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通过对外部世界主要是西域与中亚地区的涵育式拓展，在多渠道的中外交往过程中，物质贸易与文化交流都双向展开，构建起了一个以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的具有良好国际秩序的世界性帝国，树立了前近代国家对外交往的典范。唐朝对外交往世界格局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富足强大的综合国力、开放进取的社会心态以及多元包容的社会结构。

【关键词】唐朝 对外交往 双向互动 世界格局

作者：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院教授

民富国强的综合实力与对外交往的国际责任意识

唐朝在与世界各国交往的过程中，主动承担起当时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和义务，在大多数情况下赢得了交往各国民众的信任与尊重。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尊重基础上的交往，使得实力强盛的唐朝能够实现涵育式的拓展，即在军事和政治控制向外发展的同时，建立起不同模式的超越零和博弈的混合体制，包括大量设置的羁縻州县一类纳入州县体系但不改变其部落体制的羁縻制度、安西四镇一类介乎州县与小邦国之间的胡汉双轨制，以实现一种相对和平的融合，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秩序。例如，为了实现对行用不同体制的拓展区域的有效统御，尤其是对西北“诸蕃”的实际控制，唐朝从唐太宗开始依托“天可汗”的名号通过玺书对广大西北地区的部族行使实际上的统治权。

相对于盛唐时代的综合国力来说，唐朝前期的财政经济还有一定的困难，很难说是民富国强。但是由于唐太宗君臣处置得当，态度坚决地攻灭高昌，还是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打通西域进而连接欧亚世界体系的关键问题。唐高宗时期，随着国力的加强，唐朝加强了在高昌以西的天山南北地区的统治力量，疆域也不断拓展。显庆三年（658）唐朝打败西突厥汗国，包括葱岭以西广大中亚地区在内的整个西域的宗主权从西突厥转归唐朝所有，唐朝把安西都护府从西州移到龟兹，并设安西（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安西四镇”。

随着阿拉伯大食帝国的崛起和伊斯兰的东征，原本与中国有着密切交往的波斯萨珊王朝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在萨珊波斯被大食灭国后，逃到吐火罗（今阿姆河上游阿富汗北部地区）的萨珊王子卑路斯率领波斯流亡政府一直坚持与大食抗争，并不断向唐朝遣使求援。据《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记载，“龙朔元年（661），吐火罗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军府百二十六，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圣德。帝从之”。但是，唐朝支持下的波斯流亡政权和吐火罗等国家无法抵抗住大食的侵逼，卑路斯本人连同一批波斯贵族亦于上元元年（674）逃到长安，四年后病死在长安。唐朝又册立其子泥涅师师为波斯王，并派遣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将波斯新王护送到吐火罗地区。泥涅师师在吐火罗地区坚持抗击大食达二十余年，到中宗景龙二年（708）再次回到长安，被唐朝任命为左威卫将军，不久病死于长安。

随着安西四镇的设置及其在武则天时期的最后稳定，葱岭以东的安西地区成为唐朝军政体制内的疆域，而西域则指葱岭以西的包括吐火罗、粟特诸国在内的唐朝属国范围。甚至在葱岭以西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古城）也曾经作为“安西四镇”之一。随着“西域”范围的西移，唐朝在中亚地区设置的距离长安最远的羁縻州到达了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唐朝在7—8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掌握着中亚地区政治军事的控制权和丝路交通线东段的主导权。

唐朝前期在西域的开拓无疑是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依托的。从贞观到开元年间，唐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包括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进而支撑起其在欧亚大陆东部的大国和强国地位，并发挥着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作用。

开放进取的社会心态与对外交往的内部原生动力

唐朝与外部世界加强交往的动因并非如秦汉帝国一样源于军事抵抗或征服的目的，而是具有强劲的内部原生动力。这种动力很大程度源自唐朝开放进取的社会心态。唐朝开展对外交往的背景是，此前南北朝多个政权的分立和隋朝的短暂统一，各个分立政权在世界舞台上相对弱小；业已完善的连接拜占庭和东亚世界的中西贸易网络，由中亚各粟特政权所主导。对于唐朝来说，一个繁荣发达的中西贸易网络近在咫尺，只要控制了通往西域的交通主导权，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贸易网络托起的世界体系之中。从种族与文化上都与突厥等北方民族进行了高度融合的隋唐时代的政权与社会，与中亚地区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社会之间并无大的隔阂，隋唐政权对于了解外部世界进而重组贸易体系具有强烈的愿望。

《隋书·裴矩传》记载了当时西域诸国至张掖互市的贸易盛况和隋朝打通中西贸易道路的迫切愿望。“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裴矩在《西域图记》的序文中明确记录下了通过访问周游欧亚诸国的富商大贾而描述的三条东西交通线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裴矩能够相对清晰地描述出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到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等海域（裴矩所谓“西海”）的欧亚国家之间的交通线路，其中的地名大都可以考实，正说明他通过访谈商胡得到的信息相当准确，证明当时以中亚为中心的中西贸易网络完善而发达。但是由于突厥和吐谷浑分别控制着西域各政权，“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导致了中国与这个贸易网络的隔绝。所以隋炀帝要巡行河西，在燕支山会见高昌王、伊吾吐屯设等及西域各国二十七国君长，进而攻打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实现打通与裴矩描述的世界贸易网络交往通道的目标。后来唐太宗时期攻打高昌、消灭吐谷浑及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对西突厥的战争，都是为了打通与维护同以中亚为中心的欧亚贸易网络的有效联系，建立起对这个贸易线路东段的控制权。

唐太宗同样表现出了解西域和外部世界的强烈兴趣。《资治通鉴》记载了唐太宗讽刺来自西域的胡商“剖腹藏珠”的愚蠢行为，正如同唐人小说中有众多包括波斯、大食和其他西域胡人在内的所谓商胡（贾胡）身亡珠存的故事一样，这个笑话本身正是当时大量西域胡商在唐朝经营长途贸易的生动体现。唐太宗张口即来的胡商题材故事，是其了解西域和外部世界强烈意识的表现。玄奘西行取经回到唐朝后，唐太宗表现出了高度的热忱，在《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全唐文》卷八）中明确表示，虽然自己对佛教经文无法深入了解，但“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玄奘获得的西域地理知识和交通状况，令其挂怀。《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三年，“是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作《王会图》，从之”。《新唐书·百官志一》记尚书兵部职方郎中之职，“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职方司与鸿胪寺的这项职能，应是从唐太宗同意颜师古作《王会图》之后开始成为制度的。不仅前来朝贡的蕃客要接受鸿胪寺官员的讯问并留下文字和图像记录，出使远邦绝域的使者回朝也需要报告见闻及各地风俗，“使绝域者还，上闻见及风俗之宜，供馈赠贶之数”（《新唐书·百官志》尚书礼部主客郎中员外郎之职条）。唐高宗在打败西突厥汗国后应逃亡在吐火罗的波斯王子卑路斯之请，遣使王名远至吐火罗设置州县，他在出使回朝后进《西域图记》，证明了这个规定的有效执行。“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新唐书·地理志下》）。一个长期在西部边陲担任军事统帅的人只有对照《西域图》才能说出十几个外蕃国家的名字，说明到了天宝年间唐朝在西域和中亚的实际控制力已经由于大食的东扩而大为减弱。而唐玄宗任命王忠嗣为鸿胪卿并向其询问诸蕃国远近，其对外蕃了解和交往的迫切心情不言自明。

唐前期几代君主对外部交往的强烈愿望，实际上是当时开放进取社会心态的集中反映。诗文创作和笔记小说反映的情况，以及大量出土的外来器物包括拜占庭和波斯的钱币、玻璃器以及粟特金银器等，都表明唐朝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外来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正是这种开放进取的心态，使得唐朝迸发出强劲的对外交往原动力。

多元包容的社会结构与对外交往的世界主义胸怀

唐朝对外交往的繁荣，体现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不仅在交往的地域上跨越亚欧大陆和东西洋，在交往的原则上也能做到无论种族与文化，一视同仁，互相尊重。尤其在文化交流中做到有出有进，双向互动，在输出自身律令礼仪与文化典籍的同时，大量吸收世界各国的宗教与艺术。中外文化在唐朝交融互动，产生出绚烂夺目的时代光辉。中国之所以在唐朝时期出现如此博大恢弘的世界主义胸怀，与其经过长期民族融合和剧烈阶层升降而形成的多元社会结构和包容社会心态密切相关。

唐朝君臣在对外交往和现实生活中能够抛弃中华与夷狄的隔阂，尊重并吸收各国的文化习俗，尊重各国的法令，《唐律》对涉外案件的处理作出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人小说《御史台记》记载，贞观年间，长安金城坊发生了一起疑似案犯为胡人的盗窃案，雍州长史杨纂接到报案后的判决意见是“京城诸胡尽禁问”，即将全城的胡人全部抓起来审问。担任雍州司法参军的尹君表示反对，拒绝在文书上连署，理由是“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他建议“请西市胡禁，余请不问”，缩小搜查盘问的范围，不能对胡人打击一大片。作为上级的杨纂要求尹君服从，签字连署，在对峙中沉吟片刻后，杨纂最后签署了这样一行字：“纂输一筹，余依。”表示听从尹君的意见。唐太宗闻而笑曰：“朕用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伏得几筹”（《太平广记》卷249）。贞观君臣之间的这个诙谐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社会对外国人的包容与尊重。

《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开元初，大食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担任宰相之职的张说主张对四夷使者“当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也”（《新唐书·张说传》），同样体现出对四夷使者与外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都表明，唐朝对外来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心，在唐朝生活的外国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介入深广，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帝国”。

考古文物资料证明唐朝与阿拉伯世界的海上贸易往来非常发达。在中世纪波斯湾著名港口尸罗夫（Siraf）港发现的陶瓷之中，长沙窑外销瓷格外引人注目。“黑石号”沉船上装载的6万多件文物，大都是具有西亚风格的唐朝瓷器，这些瓷器应该是阿拉伯人在唐朝定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广州南海舶“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据出土墓志可知，杨良瑶在德宗贞元元年（785）曾受命出使位于阿拉伯半岛的黑衣大食，他从广州出发，泛舟大海，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联络大食、夹击吐蕃的政治使命，返回唐朝。

唐朝前期对外关系呈现出相当宏大的世界格局，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以及阿拉伯大食的崛起，两个帝国内部的有效治理体系包括发达的交通系统，使得双方的直接交往表现为对整个欧亚世界的涵盖。而且，陆路交往促进了海上的交往。随着城市和商业的繁荣、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南方地区天然港口在新的经济地理格局中重要性的提高，到了唐朝中后期，海外贸易尤其是与东南亚、印度和波斯湾地区之间的新兴海上贸易活动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开始通过海上大宗商品贸易与一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系发生关联。（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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