“梁山泊的公平与正义诉求，不但具有反抗的目标，亦是试图将江湖道义链接儒家仁义忠恕的政治伦理，进而融入和改造王权体制。”宋江的政治抱负只能在体制内去实现，招安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于他及其诸多同道来说，上山就是为了下山。这一点并不难领悟，问题在于，如何将梁山英雄之标榜“替天行道”，与历代儒家的提倡“大道为公”相缝合，使得体制内外的变革可以互相勾连？

自胡适揭出“三国”“水浒”等章回小说历史演进的进程，谁都明白，谈论此类几百年间演进而成的名著，如何弥合不同来源的文本，乃成败的关键。庆西兄认定并努力掘发“小说家整合之前水浒叙事的妙旨，以及缘自太史公那种以江湖融合庙堂的叙史立场”，这点很具创见。因为，明清以降，表扬《水浒》者，多喜欢将其比附《史记》；但他们所谈论的太史公笔法，其实是叙事技巧（我也不能免俗）；而庆西兄希望揭示的，则是江湖融合庙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关键在于，王权体制之外，是否还能有应世之道？司马迁表彰“任侠”与“养士”，有意无意都是在挑战皇权的大一统，这一点与《水浒传》那种“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乌托邦想象，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儒生的死谏与游侠的反叛，同样是为了恢复传统的纲常礼教，故全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明明是“强盗讲给强盗听的故事”（借用孙述宇的说法），偏要从中读出儒生的理想社会设计，不仅仅因水浒故事本就来源复杂，主题具有多义性，更因作为读者的李庆西，“在许多无聊的夜晚，我重新翻开《水浒传》，又看见许多杀戮，许多血和许多泪，徒生许多无奈的感慨……”说白了，这不是纯粹的古典小说研究，其中包含了作者对中国政治及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这才能理解，为何一部谈《水浒传》的著作会引述洛克的光荣革命或霍布斯的政治设计——这些岔开去的笔墨，表面看有点突兀，可这正是作者思考问题的重要支点。

谈论救赎的题旨，隐约可见作者的社会关怀，难怪李庆西说六十岁后重读《水浒》别有体会。“作为想象的产物，这般叙事不啻礼失求诸野的沙盘推演。从山林到廊庙，宋江所想的不是彼可代之，而是一厢情愿要成为国家之栋梁，并以升级版的江湖道义改写儒家的礼治精义。建构这样一种理想，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意概。”阅读至此，不知你我是否废书长叹，像庆西兄那样思接千古。在第一讲《“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中，有这么一段：“其实，《水浒传》也是一部极富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中国作品。五百年来它流行于人稠地广而灾难深重的汉语文化圈，以羼杂着传奇、史诗与悲剧意味的英雄话语教化民众，给一个精神失落的民族带来了自我救赎的慰藉。”思考“自我救赎”的合理性与可能性，而不是《水浒》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我相信乃作者撰写此书的内在动力。

以上关于“救赎”的思考，放在古典小说《水浒传》的视野里，可以意会，但很难敲定，这就难怪《水浒十讲》采用的是随笔体，且都在《读书》《书城》等非专业性杂志发表。作者毕竟出版过《人间笔记》《不二法门》《大风歌》等小说集，会写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但我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在文化史视角及文章笔墨背后，蕴藏着作者对于中国历史及现实的深入思考。

2020年1月3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水浒十讲》，李庆西著，文汇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