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 | 沈懿轩：中国古代民间治牙“妙法”：“捉牙虫”-米儿火

敦煌196窟的晚唐壁画《劳度叉斗圣变》（局部）中的《揩齿图》

牙痛是人类最常见的口腔疾病，而且远古时代就已经在折磨人类了。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遗址中，就发现了许多患有龋齿和牙周病的人骨。现代医学告诉我们，牙痛多与口腔细菌有关。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也隐约意识到牙疼是由于某种小虫子在作怪。

隋代医学家巢元方等人于7世纪初完成的《诸病源候总论》，是一部专门研究各种疾病病因及症候的中医经典著作。该书卷二九写道，牙痛的病因有两种，一种是由于“髓气不足，阳明脉虚”；另一种则是由于牙虫而引起的，“虫食于牙齿，则齿根有孔，虫居其间，又传受馀齿，亦皆疼痛”(南京中医学院校释《诸病源候总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604-605页)。书中还写道，对于第一种原因引起的牙痛，可以用针灸来治疗，但对于第二种牙痛，只能用药物把牙虫杀死，才能止住疼痛。

既然牙痛是因牙虫造成的，那么捕杀牙虫就成了治疗牙痛的关键。为此，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多种治牙虫的方法，下面略作介绍。

第一种是药物。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卷二二中收集了许多治牙虫的药方，其中不少药方中配有细辛。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在药店里找到含有细辛的牙痛药。不过，也有的药方显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例如书中所介绍的“鸡屎白以醋渍煮，稍稍含之瘥（chài）”（高文铸校注《外台秘要方》，华夏出版社，1993，420页）。

第二种是熏烫。《外台秘要方》卷二二收录的“杀齿虫方”是：“雄黄末，枣膏和为丸，塞牙孔中，以膏少许置齿，烧铁篦（bì）烙之，令彻热，以瘥止。”（《外台秘要方》，422页）此方想必颇为残酷，一般患者恐怕难以忍受。相比之下，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一七中所收录的方法要温和多了，“用天仙子一撮，入小口瓶内烧烟，竹筒引烟入虫孔内，熏之即死，永不发”（中国书店，1988，21页）。

第三种是针灸。元朝王国瑞在《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写道：“风牙虫蛀夜无眠，吕细寻之痛可蠲（juān）。先用泻针然后补，方知法是至人传。”这里所说的“吕细”是穴位名，其位置“在足内踝骨肉下陷中”（李宁点校《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92页）。

第四种是巫术。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名著《千金翼方》卷一一中，推荐了几种治牙符咒，例如：“人定后，向北斗咒曰：北斗七星，三台尚书，某甲患龂，若是风龂闭门户，若是虫龂尽收取，急急如律令。再拜，三夜作。”（王勤俭等校注《千金翼方》，第二中医大学出版社，2008，254页）这个方法固然简单易行，但估计是不会有什么疗效的，最多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

第五种就是设法直接把牙虫活活捉出来，即“捉牙虫”，也有的称其为“撬牙虫”，如清末满族作家文康在《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八回中就写到，涿州的天齐庙里就有“许多撬牙虫的、卖耗子药的”。捉牙虫主要流行于民间，执业者通常为女性，被人称为“药婆”。在清朝乾隆年间王初桐所著的《奁史·术业门》中有如下文字：“药婆，今捉牙虫，卖安胎、堕胎药之类。”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三姑六婆》中也提到了“药婆”，由此推测，捉牙虫的方法在元末就可能已经出现了。

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捉牙虫的资料很少。推测其故，大概由于此种赖以谋生的独门绝技只能私下口头传授，不能写成文字公诸于众。圈子外的人们，根本无法了解其奥妙，更无法载录。普通的学者，或许还会觉得这种司空见惯的江湖骗术根本不值得书写。倒是鸦片战争后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一些西方人，出于好奇，留下了关于捉牙虫的一些记载。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英国传教士哥伯播义（Robert Henry Cobbold）的著作。

哥伯播义是英国安立甘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名牧师，他于1848年4月到达上海后转抵浙江宁波，此后长期在此生活。1851年，哥伯播义返回英国。两年后，携夫人再次来到宁波，直到1857年才与家人一起离华返英。哥伯播义是宁波方言拼音方案的推行者之一。他除了撰写《真理摘要》等中文著作外，还出版过英文著作《中国人自画像》（Pictures of the Chinese）。此书不仅可读性极强，而且配有大量插图，形象而生动地记录了19世纪中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书中有“有效的疗法”（the Infallible Remedy）一节，专门讲述捉牙虫（图1）。

图1 哥伯播义书中的捉牙虫图

哥伯播义（图2）在书中把捉牙虫的妇女称作“女郎中”（female quacks），认为她们的特征是：小脚，发式整洁，随身携带长柄雨伞。她们不停地喊着“捉牙虫，捉牙虫”，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此外，如果遇到别人的暴力攻击，她们也有很强的自卫能力。哥伯播义了解到，“这些女郎中认为牙痛通常是由小小的蠕虫或蛆虫引起的；这些牙虫的巢穴就位于牙齿的根部，如果把它们从牙根赶走或劝诱出去，那么持续的疼痛就会立即停止。但如何捉拿牙虫则是其行业秘密，她们对此守口如瓶”。

当时生活在宁波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对神秘的捉牙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出现了热烈的争论。哥伯播义的一位朋友认为，这一定是骗人的把戏，因为西方医生根本没有在牙床或牙齿里发现过这样的虫子。但英国领事馆的一位外交官却对捉牙虫深信不疑，因为他曾亲眼目睹过。哥伯播义本人对此半信半疑。他说：“在宁波一带约有两千位妇女以捉牙虫为业，如果都是江湖骗术的话，她们如何谋生呢？人们会愚蠢到没病也要去找她们看病吗？如果捉牙虫没有任何疗效，人们会傻傻地掏钱给她们吗？”

图2 哥伯播义像

生活在宁波的一些西方人也曾体验过捉牙虫。有位西方女子牙痛难忍，在宁波的英国医生对此束手无策。病急乱投医，她后来请来了捉牙虫的女郎中，结果很快把牙痛治好了。在场的一位西方船长出于好奇，谎称也患了牙痛。女郎中居然从这位船长的口中捉出了大约二十条虫子。此外，为了防止女郎中们串通一气，西方人曾要求女郎中单独一人在房间里徒手捕捉牙虫。出人意料的是，女郎中还是从病人口中捉出了牙虫。这种治疗方法如此奇特而神秘，促使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特地搜集了一些牙虫标本，将它们小心翼翼地保存在酒精中，邮寄到美国的博物馆去展览。

哥伯播义最后决定自己也去试试。一天，当哥伯播义与几个西方人在中国先生指导下学习中文时，听到街上有人在喊“捉牙虫”，于是佯装牙痛，将女郎中请进屋里，并且答应付给她优厚的报酬：每一条虫子三便士。他们先请她为中国先生捉眼虫。只见“女郎中从头发上拔下一根发亮的钢针，再让人从厨房拿来一根筷子。她一手捏钢针，一手握筷子，两手交替摆弄，用钢针从中国先生的眼中挑出了一条像蛆虫那样的大肥虫。接着，那位女郎中又从哥伯播义一个朋友的口中捉出两条牙虫。最后，她从哥伯播义嘴里捉出一条牙虫。当哥伯播义等人要求继续为屋里的其他人捉牙虫时，被她婉拒了。哥伯播义等人仔细观察了捉牙虫的整个过程，但看不出任何破绽。不过，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哥伯播义产生了怀疑。哥伯播义清楚地记得，这个女郎中总共捉出了4条虫子。可是到了算钱时，却发现杯子里有6条虫子。那个女郎中争辩说，有两次她是同时捉出了一对虫子，只是周围的人没有看清楚。

这个女郎中拿着钱离开后，无论哥伯播义他们如何邀请，再也没有一位女郎中愿意为他们行医了，可能是怕露了马脚。不久，哥伯播义等人遇上了一位双目快要失明的老妇人，而她原先竟然是从事捉牙虫的女郎中！这件事使哥伯播义彻底明白，所谓的捉牙虫原来是一种骗术。他们赶快写信到美国，让博物馆不要展出那些已经寄出的牙虫。

哥伯播义说，他在浙江省见到过不少捉牙虫的女郎中，但“不知道中国其他地方是否也有这种人”。其实，这种治牙方法在古代中国的不少地方都有。例如，至少在19世纪30年代，广州就有一位名叫关联昌（别号“庭呱”）的画师就绘过一幅题为“医牙”的线描画（黄时鉴、沙进《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59页）。画中的女子右手抓着写有“牙科”的牌子，左手扛着一柄长伞，伞顶上挂有“凤阳精捉牙虫”的招牌（图3）。据此推断，凤阳“药婆”的手艺当属一流，或者说来自凤阳的“药婆”牌。不过，宁波方言歌谣中有“阿婆箝牌捉牙虫”的句子，可见“药婆”扛着招牌是很普遍的。关联昌的这幅画属于外销画，是专门出售到西方国家去的，这说明当时一些西方人也和哥伯播义一样对捉牙虫充满了好奇。