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别集》中记载了一件以南戏复仇的真事。永嘉有一恶和尚祖杰，强占民女，为掩人耳目，又将女子假配与庙中俞姓和尚的儿子。俞的儿子不甘邻人嘲笑，携妻出逃，惹恼了祖杰，将俞家并女子以及所怀骨肉斩尽杀绝。随后，他又贿赂官府，平息血债。民间愤愤，书会“唯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剧目为《祖杰工文》，在永嘉各地上演，甚至一直唱到临安，众口难掩，众怒难犯，最终，官府法办了恶和尚祖杰。

伸张正义的，不是官府，而是书会。没想到，民间诉求凭借“书会”得到伸张。

南宋的早期书会，由文人学士创办，是为了对应科举考试而自发形成的读书讲学的民间社团，类似乡校、家塾、会馆，永嘉状元王十朋，就曾在书会中治学，即复习高考。书会除了培养向上高升的众多进士外，还孕育了民间的书会组织形式。初始的书会，讲学问学，意气风发，互相砥砺，最终要科举高中，谓之“鲤鱼跳龙门”。

可那些越不上龙门的落第秀才们怎么办？他们只有在书会里，一边复习功课准备第二年再考，一边写剧本。事实上，北宋以来市井文化所孕育的平民精神，在南宋得到了充分显现。书会里讲读以备登第的秀才们，厌倦了年复一年的复习考试，眼光开始转向民间，自己也要谋生，便索性不再参加科考了，开始转化为下层文人、民间艺人，以写剧本为终生职业，既可以维持生计，又可以自由施展民间话语，还可弥补民间戏文编剧的不足，成为南宋民间一份不错的产业。他们直接导演了书会性质的演变，将书会演变成编写话本、戏本、曲艺的文艺行会。当时有名可考的书会有：御京书会、元贞书会、古杭书会、永嘉书会、九山书会。就这样，科考不中的举子们，愣生生把个弦颂吟诗的书会，逐渐演变成与科举无关的编写话本、戏本、曲艺的文艺行会组织。

▲宋朝的“曝书”

剧本反映现实，科举考试为秀才们编剧们提供了大量素材。为适应文治政策，北宋科举考试扩大招生，大规模向寒门子弟开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励志口号，频频酿成人性的灾难，几乎成为人人都会背诵的悲情戏词。它更野，更率直，表达了来自民间的话语权利。不过，因有伤风化，政府开始禁演。据《漳州府志》说，朱熹知漳州时，亦曾禁演当地的南戏。

宋元戏说，都出自书会，从南戏到北曲，均由书会才人主笔。

如果说书院是民间思想者以学术为目的形成的士人团体，那么书会则是民间文艺者以艺术为目的形成的才人团体，士人与才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士人作为精英，有着制度安排的政治仕途，处于上层建筑，而才人则活动于社会基层，要在经济基础里安身，从市场需求中立命，两者之间隔着一道科举的门。

二

就大体而言，进了科举的门，就成为士人，进不了的就去做才人。

士人隔着科举的门缝看，当然要把才人看扁了，才人从科举的门外瞭望，所见不确，难免也会看走形，才人对士人若有不满，“负心戏”便是才人的拿手好戏。

书会剧本内容大多是揭露“田舍郎”负心的故事，落第秀才们也最熟悉这样的故事，如《张协状元》，是目前留存下来的唯一完整的南戏样式，编剧是南宋温州的九山书会，因存于《永乐大典》的残卷中而幸存下来，被誉为“中国第一戏”和“戏曲活化石”。

《张协状元》第一出“末白”“水调歌头”：“但咱们，虽宦裔，总皆通，弹丝品竹，那堪咏月与嘲风。昔会扬科使砌，何必搽灰抹土，歌笑满堂中”。又自白“满庭芳”：“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酬酢词源浑砌，听谈论四座皆惊……《张协状元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

以上，九山书会通过“末”“生”两个脚色向观众自我介绍：我们是宦裔子弟，能弹琴吹笛，能诗词文咏，能编写剧本，能化装表演，还要与其他书会竞赛，争夺魁名。

其实，“书会”才人编写剧本时，便开始了士人与民间合流趋势。九山书会编撰的《张协状元》便是妥协的典范。张协负心再也没有死于非命，而是在曲折迂回的戏剧效果中，让王贫女与负心郎张协状元最终走到一起，给观众一个大团圆的交代。九山书会自称有“教坊格范”，表态向宫廷乐坊靠拢。

在许多的书会中，永嘉书会因《白兔记》而流芳至今。永嘉书会不再写“负心戏”，而是开始编写“孝义”题材的剧本了，意味着剧本的价值取向开始在民间与士人的合流中普世化。1967年，在上海嘉定宣氏墓中发现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北京永顺堂刻本《刘知元还乡白兔记》，内有“亏了永嘉书会才人，在此灯窗之下，磨得墨浓，蘸得笔饱，编成此一本孝义故事”。

南戏《荆钗记》应该是出于宋元间永嘉书会才人的手笔，作品以永嘉进士王十朋为主角，写他家贫志高，以荆钗聘娶钱玉莲，夫妇却感情至深。王十朋中状元，宰相万俟卨欲招他为婿，十朋以家中有妻拒之。一番曲折后，待荆钗重现，夫妻团圆。与早期“负心戏”截然相反，正面树立了寒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样板，在开始重塑士大夫形象中，确立另一种价值认同。

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南戏承担了一种普世的道德关怀，在趋同的价值追求中，在士人的整合下，南戏走向儒雅之途。王十朋也成为朱熹从永嘉学人中树立的道德标杆。

书会在合流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完善，编剧有“先生”“才人”“名公”“老郎”之专称，分工明确，他们经常流连于勾栏、瓦舍以及宗祠戏台的前后左右，与艺人交流，在观众中采风，剧本里才有人性的袒露、人情的剖白、人间的冷暖，句句是本色语，感发人心，妇孺皆喻，在舞台上勾勒出现实社会的剪影。

三

像书院一样，元初，书会也北上，都在元大都扎了根。最早的书院，就是窝阔台时期的太极书院，而最早的书会，则说不太清楚。不过，在《错立身》戏里，才人自称“一管笔如飞，真字能钞掌记，更压着御京书会”，“真字”即正楷，“掌记”乃剧本。能以正楷写剧本，在书会里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说明才人那一手字可以像士子那样去参加科举考试了。《错立身》出自“古杭书会”，其中提到与之同时的另一家书会——“御京书会”，说明当时一南一北两个书会中心已经出现，南有古杭，北有御京。

“御京”二字表明，御京书会就在京城，在元大都，陈万鼐指出，“御京”与“玉京”同音，如皇帝“御旨”亦称“玉旨”。以此，我们认为，御京书会很有可能就是玉京书会，对它的称呼，或内外有别，在大都内，人称“玉京”，对外则称“御京”，强调书会的皇城身份，突出书会的中心地位。敢说“压着御京书会”者，必是吴越才人。

玉京书会的班底，都是燕赵才人，而其主持，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的总编剧总导演还兼着演员、后来被称为元曲四家之首的关汉卿。

还有一家，叫“元贞书会”，也是一班燕赵才人搞的，也起了个向皇朝国号靠拢的仿佛皇亲国戚身份的名字，它的名字跟国号一样，都是从《易经》里来的。

文学史上的元曲四大家，就在这两家书会里，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以他们为主流，用了传统士人眼光，将他们放在唐诗宋词一脉上，作为元曲代表来写。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